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開年以來，新一輪機構改革逐步在省級層面落地：多個省級數據局紛紛掛牌，全國各省市數據要素化市場加速推動。
1月10日，江蘇省數據局率先正式掛牌，這是2023年國家數據局正式揭牌後，第一個成立的省級數據局，正式拉開了新一批省市級數據局成立的序幕。
緊隨其後，11日，四川省數據局在成都掛牌；同日，內蒙古自治區政務服務與數據管理局亮相。14日，上海數據局亦傳出揭牌成立訊息。1月15日，雲南省數據局、青海省數據局、河北省數據和政務服務局3個省數據局接力相繼，同日宣布正式揭牌。
在人民網人民數據總編輯劉暢看來，2024年作為數據資產入表元年，數位經濟風勢正勁，省級數據集團的成立與調整將紛至沓來，成為普遍現象。各地機構改革與中央層面主動「對齊」和有機聯動，理順了地方數據管理的機制，全國數據一盤棋、一張網的布局日益明晰。
多地數據局開年亮相
省級大數據管理部門實作協同聯動
各地機構性質、級別如何？
在去年10月國家數據局正式掛牌之前，全國各地數據管理機構的自行探索，從各地實際發展需求出發，已多有先行先試。
如2019年海南省設立的大數據管理局，作為全國第一個以法定機構形式設立的省大數據管理局，直接公示為「不列入行政機構序列，不從事法定之外事務，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法人機構」。這種靈活增設機構的非常規做法，更多是在機構框架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出於當地發展緊迫需求而做出的自主探索。
據不完全統計，此前已有北上廣、浙江、山東、安徽、貴州、廣西、甘肅、海南、新疆等十幾個省區市設立了大數據管理機構，比如「大數據局」「數據管理局」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指出，「不少地區大數據管理局成立早於國家數據局，機構名稱、上級主管部門、行政級別都五花八門，有單獨設立亦有隸屬於政務服務局、經信局、發改委、網信辦等等，模式不一。」
如廣東是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貴州為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新疆在2023年成立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數位化發展局。而湖南省政務服務和大數據中心隸屬於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北京市大數據中心隸屬於北京市經濟和資訊化局，天津市大數據管理中心隸屬於天津市委網信辦，福建省大數據管理局則隸屬於福建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省級層面大數據管理部門既有正廳規格，也有副廳規格等，不一而足。
如本輪第一個亮相的江蘇省數據局，官網由江蘇省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官網更名而來，這意味著該機構直屬江蘇省人民政府，規格為正廳級。與江蘇類似，新組建的河北省數據和政務服務局亦是沿用了此前河北省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的網址，與之同級（正廳級）。
又如新組建的雲南省數據局由省發展改革委管理，規格為副廳級；而2018年成立的北京市大數據中心，規格則為正局級。
這些地方上的大數據管理機構盡管歸口和級別迥異，但都承擔著加強大數據領域行政管理職能和推動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職責。國家數據局成立之後，早期地方探索自設的數據機構如何歸口管理，也是市場目前關註的問題之一。
專家解碼組建邏輯：
各地數管職能存層級差異
不應苛求「上下對齊」
省級大數據局在國家數位治理的宏觀架構中處於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對完善地方政府數據治理體系意義重大。相較此前地方自設的靈活度更高的大數據管理機構，這一波省市數據管理機構調整，更鮮明地體現出地方機構與中央「對齊」。
本輪密集揭牌的7省數據局，名稱大部份和國家數據局保持一致，這意味著省級層面的大數據治理將出現一個對標國家局的、承上啟下的管理部門，其在省域內將發揮出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和整體推進作用，有利於建立起標準統一、上下協同、執行高效的數位治理組織體系，加快建設集約化、一體化的數位政府。
談及「對齊」，劉暢在連線采訪中對南都記者稱：「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並不沖突，二者實質上是互為支撐相輔相成的。」他解析說，前期的地方自設創新經驗可看成為國家頂層設計鋪路；而中央規劃在為各地數據管理機構設定風向標、推動行業蓬勃發展的同時，更深遠的影響則落在對全國數據行業的規範引領作用。
而在馬亮看來，國家數據局是隸屬於國家發展改革委的副部級機構，在國家層面這樣設立有其考慮，但是在地方層面則不應嚴格要求「上下對齊」，「畢竟未來數據管理職能會存在層級差異」。他以上海市舉例，上海的數據要素發展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政策明確指出要上海率先建立國家級數據交易平台的定位，因此後續相關規範和激勵政策力度大、落實快。
近兩年，上海高度重視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建設及生態體系發展，先後成立上海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集團等多個相關單位，上海模式漸成。「上海就是采取了不同方式，未來其他省市因地制宜的情況也不會少。已經設立大數據局的地區，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身情況繼續或調整。此前沒有設立的，可以考慮參照國家數據局的做法，也可以另辟蹊徑。」馬亮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蔡躍洲此前接受采訪時曾分析，中央及省級層面新成立的數據局將有望在數據治理責任不清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采訪中，劉暢還特別提到，國家數據局還有一項重要職能是推動「數位中國」建設，伴隨各級地方數據統管機構走上台前，「數位中國」的落實將有效分解到省市層面來共建，推動全國「一盤棋」的合力。如這次掛牌成立的四川數據局，在其機構職能中就提及，將與國家數據局上下銜接，進一步統籌推進「數位四川」相應工作。「預期未來在制訂全國數位經濟發展規劃、布局國內數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省級數據機構都將成為重要抓手，打破此前‘數據不出省’的地域壁壘。」劉暢表示。
密集掛牌潮背後：
新一輪機構改革逐步落地
從中央到地方壓茬推進
本次數據機構掛牌潮的大背景，是中共中央、國務院2023年3月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正在有條不紊地壓茬推進。
據方案，地方機構改革重點在重新組建或調整最佳化地方金融、科技、數據管理等重點領域機構設定和職責配置，且地方層面的改革任務要力爭在2024年底前完成。
去年底，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在【求是】雜誌發表改革方案解析文章，披露了省級機構改革方案的特點：各地與中央層面機構改革有機聯動，突出本地實際和特點，調整最佳化有關機構設定和職能配置，形成一組有力的改革「組合拳」，更好服務本地區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
業內人士指出，新一輪省級大數據局的機構設定和職能配置模式，將對後續開展的市縣機構改革起示範作用，促進省域內各級大數據局最佳化機構、調整職能，健全省市縣三級協同聯動機制。
采訪中馬亮指出，可以預見今年大批省市將設立和調整數據管理部門，中央層面的部門改革會「引導」省級改革，中央和省級改革安排進一步為市帶來規範性影響，「整體上會呈現出大同小異和因地制宜的發展趨勢。未來不會有哪個省市不設立數據管理部門，但是設立方式和機構模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而這也是應該予以鼓勵的。」他說。
過去一年，數據要素行業自上而下政策層出不窮，頂層設計不斷深入；為數據要素價值釋放而搭建的組織架構不斷完善，地方探索多樣開花；產業探索開始試水，先行先試嶄露頭角，已經形成初步的產業圖譜。
談及開年這波密集掛牌風潮將如何影響國內數據要素資產化行程，劉暢坦言，機構改革的政策助推只是中國數據要素化大潮中一朵浪花，「數位中國」偉業的源動力，更多是來自數據要素本身賦能千行百業的價值釋放，以及乘數效應叠代出的價值層級跨越。結合1月4日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印發的「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及11日財政部【關於加強數據資產管理的指導意見】的釋出，可預見在2024這一數據元年，「數據要素×」的新階段已華麗啟幕。
從各地方政府出台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數據登記、數據確權等公共數據營運開放等相關政策措施來看，中國數據要素市場的整體發展持續加速，越來越多的專業部門、機構、企業等都參與到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中。
馬亮也同樣看好數據元年的行業走勢，他指出，地方政府成立和加強數據管理部門，推動公共數據授權營運，加速數據要素乘數效應和價值釋放，有利於加快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從數據管理部門來看，應側重推動制度改革和政策創新，為數據要素流通利用提供基礎性制度保障，激勵相關各方參與數據治理。」
采寫：南都記者 呂虹
出品：南都數位經濟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