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答案， 归根结底，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一套提供保证的制度体系。
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数量可多可少，仿佛大海有潮汐潮涨，但货币的价值可不能轻易的「随波逐流」，货币价值这艘「船」的稳定取决于它的「锚」。
何谓货币的「锚」呢？
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时代，货币是不需要 「锚」的，因为贵金属的开采、冶炼、铸造以及分布的不平衡（稀缺）约束着它的供给，金银的价值就是货币的「锚」。到了信用货币制度下就不一样了，得益于伟大中华民族发明的印刷术和造纸术，印刷纸币的成本是很低的，总不好说造纸和印刷的成本就是这张纸币的「锚」吧。
自打有了纸币以后，货币就一直在寻「锚」。早期中国钱庄的银票和美国发行的「银行券」、「金币券」、「银币券」之类的，尽管其形态是纸币，但是它的「锚」好定，因为他们都可以立马换成等价值的贵金属，所谓「见票即付」是也。贵金属本位下的纸币之「锚」就是它所能兑付的黄金、白银。
但是大萧条的到来，却从表面到内涵彻底改变了纸币。原先美国的金币券印着「In Gold Coin Payable to the Bearer on Demand」（向持票人兑付金币）。为了应付大萧条和战争，欧美各国废除了贵金属本位制度（尽管中间也短暂恢复了一段时期），美元替代了金币券，「向持票人兑付金币」的字样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本法定货币可用于支付一切公私债务）。尽管美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的法定价格，但是政府宣布进行黄金管制，强制美国公民将手中黄金换成美元，并禁止公众在国内拥有黄金或从国外购买黄金。所谓的「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也就是说说而已，你要真想将手中的美元换成黄金给老婆打个项链、戒指啥的，门儿都没有！
二战之后，美国在西方世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双挂钩机制--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一个固定汇率）。西方各国毕竟不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尽管在美国国内美元是无法换成黄金，但是西方各国是可以拿着手中的美元找美国政府按照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兑换成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后文会有详细介绍），世界货币进入了「牙买加体系」，简而言之就是世界各国的货币「放飞自我」，不再与任何东西挂钩，汇率自由浮动。
「放飞自我」的后果是严重的，有些国家不仅是「放飞」简直是「放纵」，比如津巴布韦发行的货币，其票面数字「1」后面有几个「0」，不花点时间还真是数不清，其最大面值货币100万亿（请拿纸和笔自己算有几个0，手指头是不够用的）。但是其价值恐怕和废纸没有太大区别（根据2019年12月9日汇率,1元人民币可以换8693940286津巴布韦元）。当然，这样的货币即使再「法定」，本国公民也是不会接受的。
脱「锚」的货币恐怕还是要寻「锚」。许多国家开始再次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为「锚」。这点尤其在拉美国家比较普遍。厄瓜多尔甚至宣布废除本国货币苏克雷，直接以美元作为该国的流通货币；巴拿马除了使用其本国货币巴波亚之外，还将美元设为法定货币。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货币局制度。货币局制度下，政府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承诺本币与某一确定的外国货币（美元）之间可以以固定比率进行无限制兑换，并要求货币当局确保这一兑换义务的实现的。
这说明，实力弱小的国家或地区一般会钉住一种强势货币，以此货币作为本国货币的「锚」，本国货币的发行，以「锚」货币的外汇储备为发行保证。比较典型的就是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7.8港币兑1美元作为固定汇率，只允许一个很小的波动的范围。当港升值到7.75美元兑换1美元的时候，香港金管局就会买入美元投放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回到7.8；当贬值大7.85港币兑1美元的时候，就会卖出美元买入港币。每发行7.8元港币，必须要有1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保证。大家可以仔细看一港币，不同面额的港币尽管图案不一样，但都有四个字「凭票即付」，「即付」的就是美元，港币持有者可以随时到银行兑换成美元。
对于香港这样的小型经济体，由于其经济自由度高，属开放性经济体，这样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香港经济，减低外国经济及汇率上的波动对香港造成的冲击，亦可减低与香港从事贸易及外国投资者在香港投资的汇率风险。此外，香港的原材料、食品与消费品等，大部分依赖进口（用美元支付或标价），固定汇率亦可稳定香港的物价。但是货币局制度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失去了货币的发行权利，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了货币调控的权利。因为货币发行完全取决于美元的流入多少，政府无法决定发行多少货币，这也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只有货币局（金融管理局）没有中央银行的原因。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元自己也没「锚」，尤其金融危机后，一轮轮的量化宽松，滚滚美元洪流「飞」向全世界，许多国家开始了「去美元化」。
那么究竟信用货币该以什么为「锚」呢？关于这点，议论纷纷。我国学者周其仁提出以中央银行行长为锚。他认为，「在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经济里，‘非人格化的制度安排’，终究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因此币值的稳定取决于中央银行行长是否能顶住压力坚守原则。在他看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就是美元重建的「央行行长之锚」。显然这一看法具有浓厚的货币主义学派的味道。
HBnLh">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和我国学者黄海洲提出了国家资本结构理论。他们借鉴金融学中公司财务理论，将国家比作是一个公司，而公民则是公司的股东。一国的主权货币和以及本国货币的国债相当于「股票」，而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从其他国家借入的钱相当于是公司「债务」。
当一国超发货币造成通胀的时候，相当于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增发，在一国经济水平没有发展的情况下，「股本」被稀释，「股票」价格自然下跌。向其他国家借钱固然不会存在稀释「股本」的问题，但是债务多了就会有破产的风险。一个国家应该借多少外债、发行多少货币、增加多少外汇储备？是个大问题。他们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尽量少借外债以减少国家破产风险，但过量发行货币或以本国货币发行国债（股票）又会增加通货膨胀（稀释成本），最优资本结构应使二者达到平衡。外汇储备则可以减少由外债引发的国家破产风险。不论是股权融资（发货币）还是债务融资（借外债），资金应该投向收益为正的项目，这样才能使「股票」增值。如果资金投向无效的项目，那么要么导致「股票」跌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要么引发债务危机。
其实无论是以「中央银行行长」为「锚」，还是以别国货币为「锚」，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货币币值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不会大起大落，不会大幅度贬值，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全世界都相信，你做出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承诺是可信的、可靠的。一种货币是否能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最关键的也是建立起让全世界都承认的信用。归根结底，一国货币的「锚」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一套提供保证的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