对历史数据的滥用是危险的，它常常用貌似客观和理性的数字来掩饰其背后的简化、模糊和不确定性。任何对于历史的量化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考虑前提条件而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最终会成笑柄。并且，在理解任何量化数据时，一定要确定自己真正弄清楚这个数据的实质，才能使用。
对于历代中国人口数字、土地数字、财政收入等量化数据的理解，尤其需要谨慎，不然就会像高晓松等不学无术者一样，说多少错多少，说是讲历史，其实是讲文学。
对于宋朝财政收入数据的理解，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标准财政单位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基本概念清楚了，将会少很多关于「富宋」的疑惑。
一、标准财政单位
对于宋朝标准财政单位的理解，常常有两点误区，而这两点误区，在题主的一句话」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1、将贯、匹、两、斤、条、株、颗这个混合的统计单位作为宋朝一年的「贯」的收入，例如题主所谓的「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就很典型，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记载：
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这就是很典型的混合统计单位，题主自己或者说不学无术的高晓松向题主灌输的理念直接将其脑补为接近一亿六千万贯；
2、宋朝的标准财政单位是「贯」，而不是铜钱贯。黄仁宇就是在这个上面栽了大跟头，直接认定有宋一朝的财政收入都是由铜钱「贯」计量的，从而导致其谈论宋朝财政的时候，基本每一句话都是槽点。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北宋时期铜钱是主要货币，但是由于北宋货币的割据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是专用铁钱的，而陕府西路和河东路铜铁钱兼用；而到了南宋，纸钱的「缗」或者「贯」才是基本的财政单位，铜钱几乎很少用，且纸钱的「缗」和铜钱的「贯」两者的价值逐渐分流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题主所谓的「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就是典型的犯了第二个错误，误把「贯」当成铜钱「贯」来计算，而纸钱的一「缗」有些时候连十分之一铜钱「贯」都不值，两者安能直接等价？
二、通货膨胀
很多人认为南宋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基于一个误区：误把货币发行量当做实际购买力，将货币价值当做永恒不变的常量，而忽视伴随南宋从始到终的通货膨胀现象。
其实，按照他们吹南宋经济的思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认为委内瑞拉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好的国家，毕竟短短数年，其以货币计算的国内经济已经实现了千百倍的增长，这是真正的吊打世界。
宋朝仓皇南渡之后，由于铜矿枯竭、北方产铜区的丢失，南宋政府在1136年即使收敛了民间的铜器，也只铸造了铜钱40万缗，并且很多都是折十折五的大钱。南宋的经济基本靠纸币支撑，铜钱弱化到了边缘。而纸币和铜钱的计量单位虽然都是缗（贯），但是两者越到后来相差越大，到了第十八界会子的时候，二百贯还不够买一双草鞋，而到第二十六界会子的时候，币值已经贬值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
为了将这种通货膨胀表现得更加直观，可以看全汉昇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的「宋末纸币流通数量图」：
可以看到，从宋孝宗到宋理宗，其流通纸币的数量近似指数型增长，这种大规模的滥发纸币，来源于南宋对外作战的军费所需，其直接后果是纸币价值直线下降。
以滥发的纸币和其他朝代的真金白银作比较，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忽视通货膨胀而只做简单的数学大小比较的方法，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推导。例如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因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渡时宋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到淳熙末年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就归功于对外贸易的强盛，其实则绝大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关系。 [1]
而关于明朝财政，误解同样很多，最严重的是把所谓的户部太仓库收入当做全国总收入。但是，将太仓库的收入当做明朝的总收入，只能说对明朝的财政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明朝的户部不是如今的财政部，它的收入只是整个明朝中的一块，其它各部门，例如兵部、工部、礼部，以及皇宫大内都有自己收入不菲银库。
明朝中后期，税赋分两大块：实物和非实物（白银）。即使在一条鞭法推行了之后，实物征收（例如供给宫中的白粮）依然是十分庞大的一个数字（在1600年左右，每年解送至宫中府库的各种供应，价值四五百万两白银。一部分供应由田赋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于对里甲的征索（【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并且，即使是白银征收，也不仅仅有太仓库这一项。除了太仓库，兵部太仆寺、工部节慎库、皇宫的内库等，其白银收入也十分庞大。
兵部太仆寺：
其实际收入至正德八年增至近18 万两，嘉靖七年达36 万余两，之后增长更快，相继突破40 万、50 万、60 万、70 万大关，至隆庆二年高达78 万余两，隆、万以降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40 万至60 余万两之间。而常盈库中的存银量在正德初就达一百万余两，至嘉、隆之际高达一千余万两。
工部节慎库：
节慎库岁入工部四司各种名目的银两总数在八十万两以下。例如隆庆三年的记载：该库每岁收银七八十万两。
皇宫的内库：
最大的进项是漕粮折色的金花银，最开始是四百万石漕粮每石折色0.25两，总计100万两。万历年间又加了二十万两。并且，后来的官田折色也一起解收至内库。另外，马尼拉大帆船进口的白银，政府也是有收税的，只不过按照明朝惯例，税并不高，「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东西洋考】），这部分银子也是解收到了内库。
对于非实物收入，仅供奉给皇宫的白粮，在江南五府就为20万石。其它的例如皇木、贡茶等，开销也是十分巨大。
并且，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属于自己负责，除了一部分税粮留存作为经费以外，一些其它的物资征派和差役的白银折纳，也是自己的收入。例如：知府轿夫费银二十两；布政使司笔筏银十八两等，这些都是要加派到里甲之中。
经济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穷」和「富」所能概括的。就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所说：以极简的方式谈历史是可怕的。
参考
- ^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