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二戰日本為什麽進攻美國？石油是表象，中國是關鍵
1943年2月18日，美國國會中央現身一位中國女性，她的身影格外引人註目。當天，宋美齡並沒有詳述中國在日本侵略下所受的苦難，而是表達了對美國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肯定。
事實證明，宋美齡的演講取得了巨大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援助。盡管在采訪中她對羅斯福的政策有所保留，但對方仍欣然承諾以「以上帝允許的最快速度」支援盟國。
宋美齡之所以能夠成功爭取美國的援助，不僅在於她的出色表現和兩國之間的同盟關系，也根植於二戰時期美國人對中國的格外關註。
有人認為日本對美開戰的原因是美國對日禁運政策迫使其走投無路。然而，大量日本史料顯示，禁運只是這場沖突的一部份，更令日本法西斯陷入絕境的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戰場的持續關註。
事實上，美國人並非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刻就開始關註中國，他們的態度變化始於三國軸心建立。
1929年，一場經濟危機席卷全球。最初，人們或許未曾料想到這場危機將帶來何等嚴重的後果。
隨著危機的蔓延，各國民眾在選擇領導者時更加註重其是否能夠為國家帶來更多利益，而對其行為是否會危及他人則相對漠不關心。
在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等受制於國家發展的壓力之下，這一狀況顯得尤為緊迫。
兩年後，日本侵略東北地區。再過兩年，希特勒成功掌控德國。
希特勒在上台初期更加關註與義大利的關系，對日本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熱情。
1933年2月，國際聯盟就「李頓調查報告」進行表決，德國投下了贊成票。這份調查旨在揭露日本侵略東北的罪行，德國等42國的贊成票使日本顏面掃地。
同年10月，德國駐日本武官奧特回柏林述職時，希特勒叮囑他，如果日本要德國承認「滿洲國」，一定要趁機提出一些經濟條件。
這種局勢一直延續到1935年。在上半年，德國奪回了薩爾地區，突破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軍隊的限制，同時蘇聯與法國、捷克簽訂了反對德國的盟約。
與此同時，日本將侵略行動擴大至中國華北，與中國國民政府簽署了【何梅協定】。一年前，日本結束了華盛頓五國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裁軍會議。
兩國都表露了對外擴張的野心，也面臨著國際社會的孤立。在這個時刻，它們共同尋求著盟友。
1935年晚春或初夏，德國商人哈克與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接觸。哈克試探性地探詢，想知道日本是否有意與德國結成聯盟，以共同面對蘇聯的威脅。
大島浩明白哈克代表的是德國高層，甚至可能是希特勒本人的意願。他立即將這一訊息傳達給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
不久之後，大島浩向德國傳達了關於結盟的「個人設想」：一旦德國或日本一方受到蘇聯的進攻，另一方將采取行動。
1935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7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共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使得德國和日本面臨的國際形勢進一步惡化。
1935年10月至11月，德國和日本頻繁接觸。透過多輪密談，希特勒的謀士裏賓特洛甫提出了「反共協定」的構想。
當時，蘇聯已經掌握了反共協定的情報並公之於眾，但日本尚未願意與蘇聯徹底翻臉，因此在後續談判中多次反復，並要求德國註意協定中的措辭。
1936年10月25日，經過十多輪談判，德國外交部終於與日本簽署了正式的【反共產國際協定】。
最初的反共協定並非典型的法西斯協定，雙方甚至試圖說服英國、荷蘭、比利時等國加入。直到1937年11月，義大利簽署了反共協定，該協定才具備了軸心國聯盟的雛形。
義大利加入後，德意日各自推進對外擴張的步伐，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盡管德國屢次示好，日本並未表露更深度的結盟意願。
主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是英國。明治維新後，盡管英國與日本偶有沖突，但總體上保持著合作態勢。特別是在英德直接開戰之後，與德國結盟將意味著與英國對立，而日本不願失去這個強大的盟友。
然而，隨著1940年德國在歐洲的不斷勝利，日本政府開始有了新的考慮，希望在德國嶄露頭角之際奪取英國法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
既然決定與英國對立，與德意簽署新盟約成為了合理的選擇。
1940年7月17日，日本政治家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執政。10天後，日本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釋出了【處理時局綱要】。該綱要指出，日本應「迅速強化與德國和義大利的政治團結」。
9月10日，德日達成新的協定：德意日三國相互承認在「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一旦一國受到除當前參戰國外的其他國家的攻擊，另外兩方都應全力支持，包括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
實際上，直到此時，日本天皇仍未做出最終決斷。他向近衛文麿詢問：「如果與美國發生沖突，海軍的狀況如何？……如果日本成為戰敗國，總理是否願意與我一同赴死？」
從昭和天皇的疑慮中可見，一旦簽署新的盟約，軸心國將把美國視為死敵。
近衛文麿參照了日俄戰爭時伊藤博文對明治天皇的回應：「如果戰敗，將辭去爵位等，為國捐軀。」
在總理如此果斷的回答下，昭和天皇決定采取冒險的態度。
9月27日，三國在柏林簽署了新的盟約，三國軸心因此形成，成為了臭名昭著的盟約。
新的盟約不僅使歐洲和亞洲的局勢進一步惡化，同時對美國社會也產生了深遠影響。自從戰爭爆發那天起，美國人就緊密關註著在歐亞大陸上的沖突。
美國人清楚，盡管當前可以相對安寧地居於美洲，但如果軸心國繼續擴張，戰火終將蔓延至美國本土。
美日政策的分歧
德意日初步結盟時，「反共」這個詞對美國人來說或許還較為容忍。但隨著全面盟約的簽署，他們逐漸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對此視而不見。
在歐洲方向，羅斯福加強對英國的支持，驅逐德國外交官員，甚至授權美國海軍對德國軍艦實施封鎖，再進一步便只剩下直接開戰。
隨後，美國政府將註意力轉向了日本。此時，美國人才開始想到，遙遠的太平洋對岸，還有一場被稱為「中國事變」的沖突可以被用來威脅日本。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規避美國的【中立法案】，中日兩國都沒有正式宣戰。因此，各國在國際事務中都盡量避免使用「戰爭」這個詞，而是選擇使用「中國事變」這種模糊的措辭。
基於一戰後對華盛頓體系的關註和本國孤立主義的盛行，美國人既不願意對中國提供援助，也對中國事變中的是非曲直缺乏興趣。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時任美國總統胡佛明言，這場戰爭「與美國無關」。
1932年，羅斯福當選總統後發表了一場「防疫演說」。他未明確指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卻將其比作瘟疫，試圖喚起公眾對戰爭的關註。
然而，「防疫演說」在美國國內引起強烈反響，羅斯福因此受到媒體的嚴厲批評，【華盛頓郵報】直截了當地對羅斯福發出警告：「總統，停止煽動戰爭！」此後他再也不輕易提及東亞局勢。
即使在1937年發生美國軍艦和油輪被日軍擊沈的驚人事件，美國政府仍選擇保持冷靜。
對於日本，美國僅僅提出最低限度的道歉和賠償要求，反而對本國軍方和商界發出警告：立即撤離軍隊，留下者自認倒黴。
當然，美國並非完全沒有參與這場戰爭。他們在戰爭中向中日雙方銷售物資，大賺一筆。甚至從美國人的貿易活動中，可以明顯看出對日本的偏袒。
七七事變發生在1937年中期，上半年中美貿易額為11538萬法幣，到下半年猛降至7347萬。
相比之下，美國每年向日本出口2億美元以上的商品。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時，這一數位上升到了2.9億美元。
以當時的1美元兌換2.75法幣計算，美國向日本提供的物資是向中國提供的4倍以上！
更令人憤怒的是，美國對日本的出口主要是軍需品。1937年，軍需品占美國對日本出口的58%。此後兩年，這一比例分別上升到了66%和81%。
這意味著美國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中，大部份用於傷害中國人。
直到軸心國簽署盟約，法西斯勢力對美國構成威脅，這一局勢發生了變化。美國人開始認識到，在中國事變中施加壓力於日本，迫使其撤離中國，可以有效遏制日本的擴張，甚至可以透過此手段威脅日本結束三國軸心。
1940年後，美國民眾和輿論仿佛在一夜之間對中國產生了憐憫之情，並對日本侵略行為表達了憤怒。
美國大眾對中國的憐憫是一種真實而樸素的情感，這一點無需否認。然而，就美國人情感變化的時機而言，只有在這些情感符合美國的需求時，美國政府才會加以引導。
隨著民間情緒的對立，中國事變的影響逐漸開始影響美國的對日外交和貿易政策。
1941年4月，美日雙方都收到了一份【日美諒解案】的草案，其中日本承諾只有在德國受到尚未參戰國的積極攻擊時，日本才會履行軸心國盟約規定的義務。
作為利益交換，美國要確保日本能夠從西太平洋地區獲取石油、橡膠等資源，並保障日本在美國勢力範圍內得到平等待遇。
在中國問題上，美國繼續要求日本撤出中國，只是日本何時撤軍以及中國何時開放門戶實際上由日本決定。值得註意的是，這裏所說的「中國」並不包括東北地區，美國將承認偽滿洲國。
不難觀察到，這份諒解案總體上對日本非常有利。實際上，這並非是美日雙方共同商定的結果，而是日本人摸著美國政府底線起草的。甚至在日本駐美大使向內閣報告時，他們還隱瞞了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的附加原則。
當這份草案傳回日本國內時，日本軍方和政府都誤以為這就是美國人的意願。因此，昭和天皇曾經興奮地向內大臣感慨：「美國總統如此幹脆，真是出人意料。」
這份諒解案自然不能令羅斯福滿意，赫爾的勸說下，他才同意將其作為對日談判的切入點。然而，他沒想到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份要求美國做出重大讓步的檔，也未能滿足日本軍部的胃口。
透過軸心國的外交往來，日本政府獲悉德國與蘇聯的關系正在惡化，一場大戰即將爆發。
日本軍部對歐洲盟友的信心十足：「德蘇戰爭對於德國完成大陸霸權是必不可少的，而蘇聯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因此日本……更不應妥協於美國，而必須緊急完成北伐、南進。」
隨著軸心國實力的增強，日本開始對中國和東南亞有所動作。隨著德國在歐洲啟動新一輪擴張計劃，日本也積極參與對中國和東南亞的擴張。隨著軸心國力量的增強，日本人開始將對美國的擔憂拋之腦後。
5月12日，日本駐美大使向美國政府送出了新的【對美國回答】（即5.12日本案）。與之前的【日美諒解案】相比，這份回答直接刪除了日本對中國問題所作的承諾，同時要求美國承認汪精衛偽政府簽訂的一系列出賣國家利益的協定。
根據【對美國回答】，美國政府將無權幹涉中國事變。美國政府對這份檔的評價只有一個詞：詭計多端。
收到5.12日本案後，美國政府意識到日本的野心已經難以抑制，並且此時美日雙方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已經遠遠超出三國軸心問題。
6月21日，美國政府釋出了【對美國回答】的修正案。這份檔與其說是「修正」，不如說是對日本政府的批駁。
美國政府針鋒相對地重新加強了對中國事變的立場，要求「美日兩國均無領土野心」，並且指明美國將限制對軍需品的出口。
然而，美國人的態度並未能震懾到日本人。7月25日，日本軍隊水陸並進，發起了對東南亞的入侵。
當天，美國政府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資產。8月1日，羅斯福宣布對日本實施全面禁運。
直到這時，日本人才意識到自己仍然極度依賴美國的原材料和產品，尤其是美國的石油，被視為「戰爭的血液」。禁運政策出台後，日本陷入了「拖延一日即減少一份物資儲備」的困境。
在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對禁運的恐慌很快轉變為對美國的新一輪仇視。
此時，日本軍方已經開始排斥對美國的談判，但日本政府尚未完全放棄。當年8月，日本向美國發出倡議，讓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和總統羅斯福進行一次「巨頭會談」。
然而，羅斯福對這場會談並不感興趣，他提醒日本政府，與其進行元首會談，還不如先進行「就基本的、核心的問題進行預備會談」。
在此期間，日本海軍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當年4月，海軍對於擴大戰爭的態度還是「不乘良機行使武力，為自衛而使用武力」，在對美開戰的問題上，他們一直持謹慎態度。
然而，由於美國的禁運和凍結資產政策直接打擊到海軍，到了7月底，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轉變了之前的態度，公開要求天皇對美開戰。
得到海軍的支持後，日本軍部達成了徹底的一致。8月9日，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提出【帝國陸軍作戰綱要】，要求迅速穩定東南亞戰局，以便「加速對美英開戰的準備」。
10天後，杉山元再次提出【帝國國策實施要點】，要求日本上下「立即決定開戰」。
8月27日，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開啟了新一輪對美開戰的動員，提出「在不顧對美英開戰的決心下，大體以10月下旬為目標，完成戰爭準備」。這一提議得到了海陸軍聯席會議和禦前會議的支持。
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近衛文麿內閣為阻止對美開戰做了最後的努力，而東條英機則提出了「心臟論」，認為「（從中國）撤兵事關核心問題，若服從美方主張，不僅中國事變成果付諸流水，還將危及對滿洲國和北韓的統治」。
東條英機的言論再一次表明，美國的禁運只是導火索，兩國在中國問題上的對立才是日本不惜對美開戰的根本原因。
10月16日，近衛文麿承諾的最後調解期限已過，政府與軍部爭吵之後，近衛內閣不得不辭職下台。
10月18日，東條英機組閣上台。如果說近衛文麿是戰爭販子，那麽東條英機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戰爭瘋子，他所組建的內閣也充斥著法西斯軍人。
在接下來的十幾天裏，東條英機在軍部召開了8次會議，從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為對美開戰做足了準備。
11月5日，東條英機以天皇的名義召開禦前會議。這次會議產生了兩項成果：一是決定12月1日前美日談判再無成果，日本將開啟戰端；二是制定了新的、也是最後的談判方案。
這一輪的談判方案有兩份，其中之一在軸心國盟約和美日通商問題上作出了有限的讓步，在中國問題上堅持不退讓。另一份是備用方案，新增了在法屬印度支那的讓步。
此時，美日兩國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東條英機的方案與羅斯福的想法相去甚遠，這也只是開戰前的一個過場。
11月26日，美國政府否定了東條英機的兩份方案。12月1日，禦前會議作出了「帝國對美、英、荷開戰」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