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歷史學家阿諾·梅耶
著名歷史學家阿諾·梅耶（Arno Mayer）於2023年12月19日安詳逝世，享年97歲。【雅各賓】雜誌日前刊登了耶魯大學歷史學家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撰寫的紀念文章，盛贊其研究中融入了一種「被對意識形態、激情和歷史的開放性的關註所啟用的馬克思主義」。
阿諾·梅耶（Arno Mayer）
格蘭丁寫道，梅耶於1926年出生於盧森堡一個他自陳是「完全解放且大部同化」的猶太中產家庭，得益於塔克辛奉左翼猶太復國主義的父親看清了納粹的本質並提前準備了出逃計劃，他們在國防軍抵達的前幾分鐘開車逃往法國，途經凡爾登、馬賽、奧蘭、卡薩布蘭卡、丹吉爾、裏斯本，最終到達紐約——「一個廣闊多元的難民聯邦」。梅耶屬於出生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流亡至美國的「一代非凡的德語猶太學者」，但和同屬這個群體的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 彼得·蓋伊（Peter Gay）和弗裏茨·史騰（Fritz Stern）等人相比，他的左翼立場更清晰，也更不恭敬和反傳統，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尖銳地批評以色列。
梅耶早年曾應征入伍，和其他歐洲人（其中很多是和他一樣的猶太流亡者）一起審問美國透過「回形針計劃」引進的納粹精英。他曾擔任納粹科學家華納·馮·布朗（Werner von Braun）的「士氣官」。他在軍隊中目睹了種族主義，親身經歷了反猶主義，室友給書呆子梅耶取外號叫「知識分子混蛋（Intellectual Fuck）」，梅耶想用來作為回憶錄的標題。離開軍隊後，梅耶先是就讀於紐約城市大學，而後依據【美國軍人權利法案】進入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布蘭戴斯大學之後，他自1962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度過了整個職業生涯。
當格蘭丁詢問其政治立場形成的原因時，梅耶提到的不是他父親的左翼猶太復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世界大戰和大屠殺這些顯然產生了影響的因素，而是受到世界政府基金會資助的為期四個月的印度之旅，在那裏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和南部喀拉拉邦的共產黨人交談。梅耶還曾多次前往以色列，並在基布茲工作過一段時間。他和持不同政見的以色列人（其中包括馬丁·布伯的追隨者）的友誼使他遠離了猶太復國主義，他說「他們的世界主義人性促使他們從道德和務實立場發出警告，先是無視蔑視巴勒史坦阿拉伯人最終譴責他們不可協調愚昧無知是不明智的。」他擔心以色列會不可避免地變成一種高度軍事化的孤立的斯巴達。「作為一名來自盧森堡大公國的歐洲猶太人，我對所有民族主義的誘惑有特別的免疫力」，梅耶總喜歡這麽說。
格蘭丁稱，歐洲學者能更好地評述梅耶對歐洲大陸史、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以及法國和俄國革命的研究貢獻。在梅耶逝世當日，【新政治家】重新刊登了康奈爾大學教授、義大利歷史學家恩佐·特拉韋索（Enzo Traverso）發表於今年2月的「阿諾·梅耶的二十世紀」一文。特拉韋索認為，梅耶改變了歷史書寫，並由此改變了我們對現代世界的理解。作為一名「宏觀歷史學家」，梅耶並非對細節或單一事件漠不關心，而是始終想要將其納入更廣泛的歷史背景。梅耶關註的議題非常多樣，例如戰爭與革命、民族主義與種族滅絕、外交、民眾起義、貴族和中產階級、長時段和偶然性、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和美國，以及亞洲和中東。幾年前，梅耶在回應批評者時總結了自己的歷史寫作理念，指出了他作品背後的一些「規則」：情境化、歷史主義、比較和概念化（contextualisation, historicism, comparison and conceptualisation）。特拉韋索借用這些範疇，對歷史學家梅耶進行了「解構」。
情景化是貫穿梅耶所有作品的一條線索，從他致力於重新闡釋20世紀外交的早期作品，【1917-1918年新外交的政治起源】（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New Diplomacy 1917-1918，1959）和【調停的政治與外交】（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1967），到【天為什麽沒有黑？】（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1988），都是如此。它意味著將一個事件或一種思想置於其時代、社會框架、知識環境以及精神圖景之中。例如，在嘗試理解列寧和威爾森在1919年凡爾賽和會前夕的態度，或是解釋法國和俄國革命中恐怖的誕生時，情景化避免了純粹的意識形態解讀。梅耶將「大屠殺」稱作「猶太滅絕」，他將之視為二戰帶來的嚴峻考驗的結果，當時正值納粹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發起世俗化的十字軍東征，征服「生存空間」、摧毀蘇聯和滅絕猶太人共同成為了一場末日戰爭。梅耶的情景化還意味著將以色列的誕生視為二戰結束時的國際局勢制約下的歷史偶然性，而不是用目的論的術語來慶祝猶太人命運的實作。
梅耶的歷史主義不同於本雅明所批評的線性的、「同質和空洞的時間」的傳統歷史主義，它意味著歷史分期，作為結構性趨勢和歷史偶然性之間、長時段和短時段之間、時代和事件之間的復雜互動（有時是破壞性沖突）的結果。世界大戰的爆發、大屠殺和以色列的誕生從不同角度而言都是如此。梅耶認為年代學首先意味著考量事件的自主性。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有其前提，但並不都是確定性因果關系的結果，它們可以具有自己的「動力」，「超越」其前提甚至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行程。不同於布羅代爾將事件視為海浪上的泡沫的「長時段」理論，梅耶強調時間可以逆轉結構性：大屠殺摧毀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猶太解放，而在二戰開始時很多觀察者認為這一成就是不可逆轉的。除此之外，梅耶的歷史主義還將這些具有破壞性特征的事件納入更廣泛的趨勢之中，在伴侶關係中思考兩者。由此，革命、戰爭和種族滅絕成為了歷史行程中的獨特步驟，緣起於其結構和矛盾，也塑造和改變了其主要趨勢。梅耶的所有作品都致力於理解「二十世紀的普遍危機」，對他而言這場危機是現代的三十年戰爭，有相互交織的災難性事件構成，有著自己的時代輪廓。這樣一來，兩次世界大戰由一根「臍帶」所連線，俄羅斯革命的恐怖和大屠殺是這場「普遍危機」的兩個突發時刻。
在梅耶看來，20世紀的普遍危機是「舊政權持續存在」的結果，在這一環境中，舊政權自身的破壞力量被動員和創造起來。伴隨著城市、工業中心、大眾文化的出現以及現代資產階級作為最具活力的經濟力量的崛起，19世紀是一個社會深刻變革的時代。但這些變化發生在一個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農業社會並且保留了王朝制度的世界中，即使是在新統治階級眼中，貴族仍然是定義了習俗、意識和行為舉止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0世紀誕生於這個穩定而傳統的世界的崩塌，結果是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甚至1945年之後的兩極世界無法與維也納會議和一戰之間「歐洲協調」下的百年和平相提並論。近年一些關於19世紀歷史的廣受好評的著作證明了梅耶的假設，然而它們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歷史劇變之後而不是之前寫成的。
梅耶歷史寫作的第三條規則是比較，比較需要謹慎，尤其需要意識到平行事件之間的歷史距離，認識到相似不是一致，類比不能轉化為同源。作為其歷史思維的基礎，比較在梅耶的作品中愈發重要，在他的第一本書中，「1815年復辟」是他解讀一個世紀後的凡爾賽會議的隱藏參照，而在他2000年的著作【復仇女神：法國和俄國革命的暴力與恐怖】中，比較成為了目的本身。在這部傑作中，他批評了許多被濫用和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比較形式。
梅耶的概念化是馬克思和韋伯意義上的概念化，即將概念視為分析工具。梅耶將概念作為有助於理解真實歷史過程的「理想型別」，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個概念提出者，同時也一直是敘述者」，前者提供解釋框架，後者則展示真實事物的復雜性。梅耶早期的作品更傳統地建立在大量檔案調查的基礎上，後期作品則被認為是對歐洲過去兩個世紀做出全球性解釋的雄心之作。【復仇女神】的第一部份概述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理論，第二部份比較了這兩次最偉大的現代性革命，而這本書的概念——（反）革命、暴力、復仇、宗教和神聖——是從對事件的敘述中推衍出來的，而不是機械地套用或投射到事件之上。這個書名借用自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將一個韋伯式的「理想型別」轉化成了喚起本雅明的「思想形象（thought-image）」的東西。
特拉韋索最後總結道，梅耶的這些規則並非歷史知識的「法則」，但它們指明了一種仍然深植於當下的實踐，即歷史寫作。歷史學家總是在自己的時代嘗試重構、思考和解釋過去，歷史寫作無法逃脫「對過去的公共使用」，因此，歷史學家應該同時避免偶然性的限制和中立的幻覺。梅耶的作品不涉及意識形態或黨派，但卻揭示了一種政治承諾。這一承諾並不表達一種先驗的意識形態，而是批判性學術的結果。這可能是克服齊格蒙特·鮑曼所描述的「立法者」和「解釋者」這兩種20世紀的主要知識分子形式之間差異的最有效方法。
關於移民的認識謬誤
近日，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教授、【遷移如何真正運作】一書作者海因·德哈斯（Hein de Haas）發表重要評論文章，有力地駁斥關於全球移民和遷移的種種刻板和錯誤印象，他的文章揭示了遷移的真實圖景。海因·德哈斯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衛報】上。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28日，難民救援船在地中海營救了數十名非法移民。
人們似乎生活在空前的大規模移民時代。來自非洲的人們擠在痛苦的航海船只上，拼命試圖穿越地中海，還有尋求庇護者試圖穿越英吉利海峽進入英國，還有美墨邊境的移民「大篷車」，似乎證實了全球移民正在失控的擔憂。
貧困、不平等、暴力、壓迫、氣候崩潰和人口增長的有毒組合似乎推動著越來越多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們踏上絕望的旅程，試圖抵達富裕西方的海岸。所有這一切導致了一個「移民危機」的普遍觀念，似乎需要采取對策，以防止未來大規模人群的到來，這個人群顯然超出了西方社會和經濟的吸納能力。
然而，盡管如此，沒有科學證據支持全球移民正在加速的說法。國際移民約占世界人口的3%，這一百分比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保持得非常穩定。
同樣，難民的數量要遠遠小於政治論調和媒體形象所暗示的。約10%的國際移民是難民，占世界人口的0.3%。盡管隨著沖突水平的波動，難民流動變化很大，但沒有呈現長期增長趨勢的證據。大約80-85%的難民仍然留在起源地區，而這一份額在過去幾十年裏也保持相當穩定。而且沒有證據表明非法移民正在失控——事實上，從全球南方移居到全球北方的大多數移民繼續以合法方式移動。例如，十名非洲人中有九名是合法移居歐洲的，手持護照和證件。
證據也顛覆了對移民原因的常見理解。傳統觀點認為，從南方到北方的移民本質上是起源國家貧困、不平等和暴力的產物——因此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減貧和發展是解決移民問題的唯一長期方案。
然而，這一假設被事實所削弱。證據表明，隨著貧困國家變得富裕，移民呈上升趨勢。這是因為收入水平胡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基礎設施的改善，提高了人們的能力和遷移的願望。與刻板印象中的「擺脫苦難的絕望旅行」不同，實際上移民通常是對家庭長期幸福的一種投資，並且需要大量資源。貧困實際上剝奪了人們跨越長距離移動所需的資源，更不用說跨越大陸了。
這也是為什麽，與常見的假設相反，氣候崩潰不太可能引發「氣候難民」的許多原因之一。對幹旱和洪水影響的研究表明，大多數人會呆在家附近。事實上，最脆弱的人最有可能被困住，根本無法移動。
並非巧合的是，大多數移民來自印度和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國家。悖論在於，世界最貧困國家的發展——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增加他們未來的移民潛力。
盡管全球移民平均水平保持穩定，但很難否認，在過去幾十年裏，美國、英國和西歐的合法移民人數一直在增長。由此引發的不滿在增長，伴隨著呼籲減少難民，或更有控制地選擇移民。
但是邊境打擊顯然未能實作這些目標，甚至可能使問題變得更糟，因為這些政策沒有基於對移民真正運轉方式的理解。主要原因是這些政策忽視了移民的最重要根本原因：持續的勞動力需求。
誤導性的說法認為貧困導致移民掩蓋了勞動力需求自1990年代以來成為西方國家移民不斷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更廣泛的教育、女性解放和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短缺，這推動了在農業、建築、清潔、餐飲、交通和食品加工等行業對移民工人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因為願意並能夠從事這些工作的本地工人的供應日益枯竭。如果沒有這種慢性的勞動力短缺，大多數移民是不會來的。
但這並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相反，這是幾十年來致力於經濟和勞動力市場自由化的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推動了那些本地工人不願意接受的不穩定工作的增長。從左到右的政治家們都知道這一現實，但由於害怕被視為「在移民問題上軟弱」，他們不敢承認。他們強硬地講話，制造出一種控制的外觀。在當前的安排下，越來越多的移民被允許進入，並且對無證工人的僱用被廣泛容忍，因為他們填補了關鍵的勞動力短缺。
為了擺脫這一系列失敗的政策，政治家們需要鼓起勇氣講述關於移民的真實故事。對於復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作者認為，必須做出基本選擇。例如，人們是否希望生活在一個越來越多的工作（運輸、建築、清潔、照顧老人和兒童、食品供應）外包給主要由移民工人組成的新仆人階層的社會？人們是否想要一個依賴於移民的農業？現實情況表明，不能將關於移民的辯論與這些更廣泛的辯論分開。
剛好近日Info Migrants網站也發表了Marion MacGregor 的文章【事實還是虛構？】，同樣試圖總結並回應了2023年關於移民的種種說法。
今年在歐洲，移民一直是激烈政治和公眾爭論的主題，但很多被呈現為「事實」的東西與證據相矛盾。在過去的一年裏，人們經常聽到政治家和媒體報道中有關移民的某些陳述：歐洲面臨「移民大潮」；如果國家對潛在移民不那麽吸引，他們就不會非法抵達；應對引誘人們踏上移民之旅的蛇頭應該是頭等大事。還一些關於難民和移民的說法是被頻繁重復的謬誤，它們已經「正常化」，從而使政府能夠實施限制政策，比如在邊境拘留尋求庇護者。
作者總結了2023年常見的一些說法，並進行了反駁。
歐洲出現了非法移民的大潮
在流行的話語中，人們強調了抵達歐洲的移民數量的增加。然而，有組織認為，有關歐洲正在經歷「非法移民大潮」或被「非法移民淹沒」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
有大量證據表明，大多數跨越國際邊界的移民都留在自己的地區。例如，在2020年中期，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全球移民數據分析中心的估算，在西非，有約760萬國際移民，其中包括超過100萬人從布吉納法索移居到科泰迪瓦。到了2023年，超過八分之五的西非移民仍留在該地區。
勞勃·博世基金會表示，保持歐盟內部流動區的墻和隔離措施並不減少非法移民。他們在一份聯合出版物中表示，建墻「只是將（難民湧入）轉移到其他國家」。德哈斯也支持這一觀點，他說，在一個地區實施邊境控制只會導致其他路線的出現。
這種「水床效應」導致了從西非穿越大西洋到加納利群島和從土耳其到義大利的移民路線上的交通增加，繞過了以前被移民使用的路線。
為移民創造更困難的條件並威脅將他們拘留和驅逐會阻止他們來歐洲
今年，歐洲出現了一些政策的嘗試，使驅逐移民變得更加容易，並減少在東道國（host countries）的居留者的權利和福利。
盡管英國和其他國家表示，這些政策明確旨在嚇阻移民，但研究表明，它們不太可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根據牛津大學移民觀察研究所的數據，原籍國家的沖突對尋求庇護者人數的影響更大。而且，移民並不總是意識到他們抵達時將面臨什麽。是否移民的決定更可能取決於家庭成員等因素，而不是政策。
即使東道國對移民的社會福利進行削減，也不太可能阻止移民。柏林洪堡大學的社會科學家提姆·穆勒（Tim Müller）表示，潛在東道國的規模、經濟實力、社會穩定和民主這樣的因素吸引了訊息靈通的移民。穆勒批評了2019年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該研究似乎支持了在丹麥移民減少和減少移民社會福利之間的相關性，他表示該研究未考慮到家庭團聚和其他重要政策變更。
增加驅逐將減少非法移民的說法也遭到了駁斥。在5月份接受Info Migrants采訪時，移民權利非政府組織網路PICUM的瑪爾塔·吉昂科（Marta Gionco）表示，沒有證據支持將更多移民遣返到他們的祖國會阻止其他人嘗試非法旅程。
蛇頭在說服人們進行非法移民旅程中起著最大的作用
人們經常說，蛇頭為牟利而剝削移民。移民報告說，他們向中介支付了很高的費用，並在前往歐洲的過程中受到欺騙。
然而，有人爭辯說，移民是被蛇頭引誘進行非法旅程的說法是有爭議的。混合移民中心（Mixed Migration Center）主任布拉姆·弗洛斯（Bram Frouws）在接受勞勃·博世基金會采訪時表示，基於對成千上萬名移民的訪談的證據顯示，蛇頭對人們移民決定的影響並不大。數據顯示，在移民決策中，目的地國或原籍國的親友起著最大的作用，而蛇頭在重要性列表上排在第八位。
移民是一種經濟負擔
經常有人聲稱，移民必須受到限制，因為國家無法負擔得起財務負擔。
然而，根據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難民署等幾個機構的分析：「被證實的現實是移民帶來了利益，推動了增長、創新和創業精神。」其他研究發現，盡管最初將移民納入勞動力市場和社會可能很昂貴，但這是一項高報酬的投資。重要的是，移民透過匯款對其祖國做出貢獻，其金額是官方發展援助的三倍。聯合國的分析指出：「移民充當兩個地方之間的橋梁，傳遞知識和技能，所有這些都可以為他們的家庭社群做出貢獻。」
地中海的非政府組織救援船對移民產生拉力
2023年，義大利政府出台了對非政府組織救援船實施進一步限制的措施，稱其對移民產生了吸重力。這一說法是歐盟邊境機構Frontex以及歐洲右翼黨派提出的。
在馬爾他內政部長貝倫·卡米勒裏（Byron Camilleri）發表支持義大利政府對NGO的限制的聲明後，【馬爾他時報】（Times of Malta）進行了調查，檢視了一些智庫、大學和非政府組織無國界醫生的研究。根據證據，時報得出結論，救援船吸引移民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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