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区分富人的性质，第二，只看到了人，却忽视了体制。
第一，秦始皇是富人，爱迪生也是富人；但是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利用权力掠夺财富，后者先用智慧与劳动致富，后用资本剥削发财。
爱迪生是否需要为穷人的贫穷负责？左右两派也许会有争议。但是，秦始皇是否需要为穷人的贫穷负责，左右两派不应该有争议。穷人也许会容忍爱迪生型富人的发财，但是穷人绝不会忍受秦始皇型富人的享受。
比贫富不均更严重的，「是有很多人他富得没有理由，不管按照社会主义理由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理由都不应该是这样的。」（1）
第二，「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2）「社会成员的贫困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客观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不平等使他们日益走向贫困。」（2）
「我们必须看到，在「新民生」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压力之下的弱势群体，其弱势的形成主要并非由于他们的「无能」，而是由于政府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多项社会权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