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事情特別有日耳曼民族偉大的民族性遺風。
二十世紀以前的英國公學教育，最看重的就是體育。用那個年代英國人和歐洲各國精神英國人總結的理論來說，大英帝國的士兵就是在體育場上培養出來的。在體育運動中，青年人培養合作意識、競爭意識與爭強好勝之心，同時以禮儀和嚴格的訓練來學會自我約束。沒有體育，就沒有肌肉強健但溫文爾雅的英國紳士，就沒有大英帝國。而偉大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會像歐洲大陸人一樣腐化、墮落、軟弱、陷於混亂。此外，強健的體魄並定期操練，還有助於強化人的意誌，從而自覺抵制不健康思想的侵蝕，有利於維系社會共同體的穩固。
現代奧運會之父顧拜旦就是這麽個精神英國人。他對英國公學的體育操練大為贊賞，認為這種教育是大英帝國活力和生命力的基石，是開明士紳階層的搖籃。而這樣培養出來的士紳，才具有足夠的品性、修養與意誌，成為公民自治與公序良俗的中堅力量。他本人是18、19世紀歐洲常見的貴族自由主義信徒之一，信奉溫和而開明的精英階層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而奧運會就是彰顯這種世界秩序的儀式之一。
一定程度上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體育模式。作為一個以高度軍事化著稱的國家，普魯士是當代大眾體操的起源地。它不旨在以體育運動的方式涵養紳士品性，而追求以操練的方式為全民軍事化提供準備。非常明確且功利地追求團結統一、強健體魄，營造一種嚴格但平等的軍營紀律。
新中國的體育事業就其開端而言，無疑更接近普魯士模式，即直接服務於軍事和民族政治需要，強調集中、團結、統一、平等。但隨著政治方面的松弛與社會階層的逐漸分化，體育運動，尤其是大城市、頂尖高校裏的體育運動，也開始出現了二百年前的盎格魯-撒克遜意涵，即用於培養一個可靠的、內部緊密報團的精英階層。這個精英階層會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乃至影響一個國家的前進方向。那麽，在漫長的十九世紀已經結束一百多年以後，這種培養方式是否能夠使一個民族的精英具備更充分、更全面的品行，從而對整個民族的精神面貌產生更深刻的影響呢？尚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