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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芳:譚延闿吃西餐

2024-02-16新聞

譚延闿的譚府菜,未必味甲民國,一定聲甲民國。但我在決定開始談譚延闿的飲食故事之前,先寫了篇【譚延闿學英語】刊於【證券時報】2021年8月31日專欄版,雖悵觸於時,也勢所必然。譚延闿之所以學英語,與他對西方事物的贊賞是有關系的,其中就包括西餐;他日記中的第一次飲食記錄,正是西餐,不過是中式西餐——番菜:「1895年9月22日(民國前日記均用農歷,下同)抵上海耶松怡和碼頭,人和陳賬房來,坐一刻,即與之同輔硯乘馬車登岸。至人和見應子均,購衣,與陳三人至一品香食番菜。」

此際的譚延闿也是初出茅廬,年方十七,奉命至南昌迎娶江西布政使方右銘之女,然後抵滬乘海輪南下廣州,隨侍不久前調任兩廣總督的父親譚鐘麟。第二天上船前「復至人和,至一品香番菜」。兩日之內必有至其他餐館,而一字不及,看來對初嘗的番菜情有獨鐘。所以27日抵達香港,第一頓飯也是番菜——「乘輿至華人大餐房大食」。(【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冊第13、15頁)

此後,直到1904年北上趕考,才再有【甲辰北行日記】。一路經行,並不記飲食事宜,唯至上海始記,首當其沖的仍是上番菜館:「4月22日:十一點鐘到上海,住大方棧。偕枚長遊張園,遇戴邃庵、範任卿、梁鼎父、俞慎修……出至海天邨飯。」(【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冊第29頁)海天春乃1903年新開的番菜館,位於四馬路粵人聚居區,大抵粵人所開:「本館開設上海四馬路中市望平街口,朝南新造高大洋房,聘請頭等名廚,精制各國大菜,奇味糕點,百色俱全,房間清潔,裝潢華麗,侍者伺候周到。擇五月初四日開張,先此奉聞。」(【新開海天邨薈記番菜館】,【申報】1903年5月30日第10版)

抵京之後,殿試之前,除了會館飲食及偶上便宜坊外,鮮少上酒樓的記錄,直到5月28日考畢,29日獲知名列朝考一等第一名,才開始大吃,而吃的仍是番菜:「6月1日:林次煌邀出遊,與佩之、慎安俱飲於清華樓番菜館,座有李子諦。」6月18日又有再去:「陳仲明以取一等,招飲清華樓番菜館。座有慎安、麗資、肇生凡五人。」(【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冊第41、47頁)

然而,直到1911年入京參與預備立憲,他的吃西餐的境界才得到真正的大振幅提升:「1911年6月20日:至六國飯店,朱八、左十一先在。菜極精美,無大餐腥膻之習,又無中餐穢濁之色,真法國之菜也。」(【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冊第374頁)這則日記,充分「暴露」了他的底色——與真正的西餐特別是法國西餐(可惜他沒有吃過義大利西餐,不然或許也可以加上)相比,中餐和中式西餐都不在話下。誠如此,那他的譚府菜中,一定可以找到西餐的元素或因子,這點是譚府菜研究者所必須加以註意的。再說譚延闿之所以這麽晚才吃到正宗西餐,是他不好彩——上次進京是1904年,而六國飯店1905年才建。

雖然上海的純粹西洋飯店早就建起來了,但直到1918年3月27日,譚延闿才有正式上正宗西餐館的記錄:「至朱九家,承之亦來,少坐。同出至恰爾登飯店,大武隨至。同餐,菜尚佳,勝諸中國番菜館也。」大約是朋友「坑」他,未曾引其前往吧。總之,無論京滬西餐,他都崇尚正宗,不比普通國人,以為番菜更為適口。連入鄉隨俗帶了「中味」的所謂正宗西餐,他也同樣不喜歡:「(1918年4月3日)以馬車至哈同花園,西林請客,自張敬輿、谷九峰以外均集。西餐有中味者,飲數杯而散。」(【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5冊第484、491頁)而中式的番菜,更是費而不惠——味道不正:「(1917年10月9日)與澍蕃、鳳光同車至一品香毓昆寓中,大武、呂、宋皆在,詠儀後來,遂登樓同飲。菜皆點食,而費十七元余,可謂貴矣。」「(1918年4月3日)獨往一品香請客,陸朗齋、張敬輿、冷譽秋、岑心叔、彭靜仁、張嶽軍、耿鹖生、黃英伯、呂習恒、蔣雨巖、金仲孫。菜不佳而甚貴,去五十元矣。」(【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5冊第186、491頁)

上海尚且如此,青島更是不堪,所以,在旅居青島的歲月中,只去過番菜館一次,還是在中餐館爆滿無處覓食的情形下:「(1914年2月15日)已暝,至數酒樓皆以客滿謝,最後至嶺海春吃番菜。」但在青島至上海的西江號洋輪上,卻意外地吃過一次他喜歡的帶「華」味的西餐:「(1914年2月25日)獨坐早餐,視同西人,食有矜肆之別矣。一麥粉(即米溲)、一小魚、一火腿蛋,與昨晚大餐皆有華味,問之,則雲法式,知天下有同嗜也。」(【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2冊第501、511頁)原來此「華」味非彼「華」味,乃味比「華」味的「法味」——法國大餐,名不虛傳!

譚延闿好吃西餐,也好飲洋酒,即便湖南永州軍次,也時時得飲洋酒。如:「(1919年2月20日)輿至護字營司令部,護芳招飲。松堅、冠軍、呂滿、宏群、宋滿、甫田、張弼青、(仇亦山)、陳憲岷、陳漱泉同座。飲勃蘭地盡四瓶而止。」在上海,吃川菜,更大飲:「(1922年6月13日)七時,出至都益處,譚月波招飲,岸棱、子武、呂、嶽、鄒劍盤、劉讱庵,又一劉姓,則不知何人。飲勃蘭約十二杯。」還曾獲飲六十年醇釀,真是稀罕:「(1922年11月23日)午,同大武赴陶樂春,張毓鯤之招,俞三、龍八、嶽閎群、李抱冰、張石侯、易茀燾、石醉六、呂滿同坐。飲六十年勃蘭地,為盡兩杯。」(【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6冊第323頁,第9冊第46、209頁)及再至廣州,任孫中山任大元帥府內務部長、建設部長兼大本營秘書長等職期間,更是多吃西餐,多飲洋酒。首先是吃到地道日本料理:「(1923年3月2日)七時醒:偕滄白至沙面,赴日本藤田領事之招……菜則日本料理,精潔可食,勝滬上六三園多矣。」及見自詡嶺南飲食第一也深孚眾望的同年江孔殷江太史,竟然也餉以正宗法國白蘭地,並瑞典醬油,可見「食在廣州」之西餐淵源:

1923年3月25日:晨七時醒:偕彭德尊、嶽宏群、曙邨,以汽船至花埭遊兩花園,皆所謂南方地瘴蕃草木者,無可觀也。欲訪荔枝灣,潮落水淺,不能去,而邀至河南。彭德尊去,余與嶽、曙步登岸,歷漱珠橋至同德裏,訪江霞公,相見大喜。以拏破侖之勃蘭地見餉……坐至晡,攜酒及醬油歸。江侈陳瑞典醬油之妙。

(【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9冊第387-388、435頁)譚延闿到後來,甚至覺得西化了日本醬油也挺好:「1926年8月21日:出至建實寓,呂滿、繩、康、秋先在,小飲,食日本醬油鮑魚,甚佳。」(【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6冊第85頁)

稍後則開始大吃廣州西餐,尤其是太平館及其燒鴿子:

1923年5月19日:七時半醒。同紉秋、廩丞同邀映波,以車至太平沙舊街之最寬者,如到新坡子街也。入太平館,館以燒鴿子著名,人食兩頭,肥美果異尋常。又有所謂葡國雞,雜芋、蔥同烹,亦尚可食,人費近三元。(【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0冊第37-38頁)

文獻所見,譚延闿對中國西餐的真正贊美,自廣州始,自太平館始,甚至可以說自太平館的鴿子始。所以,嗣後便頻去,且必食鴿子:

1923年6月24日:偕滄白同至江防司令部見範小泉,範今日以三千元買一雛鬟,南通人,自上海來者,尚不討厭。邀同至太平館吃鴿子,飲紅酒、啤酒。

1923年7月1日:晚,偕介石、滄白、紹曾、紉秋同渡至太平館,入則無坐處,隔坐有人出邀,入則李和生(字遂初)也……人食二鴿,飲白蘭地二杯,亦頗覺飽。

1923年11月19日:蓂階以太平館燒鴿見款,佐以西餐。食罷,略坐乃歸。

1924年1月7日:八時醒。出至太平館,路丹父請客。曲、陳、柏、謝外,則宋、魯、謝、吳、陳、吉堂、毓昆、伯雄、張弼青,註重吃鴿子,余獨食四鴿,張、柏皆三,余皆二而止。

1924年1月15日:八時醒。至太平館,丁象益、張國森請客,皆大本營副官也。曲偉青、陳鴻軒、謝鏡虛、柏烈武、楊偉最後至。余食三鴿,余皆二。(【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0冊第155-156、179頁,第11冊第22-23、123、142頁)

太平【主席愛吃燒鴿】,【淩霄】1946年第1期

一般來說,詩禮富貴人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即便其中的饕餮之徒,也多止於淺嘗,即便大嚼飽餐,比如食鴿,一只兩只也夠了吧,但譚延闿食太平館之鴿,少則兩只,多則三只、四只,今人視之,未免瞠目——豈止饕餮,必是至愛!而之所以成為時人的至愛,日前太平館第五代傳人也即香港太平館的主理徐錫安先生來廣州時,為作者具道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香港太平館,還可以吃到譚延闿同款,他們的烹飪方式,一百多年來,沒有改變過!

由於太平館的廣受歡迎,以至「被迫」整席外賣:「(1924年1月16日)出至小泉處,雲今日約客,待至八時始入席,梯雲、仲凱、阜南、詠庵、伯雄、時若、何敬之、李宗黃同座。熙農、護芳一坐即去,余皆約而不至。菜雖太平館,而鴿不如。」

像這種紅燒鴿子,要趁熱吃,外賣肯定味遜。盡管如此,講究飲食如譚氏者,仍非常樂意接受。比如「(1924年1月18日)十一時,阜南忽呼太平館鴿至,魯、謝諸人已去,乃以本部人足之,實乃無鴿,不過一客番菜耳,匆匆便了」,詳其意,當屬聞鴿躍起,卻無鴿,只好「匆匆便了」,其愛鴿之情,躍然字裏行間。第二天,終於吃到了鴿子,便大高興:「(1924年1月19日)午後,有太平館西餐,真食鴿矣。」(【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1冊第144、148、149頁)簡直到了幾不可一日無鴿的境地。

譚延闿上太平館及吃鴿的故事繼續:

1924年2月18日:偕滄白、紉秋同渡至太平館吃鴿子。

1924年3月1日:至太平洋館,與丹甫、廩丞各食二鴿,乃渡海,至大本營辦事。

1924年9月25日:午,出訪範小泉,楊映波邀同至太平館,食鴿子各二只,談久之。

1924年11月12日:至冠軍寓,遇王猷,同至太平館,招呂滿來,食鴿子。冠軍忽牙出血,乃不能食,余遂食四鴿、一沙鵻、大盆葡國雞飯,飽矣。

1925年6月18日:與貽孫入太平館吃鴿子,談甚多。

1925年7月28日:偕汪、廖、伍至太平館吃鴿子,飲啤酒二杯,未畢而起。

1925年11月7日:衡生同車至太平館,待謝霍晉至,乃吃雙鴿一雞,去廿四元矣。

1925年11月25日:同精衛、梯雲、公博、樹人、仲鳴、平山、子文至太平館。子文為東道,費四十余元,余輩八人僅十六元,余皆騶從食也。

1925年11月29日:至太平館食鴿子,飲數杯出。

1926年6月1日:出至太平館,請王基永、李毓堯、淩炳、蔣憲、姚彥文,為之作餞,以毛潤之(毛澤東)、李富春、姜詠洪、詠安、宏群陪。初食半鴿,一座大驚,既又上全鴿,乃知公司菜加一鴿故也。

1926年7月23日:步入太平沙,至太平館,逸如招飲也。特生、時若、茀燾、心滌、憲民、大毛先在。詠洪、安甫、呂滿、徐大、大武、繩、康、秋後來。一湯後即食鴿,吾與大武三鴿,徐大一鴿,唐心滌先已二鴿,今仍與余人食二鴿,詠洪則未食。葡國雞、蘇弗利後,遂進茶,人人得飽。視賬單,菜錢五十余元,而酒水他費亦稱是。甚哉,酒家之不可近也。

1926年8月8日:偕秋同至太平館,令康迎迪、竹、玨、毛、祥、韻來,人吃全餐,加以二鴿,費亦四十三元,館子之不可近也如是。

1926年12月7日:至太平館,人食二鴿還。(【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1冊第227、230、258,第12冊第349、第13冊第346、456頁,第14冊第274、316、324頁,第15冊第338頁,第16冊第12、51、374頁)

從日記看,譚延闿有不少日子是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太平館吃鴿子,吃完鴿子,才去上班理事。可是,因為價昂,鴿子好吃,酒家難近,富貴如譚延闿也連連嘆息:「甚哉,酒家之不可近也。」「館子之不可進也如是。」而太平館猶自滿座爆棚——「盛哉,食在廣州」!

譚延闿除了去正宗地道的太平館,也時不時去下不是十分地道正宗的新太平館;雖有抱怨,猶能忍受:

民國時的太平館新館,位於今廣州市北京路財廳前

1924年6月3日:至高師,訪海濱,海濱適將出,邀同赴新太平館,客為梁姓兄弟,伍姓兄妹,皆教習也。妹即梁妻,娩婉大方,無新女子驕容,舊女子俗態,可佩也。新太平之鴿遠不如舊太平,主人僅以一枚餉客,尤為未足。

1925年11月5日:與汪、伍、古諸人談。七時乃下至花廳,汪精衛請客也。李濟深、張發奎、古、伍、宋、鄧、嶽、黃、吳、張、李朗如、陳樹人。菜則太平新館,鴿已不如葡國雞,直不是這回事矣。

1925年11月8日:汪精衛約往政府看電報,東江已肅清,陽江亦克復,可無憂也。遂邀同呂滿赴太平新館,正對法領事館,林木蔥蔚,望之使人意消,安得取回辟作公園耶。此葉昆臣被擄後,法人所占藩司署之一部也。精衛為主人,食燒鴿及葡國雞,皆於老館具體而微。

1926年6月20日:(晚)七時出,至葵園與蔣介石同請客,陳真如夫婦及子、劉文島夫婦、唐生智妻及女,張靜江、陳果夫、朱一民,蔣夫人為女主。吃新太平館,有鴿無味。(【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1冊第512頁,第14冊第270、277頁,第15冊第417頁)

誠如日記所說,新太平館「正對法領事館,林木蔥蔚,望之使人意消」,乃葉銘琛被擄俘後,「法人所占藩司署之一部」,當然環境一流,但環境不能當飯吃,更不能當鴿吃,即便蔣介石、汪精衛請客也沒辦法。鴿子乃譚延闿最愛,即便他處吃西餐,如果有記,記必有鴿,且須得跟太平鴿比較一番:

1925年12月2日:至美洲酒店吃飯,去二元,亦有鴿子,如太平館也。

1926年1月9日:宏群、大毛來,遂邀同徐訪呂滿,不值,乃赴亞洲吃散餐。除白鴿外,自優於他處,四人十元,亦不菲矣。

1926年2月5日:赴黨部常務委員會,會已開矣。一時散。至國民餐店吃大餐,頗豐腆,亦有半鴿,仿佛太平也。

1926年2月16日:偕呂滿同入政府,今日以李濟深凱旋,特張宴榮之也。俄同誌畢來,國民餐館菜,亦有燒鴿,遜太平館遠矣。

1926年6月29日:出,赴子文之約,留同晚餐,亦有白鴿,則不如太平館遠矣。

1926年9月20日:六時半,乃赴宋子文之約,談騎馬事甚歡。宋今日日騎馬,且借吾馬也。留同餐,餐非不佳喜,燒鴿則不如太平館遠甚矣。(【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4冊第330、424頁,第15冊第6、38、443頁,第16冊第175頁)

譚延闿的同事邵元沖(譚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內政部長、建設部長、秘書長,邵則以國民黨元老身份幾度擔任孫中山機要秘書、主任秘書、秘書長),與其苦苦追求而得的大七歲的神仙姐姐妻子張默君,也同樣嗜食太平館的燒鴿子,每至廣州必前往覓食:

1924年5月16日:五時散會,偕季陶、蘆隱、季陸共餐於太平新館,蓋以燒鴿著稱者也。

1924年5月30日:五時頃散,六時約季陸、勉哉、蘆隱、醒石至太平新館晚餐。

午後十二時半偕仲愷、精衛歸,餐於太平新館,並晤季陶。

1924年10月30日:午前偕華(按:即張默君)出外購物……又至太平館吃燒鴿,華頗甘之,謂在粵中可紀之一也。

1924年11月13日:午間偕華至太平館食燒鴿,以為臨別紀念。

1925年5月5日:晚餐於太平新館。

1926年5月24日:七時頃至太平沙太平館應劉峙晚餐之招。

1928年2月7日:傍晚張香池約在太平館食燒鴿。

1928年2月8日:午間同景棠(唐)至亞洲酒店食燒鴿。

1928年5月8日:晚偕默君同至太平館食燒鴿。

1928年5月25日:五時頃偕默至六榕寺觀鐵禪書畫,晚餐於太平館。

1928年5月31日:晚偕默君、堯隊至太平館食燒鴿。

1936年10月24日,廣州:晚,紀文招餐於太平新館,食燒白鴿,仍肥雋可喜,同席為古夫人、羅翼群夫婦及胡毅生、冒鶴亭等。(【邵元沖日記:1924-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3、18、49、73、76、149、235、395、396、422、428、429、1432頁)

其實,燒鴿不僅是廣州西餐的經典菜式,也堪稱「食在廣州」的代表菜式。梁實秋說:「吃鴿子的風氣大概是以廣東為最盛。」(【鴿】,載【雅舍談吃】,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頁)與譚延闿勉強攀得上同事關系(與譚一道北伐)的郭沫若先生更作如是觀:「我是3月底到廣東,7月底參加北伐軍出發,在廣州算整整住了四個月。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開紅花,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龍眼蕉,吃了田雞飯,吃了燒鴿,吃了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們的‘杯葛’。」(郭沫若著、郭英平編【創造十年】,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頁)稍後,有人在報刊上介紹嶺南庖廚八珍,鴿膳竟占據二珍,即第一珍「雲腿鴿片」:

原料——火腿 乳鴿

制法——火腿燒過後,切成片。鴿片另起油鑊,生炒,然後放入火腿片,用豬油合炒即成。這味的制法,很簡便易辦。

第五珍「雀肉鹿麋」:

原料——鴿肉 豆腐

制法——豆腐以粟米粉,雞蛋,上湯制成。把鴿肉炒成鴿松,用豬油炸好,豆腐,鋪在鴿松的四圍,盛入器中,一味佳肴,便可成功。這味說說似乎簡單;但烹製起來,必須謹慎從事,務須滋味和美觀,都要顧到。(忍廬【嶺南庖廚八珍】,【食品界】1933年第5期)

有意思的是,時人認為,太平館燒鴿的奧秘,卻在譚延闿所不喜的中西結合之上:「蔣委員長喜吃燒鴿,當十年前在黃埔時,公余之暇,恒至太平沙之太平館大嚼(此館燒鴿之法有獨到處,乃用中國之豉油,而以西法炙之)。去秋入粵,仍未忘情於此,嘗微服往食,獨盡一碟,太平館之廣告,今乃以此為號召矣。」(棲鳳【嶺南食譜】,【世界晨報】1937年8月3日第4版)然而,引中入西也好,引西入中也好,中西結合卻一直是「食在廣州」的時尚,在號稱「食在廣州」開山、自詡廣東第一的江孔殷那兒更是如此。然而,即便如此,譚延闿他處不樂,卻獨樂於此,亦足見「食在廣州」這魅力矣:「(1924年5月8日)(下午)五時,始偕呂滿渡,余徑以舟至江蝦家,蝦請客也。英領事、英美煙公司大班三人,又一西人……又有小伍、傅秉常、李登同、譚禮廷。菜乃中餐,以西法食之,有魚沙士最美。飲勃蘭地十杯,近所無也。」(【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1冊第467-468頁)

詳日記,亦不僅中餐西食,像魚沙士,分明中餐西做;勃蘭地,更西式。再翻下去,中餐西食的記錄多有,如:「1925年10月1日:與頌雲久談,乃偕至財政廳,省政府同人請錦帆也。待汪不至,余人登樓,朱、李先行,吾輩蹣跚至屋頂,凡四層,憊矣。菜則中餐西食,頃刻便盡。與昨略同,雲貴聯升二十年前名廚也。事事皆今不如古,惟飲食不然,吾言不誣也。」譚延闿在這裏著重指出「事事皆今不如古,惟飲食不然」,且特別強調「吾言不誣」,則其於飲食之事,重創新,喜西餐,便更加有了「譚學」的理據。而二十年前貴聯升名廚都中餐西做了,「食在廣州」西風遍被,又有何疑?風氣之下,如譚延闿 1930年6月7日記國民政府在勵誌社大宴蒙古代表,「西餐每客二元五,亦侈矣,殊不如不用魚翅也」。(【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4冊第180-181頁)確實,西餐而用魚翅,無乃太中乎?

然而,中西兩張皮,兩兩融合無際,自然不易,味求更勝,當然更難。所以,譚延闿於中餐西做或中餐西吃,固能接受,但整體上仍然堅持不中不西為美之觀點。如:「(1928年9月19日)晚,至子文寓一談,乃詣介石,則胡展堂、劉蘆隱、陳銘樞、李任潮、德鄰、季陶、孑民、石曾、亮疇、吳禮卿。食不中西之餐,半葷素之饌,殊以為苦。」好在這是南京,不是廣州。但他對他的幹妹妹宋美齡指導下的勵誌社西餐,則大加旌表:「(1928年12月2日)介石來電話,約飯勵誌社,至則如入青年會之餐堂,所謂自助餐室cafeteria,介石夫婦、張治中同食,菜潔價廉,中餐之別開生面者,近和菜也。食罷,蔣夫人導觀烹調處,即在食堂中,甚精潔。」(【譚延闿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9冊第144、218頁)

稍後與一班留學生出身的黨國重臣討論中餐與西餐的優劣,譚延闿雖曾在日記中表明他的態度,但分明傾向西餐:「1929年3月11日:赴介石約,唐少川自滬來。院長除蔡、戴,部除宋、孔,皆列席。菜甚佳,足傲外交部,王儒堂第贊麵包,王亮疇仍謂不如中菜,少川則謂衣食住西皆不如中。」而最足以彰顯他傾向的,是公開表示他的「禦廚」曹四的「雞湯不如西廚」:「1929年12月27日:食面三碗。曹四雞湯不如西廚,以純潔遜之,味故不如,亦烹飪法不同也。」——本來,雞湯並非西廚所長,而最為中廚所擅!這也為譚延闿的西餐人生畫下了一個最完美的句號,再過幾個月,1930年9月21日,52歲的他即因腦溢血撒手人寰,飲宴天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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