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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規模巨大’的共同富裕本無經驗可循，惟有轉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化，協調物質精神雙文明，才能和平發展。而民族地區恰恰具有國家生態化轉型的後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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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道中華大講堂」第六講在中交集團開講，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在講座上說。
▲溫鐵軍在「道中華大講堂」演講。（黃哲 攝）
發展桎梏：弱勢群體的自我積累能力問題
不僅在國內，我們在世界上很多開發中國家也在做比較研究，發現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很少被人們提到：大多數弱勢群體，無論它是以國家的形式，地區的形式，村社的形式，還是以戶的形式存在，都有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自我積累能力差，這是弱勢群體普遍貧困內在的問題。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尤其是老家在農村的朋友們，想想我們用什麽樣的辛苦勞動，才能夠日積月累地形成一點點自我積累。然而，這點積累的能力和你面臨的風險之間完全不對應。所以世界範圍內脫貧攻堅是一個大難題，原因就是很少哪一種體制，哪一種政治或哪一種領導能夠有效地幫助弱勢群體實作自我積累能力上升，並且由此形成有效應對風險能力。
為什麽中國的脫貧攻堅能夠取得重大的成績？其中重要的一點，國家和國企發揮了替代弱勢群體積累能力不足的作用，這個作用也利於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國企是以國家名義存在的大資本，必須承擔社會責任，更主要的是，國企能夠幫助弱勢群體實作他們不可能做到的重資產投資，而任何一個地方鄉村產業如果要升級，沒有一定的重資產投資的能力是太難實作的。
▲中交集團實施農業產業幫扶計畫。（圖片來源：怒江黨建網）
國有企業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
財政為主承擔脫貧責任，加上國企進入貧困地區開展脫貧攻堅，其實就是讓當地弱勢群體可以零風險地得到國企承擔重資產投資責任而形成的資產，貧困人口集中地區的普通群眾雖然有勞動力，但他們沒有資本，而國企提供的恰是他們不具備的資本投資能力，並且幫他們承擔了資本投資的風險。
我們透過多個比較研究發現，無論是已開發國家還是開發中國家，只要照搬西方制度，都不能有效地解決弱勢群體自主積累能力差的問題，更無力替弱勢群體去承擔資本投資的風險。但在我們國家，財政和國企能承擔資本投資的責任和風險，以此促進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績。
比如中交集團在開展扶貧的地方建立的建築建材產業，這對當地來說幾乎是很難靠他們自己的資本積累能力建起來的。這些在地化產業能帶動當地人的就業和收入提高。
▲黃土高原上的光伏電站。（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再如，黃土高原降雨稀少，本來不適合人類生存，但國企往黃土高原投資建了大量的光伏計畫，一個村安裝了幾百萬的光伏裝置，讓當地的貧困村直接占有發電收益。我曾到過山西的一個有84個村的縣，其中80個是貧困村，每個貧困村都裝上了一套光伏。光伏資產投資的資本是國家的扶貧資金；國企做的裝置；風險也是國企承擔；收益給貧困村。一套光伏裝置的運作時間是25年，至少在這個期間80個貧困村得到了穩定的收入，有助於整村擺脫貧困。
「有效銜接」階段促進鄉村集體經濟的必要性
進一步看中央要求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這就要理解新型集體經濟的作用。
脫貧攻堅實施過程中，集體經濟是代所有農戶來持有國家扶貧投資所形成的資產，這叫國家資產集體代持。集體不是國有，是村域範圍內所有農戶成員的集合體。不是完整意義的公有制，因是村域範圍內所有農戶的集合體，其產權是為集體所有制。
▲江西金溪縣滸灣鎮洛城村村集體經濟清水魚養殖基地，助力村民致富增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所以到現在為止，集體被作為特別法人，不作為企業法人，原因之一是村作為集體經濟載體破不得產，不可能出現一個村集體破產、連帶所有農戶都破產的情況，因此不是簡單的工商法人。那集體怎麽運作？集體經濟與工商企業既自然人可以各自投資成立合作制公司，集體參加進去的是資源股。
山區喬灌草與風光水綜合構成空間生態體系，形成穩定的陽光水土能源對自然物質的迴圈。客觀看，一個村域範圍內的山水田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不能切開。國家領導人指出：如果種樹的只管種樹、治水的只管治水、護田的單純護田，那就破壞了生態的系統性，當然也就無法實作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所以，就要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即「三全」才能開發。據此，新型集體經濟就是一個代表著村域範圍內所有利益主體的共同體，大家都是集體成員，共同來體現對空間生態資源的產業化開發，這就是領導人要求的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
民族地區生態轉型發展之路
中國的民族地區大部份集中在山區、高原，甚至戈壁荒漠，普遍不具有形成自主積累能力、難以提升資本積累率、無法形成自主承擔市場風險的發展條件，因此成為欠發達地區。
所以1980年代搞脫貧攻堅政策研究的時候，曾經把「老少邊窮」作為一個概念：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境地區、窮困地區，共同的特點是都缺乏資本，也沒有自主的資本積累能力，形不成資本積累就沒有進行產業升級的條件。而且產業升級是驚險的一躍，充滿了風險，誰替它們承擔風險？弱勢群體遭遇一個風險就使得他可能再也爬不起來。這是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據此看，我們在民族地區的工作，在「老少邊窮」地區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和國家的重大戰略調整結合起來的。
領導人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需知，西方的現代化是少數人的現代化；而我們走的是中國式的十四億人口規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此外，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也就是說，城市化率和GDP增長率都不是衡量現代化的標準。 農村很多地方形成活躍的小經濟，農民千家萬戶在做的農康寶、庭院經濟，並沒有納入統計範圍內，沒有表現為GDP增長。
▲溫鐵軍在新疆存取農戶。
我在新疆曾跑過很多地方，也承擔了國家民委的課題，去過雲南、西藏、內蒙古等很多地方。國家如何選擇相對比較適合的、符合國家戰略布局要求的民族地區做重點投資，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因此，當前面對中國重大戰略轉型調整，特別是從海權戰略向陸權戰略做方向性調整的時候，每一個相關的邊疆地區都有如何研究本區的區情，如何跟國家戰略做結合的重新定位問題。
比如國家領導人對新疆烏魯木齊的定位是「樞紐」，意味著如果西出借助陸權戰略推出中亞和西亞，這個樞紐就在烏魯木齊。應該知道，實際上因為邊疆民族地區沒有像東部地區那樣過度依賴海權，沒有依賴外國資本，因此這恰恰是我們發揮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最適宜的地區，形成國家做逆周期甚至跨周期戰略調整的重點地區。
▲烏魯木齊鐵路樞紐內蘭新鐵路上行駛的中歐班列列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因此從國家戰略調整的角度來說，老少邊窮地區、邊疆民族地區恰恰具有後發優勢。 之所以國家戰略調整以烏魯木齊為樞紐，在於海權競爭受阻的程度恐怕大大高於陸權競爭。
很多人算經濟賬：一個貨櫃船就能頂幾百上千個班列？的確如此，但是如果海運通道被阻斷了，經濟效益再好也沒用。那這些情況隨時可能發生。多種因素都必須納入考慮。
從國家戰略高度來看，民族地區之具有後發優勢，恰是原來我們的發展主要在沿海，而現在則主要向內地轉變——國內大迴圈為主體。特別值得關註的，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也就是生態化。真正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化地區在哪兒？就在邊疆民族地區，就在鄉村，在那些自然資源條件和人的「三生合一」相對和諧的地方。
由此可知這些地區都具有相對明顯的比較優勢。
▲溫鐵軍講座現場圖。（黃哲 攝）
如果把「全球南方」（指世界各地有時被描述為「開發中」或「欠發達」的國家）納入進來做統籌考慮，其實我們國內的南方就是邊疆民族地區。做一個系統的戰略安排，和不同的區域發展需求做某種程度的結合，就將是一個產業擴張發展的巨大空間。這個空間擴張可以換來未來幾十年的和平發展的時間，因而，時空條件對我們這個實體經濟大國來說，客觀上還是具備條件的。這是國家重大轉型階段邊疆民族地區的比較優勢，應該納入各地的政策討論。
（未完待續）
監制 | 王翔宇
責編| 才麗媛
制作 | 胡曉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