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訊息，10月11日，備受社會關註的余華英涉嫌拐賣兒童案，在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一審開庭。這是余華英第二次在這裏接受審判。
之所以說是「第二次」，是因為在2023年7月，余華英已經站上過貴陽中院刑事審判庭被告人席，並於同年9月被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此案二審後，因公安機關又發現余華英其他涉嫌拐賣兒童犯罪事實，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將案件發回重審，於是有了「第二次」。
原審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余華英拐賣11名兒童，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依法判處其死刑。此次重審，余華英涉嫌拐賣兒童的數量從11人增至17人，與原審相比，罪責更加深重，重審判決結果，幾乎沒有懸念。
死刑是最嚴厲刑罰。原審已經判了余華英死刑，如今對她的指控中多了6名被拐兒童，但最高也仍是死刑。「都是死刑，重審是不是‘多此一舉’」？部份人的疑問，值得一說。
從余華英的角度，拐賣11名還是17名兒童，罪孽都足夠深重，結果大機率都是死刑，似乎沒有區別。 但拐賣11名還是17名兒童，數量不同，其罪孽的深重程度是有差別的。法律需要認定而不是忽略這種差別。
出於對拐賣兒童行為的痛恨，公眾更多關註的，是余華英被判處怎樣的刑罰、是不是死刑。的確，對罪犯判處刑罰，是刑事評價的關鍵一環，很重要。但其並非國家追訴犯罪的全部。 完整的刑事評價體系，不僅包括對罪犯的最終處刑，也包括對其所犯罪惡的事實認定和法律評價。
余華英拐賣了17人，如果只對拐賣11人做事實認定和法律評價，對她的刑事評價就是不完整的。不放過罪犯犯下的每一筆罪惡，這是法治的要求，而不能因「反正是死刑」而放棄對部份犯罪的評價。將本案發回重審，是依法辦案的必然結果。
從被害人視角審視本案，更能發現重審的價值。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孩子被拐賣，往往意味著滅頂之災，現實中，因此家破人亡的並不鮮見。人販子被抓到，屬於被害兒童及其親屬的正義即將實作，這令人欣慰，也令人期待。
原審和重審，即便結果都是死刑，正義的實作範圍也並不一樣：因拐賣11名兒童被判死刑，死刑判決蘊含的是11名兒童及其親屬的正義；因拐賣17名兒童被判死刑，則蘊含了17名兒童及其親屬的正義。 同樣是死刑判決，「正義含量」並不一樣。
也就是說， 只有將案件發回重審，將余華英拐賣6名孩子的犯罪事實納入法律評價，屬於6名孩子及其親屬的正義才能實作，其被傷害的情感才能得到慰藉。 相反，一旦滿足於「已經是死刑」，對6名孩子被拐賣的事實失去痛感，不將其納入法律評價，正義將有缺失。
值得註意的是，最新報道顯示，余華英缺錢時，曾5000元把自己兒子賣了。這種洞穿人倫的案情細節，更進一步地凸顯了「對其所犯罪惡的事實認定和法律評價」的必要性。
拐賣人口犯罪被稱為「古老的罪惡」，其本質是對人的物化。在本案中，原審一審判決用最嚴厲的刑罰，對這種醜惡的犯罪做了最嚴厲的否定。相信重審判決，也不會讓公眾等很久。（作者：李曙明 律師）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