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剛騎到德黑蘭兩天，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突然爆發了沖突，前往土庫曼的過境簽證暫停發放。
文 | 金姬
奧雷·伯曼在騎行中從未遇到搶劫、伏擊或綁架，行李也沒有遺失，但他還是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變故而不得不改變行程。
當他剛騎到德黑蘭兩天，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突然爆發了沖突，前往土庫曼的過境簽證暫停發放——這裏本來是奧雷計劃前往的下一站。無奈之下，他只得放棄了這一段路的騎行，轉而飛去阿聯杜拜，再從杜拜前往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幹，繼續自己的旅途。
在塔什幹，奧雷足足等了4天才拿到自己的行李，其中就包括他最重要的夥伴：自由車。「那一刻的安心感難以言喻。」他回憶道。
今年2月到7月，64歲的荷蘭教授奧雷·伯曼（Ole Bouman）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發，終點是上海，完成了跨越10756公裏的騎行旅程。
奧雷·伯曼以騎行的視角，沿著絲綢之路，展開了東西方文化的對話。
奧雷·伯曼的旅程涵蓋了18個國家，歷時156天，全程騎行使用18公斤自由車，攜帶45公斤行李；
經歷了3次爆胎，跨越約300條河流和溪流，翻越約100座山脈，穿越3個沙漠，經歷3個季節，使用8種貨幣，跨越16個語言區；
參觀500個歷史古跡，穿越1個戰區，見證100個戰爭紀念碑，記錄下1000個和平的瞬間。
回到上海，奧雷·伯曼（Ole Bouman）和同濟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學生共同策劃展覽——「東遊記」(Journey tothe East)。
9月上旬的一天，身處歐洲的奧雷·伯曼接受【新民周刊】越洋采訪時表示：騎行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
自由車王國的孩子
奧雷·伯曼的家鄉荷蘭，有「自由車王國」的稱號。據荷蘭統計局統計，2023年荷蘭大約有2350萬輛自由車，比荷蘭2023年統計的總人口數1781萬還多。
至於荷蘭人為什麽那麽愛騎自由車，一方面是因為荷蘭全國地勢相當平坦，在這裏騎車完全不必上下丘陵和山脈，騎自由車方便又輕松。荷蘭全國與自由車相關的設施建設也十分完善，就連火車上也設有自由車可停放的車廂。
另一方面，荷蘭人非常註重經濟、環保，而自由車在短途中這兩方面優勢很明顯。
此外，荷蘭人認為多騎自由車既能鍛煉身體、接近自然，還是親朋好友間情感互動的好方式。 據統計，荷蘭人平均每人每年騎車979公裏。
奧雷·伯曼記得自己和自由車的真正結緣是在他8歲的時候。「我從爸爸那裏得到了一輛自由車。我仍然記得找到速度和自由的快樂，把我的世界擴大了幾公裏。」
奧雷·伯曼小時候生活的地方，是荷蘭風格派畫家蒙德萊恩的誕生地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1960年，奧雷·伯曼生於這座荷蘭中部城市，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德國人。
「我母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德國來到荷蘭，她學荷蘭語很快。我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在奧雷·伯曼4歲的時候，他們全家搬離了阿默斯福特。
「父母給我一輛自由車是有點冒險的，幸好我們住在一個相當安全的村莊，機動車很少。」
要知道，上世紀60年代的荷蘭曾以小汽車主導為主，但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導致兒童傷亡引發社會人士強烈的不滿。在相關社會團體不懈的呼籲下，城市管理者逐步轉變了觀念，開始發展以自由車為主的永續交通模式。
奧雷·伯曼至今都保留著一張他12歲時在阿姆斯特丹參加某條自由車道啟用典禮時的照片。對他而言，他也算見證了荷蘭發展騎行的歷史。
上世紀80年代，荷蘭許多城鎮效仿阿姆斯特丹，開始引入一系列措施，讓人們騎自由車能更安全和便捷。
奧雷的職業和身份變化很多，但他始終把騎行當作自己的最大愛好之一。
奧雷·伯曼也不滿足於父親給的藍色兒童自由車。 他做了一個夏天的報童，攢錢買了第一輛公路自由車（相當於人民幣800元），不斷擴大自己的騎行範圍。
而後，他又在法國蔚藍海岸洗了一個夏天的碗，為這輛自由車配上了高端元件。
中學畢業之後，奧雷·伯曼進入了代爾夫特理工大學主修建築，而後又前往阿姆斯特丹大學學習文化學。
歷史學家、作家、攝影師、建築師、雜誌編輯、出版人、策展人、教授……幾十年過去，奧雷的職業和身份變化很多，但他始終把騎行當作自己的最大愛好之一。
一場特殊的設計課
2005年，45歲的奧雷·伯曼第一次來到上海，在南昌路的一家網咖裏作了一場演講。那時的上海，已經不是一座「自由車城市」。
此前，2010年開始，奧雷·伯曼每年都會到深圳工作一段時間。2015年，奧雷·伯曼選擇長期留在中國，開啟與中國的「對話」——擔任第五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創意總監，改造老玻璃廠房，建立新博物館……
兜兜轉轉之後，奧雷·伯曼在2022年正式到上海工作，擔任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2023年10月，在「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背景下，奧雷·伯曼在網上公布了自己的「東遊記」計劃。
「這次自由車之旅的關鍵原因，是我對東方的深深敬重和迷戀，這對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我的母親來自飽經戰火的德國，使得我的家庭一直將東方視為意義之源。在對自己祖國的文化方向感到失望後，我的職業生涯在中國找到了新的目標。」
在他看來，「東遊記」就是一場「東西方文化對話」。
近十年間，奧雷·伯曼在中國的工作充滿機遇與挑戰， 「我學到了一些‘中國式’的思維方式、運作模式、管理方法等等。但造成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在哪兒？我從未真正接近過這一問題的核心」。
旅途中的記錄
「東遊記」也是奧雷·伯曼對騎行的一種致敬。
「騎行文化以最濃縮、原始或者說凝練的方式，代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類行為、政治格局、社會安排、多樣的環境、氣候條件、感知的強烈度，只要你跨上自由車開始踏行，尤其是與他人一同踏行時，這一切都會展現出來。」
奧雷·伯曼還把「東遊記」設計成一堂特殊的大學課程。作為2024年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春季學期新開設的專題設計(Ⅳ)系列子課程。
「東遊記」結合線上線下教學模式，將旅程拆解為一系列課程單元：奧雷·伯曼每周線上分享並解讀行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而同濟學生們則探討與表達自己對東西方文化的理解，分享對伯曼教授騎行旅途的建議，最終合力完成一本【東遊記】的著作，並策劃完成一場展覽。
奧雷·伯曼將騎行的自由車作為「東遊記」展覽的展品展出。
透過4個月的準備，今年2月1日，奧雷·伯曼從阿姆斯特丹出發。
「我專門為這次旅行買了一輛自由車，我認為這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計畫。我一直在尋找一輛非常可靠和堅固的自由車，它可以承載所有的重量，在路上支撐我半年。這輛自由車成了我的好朋友，它把我安全地帶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同濟學生，也成為他的「後援團」 ——有的時候往南騎到一半，有同學在課上給伯曼教授出謀劃策：另外一邊某個地方感覺更有意思。第二天，他就會轉頭向北。「我們交流很多，這其實並不是一種單向的教學，因為這條路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陌生的、開放的，包括我自己。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大家更在給我上課。」
重新認識世界、了解中國
在德國特里耳，奧雷·伯曼特意路過了馬克思的雕像，這座雕像是中國送給特里耳市的禮物。它面前的說明板還用中文寫下：馬克思，是特里耳市最著名的兒子。「我在歐洲生長，但這裏的許多東西，我自己之前都從來沒有發現。」他說。
除了邂逅「中文」，旅途中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中國元素。有一天他逛完了成吉思汗的後代修築的蘇丹尼耶圓頂，這是一座被綠松石琉璃瓷磚覆蓋的宮殿。正當他準備繼續自己的旅途時，一位騎摩托車的男人追了上來，告訴他：一定不能錯過附近的「龍谷」——在這裏，中國工匠受統治者的委托，在巖石中雕刻出了兩條「巨龍」。
除了隨處可見的中國元素，還有人性的善。在伊朗，奧雷·伯曼曾在淒風冷雨中翻越一座山嶺， 一輛陌生的汽車靜靜地緊隨渾身濕透的他，「後來我明白了，司機想讓我坐進他車裏避雨，好暖和一點兒」。
兩人素昧平生，語言不通，宗教不同，「這不是我索取的善意和款待，是另一個人自主而生的善念。而這樣的善念伴隨著我整個旅程」。
奧雷·伯曼在土耳其遇到一位來自中國廣州的騎行者。
每到一個大節點，奧雷·伯曼都會停歇一會：滑鐵盧、維也納、伊斯坦堡……他在這些城市，用各種不同主題的活動來回顧之前的旅程。
「有的時候我會作演講、辦展覽，或者和各種各樣的人開研討論壇。人們可以透過我拍的照片，看到我眼睛所看的東西，這樣我的旅行才不會變成一個黑洞。」
當騎行到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時，奧雷·伯曼看到了廣袤的建築群——從冷戰結束前的辦公樓到工廠——已經淪為被遺忘和荒廢的犧牲品。「騎行這些國家，你見證的是資本主義接管的直接後果。除了歐盟的幾個聲望工程，你能感受到的是大多數未能抓住新機遇的當地人所付出的生存代價。」
因禍得福的是，因為在塔什幹的意外停留，也讓奧雷·伯曼認識到這座城市也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的歷史交匯點，與撒馬爾罕、布克斯奧羅、梅爾夫、希瓦和烏爾根奇等城市齊名。
5月10日，奧雷·伯曼抵達新疆。從伊寧進入，途經烏魯木齊，再深入到廣袤的戈壁沙漠。
他在交河故城領略佛寺遺址的宏偉與寧靜，在瓜州的博物館聆聽玄奘法師取經的傳奇故事，遊歷敦煌莫高窟和張掖大佛寺。在蘭州，領略多元文化共處的魅力；在洛陽，探訪老子的足跡。他一路向東，踏入華夏腹地。
7月5日中午，奧雷·伯曼終於抵達上海同濟大學。8天後，名為「東遊記」展覽在浦東碧雲美術館開展。
展廳正中央，擺放著奧雷·伯曼的「親密夥伴」——那輛伴他騎行萬裏的自由車。
他把自己的行程打印下來，和絲綢之路、玄奘西行，還有馬可·波羅的東方之旅繪制在一塊地圖上。
展覽結束後，奧雷·伯曼還將出版【東遊記】這本書。而對於下一段騎行旅程，他還不確定，「我不敢相信我會找到另一段這樣的旅程，因為這是一個跨越地理和文化的探索之旅，承載著的歷史厚重和人類智慧的積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