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李伯重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2023年10月，李伯重老師的新書【新視野下的中國經濟史（英文版）】（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包含二十六篇文章的英文論文集。雖然是李老師的學生，但我過去並沒有系統地讀過李老師的英文作品，本書中的許多篇章對我而言是陌生的。這是我至今都不太了解的、李老師的另一面，可能也是許多學界同仁和讀者不甚清晰的一面。所以我把閱讀中的體會和思考記錄下來，既為自己解惑，也希望是對讀者有幫助的介紹和導讀。
一、從本書的「知識版圖」說起
這本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公開發表的期刊論文、圖書章節和書評，共十六篇；第二部份是未曾付梓的演講稿和會議論文，共十篇。這二十六篇文章最早的寫於1986年，最晚的發表於2021年，時間跨度長達三十五年。
本書兩個部份所選取的論文，基本上按照發表的時間順序排列。這樣的排序方式，清晰地呈現出李老師的研究和寫作行程。但是接下來，我會用另外一種順序去介紹這些文章，以串聯起各篇章的內在邏輯，勾勒出全書的「知識版圖」。
首先要介紹的，是第二部份第一篇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這篇文章寫於1986年，是本書所有篇章中寫作時間最早的，也是李老師寫作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我建議讀者可將這篇文章作為本書閱讀的起點。
1987年1月，由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Thomas G. Rawski）、斯沃斯莫爾學院教授李明珠（Lillian M. Li）發起，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國全國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魯斯基金會（Herry Luce Foundation）與東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主辦的「為中國歷史研究提供經濟學方法」（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計劃（1987-1988）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召開了一次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談的學術會議（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有賴吳承明先生的推薦，李老師受邀參加這次會議，成為與會的唯一一位中國大陸學者。我們正在介紹的這篇論文，就是他送出給這次會議的參會論文。
對於那時的李老師而言，撰寫這篇論文意味著兩方面的挑戰：一、國外學者非常希望了解中國的學術研究，所以要對自己的成果做清晰的介紹，同時也要找到和國外同行對話的點；二、要用英文撰寫整篇文章。關於英文寫作的問題，本文的第三節會專門講述，此處先介紹這篇文章的內容。
這是一篇架構很「大」的文章，它的藍本是李老師完成於1985年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六論】（這篇博士論文經修改和擴充並得吳承明、斯波義信兩位經濟史權威作序，後於2002年出版，題為【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聯經出版社，2002年），全面地介紹了明清江南農業、工業（尤其是輕工業）的發展，長距離大宗貿易的興盛。但他也客觀地指出，明清江南的經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能源、原材料的短缺，人均耕地數量少、重要產品的市場有變化等。全文的核心問題是：明清江南可能走向「近代化」嗎？結論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那些阻礙著江南出現工業革命的因素，其實是可以克服的。雖然二十世紀初的政治、社會動蕩阻斷了這個過程，但改革開放後江南經濟的高速發展，卻繼承了明清江南的優勢和經驗。
在三十五年前的中國學術界，這樣的論文非常少見。那時，「文革」結束接近十年了。隨著政治禁錮的解除，經濟史研究日益復蘇。越來越多的史料被重新發掘和整理，研究者也熱切地期待著課題、方法和整體認知上的突破，但是多年形成的教條化、意識形態化的學術氛圍並不容易改變。許多研究歷史的論文，仍然像是經典理論的哲學探討。與此同時，整個學術界也受困於語言、概念、方法論的匱乏，有一些問題似乎卡在死胡同裏，怎麽也說不明白。
比如1989年，汪敬虞先生提出，應該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作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汪敬虞：【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的大討論（周祖文：【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討論】，【蘭州學刊】2015年第6期）。今天回過頭去翻閱相關的論辯文章會發現，參與討論的學者不管同不同意汪敬虞先生的觀點，使用的大多仍然是「五種社會形態說」，或來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話語。當然，這些概念和語言有其解釋力，但是面對復雜的經濟現象，卻是不夠的。所以大家往往會把一些需要精細分析的問題，籠統歸結為「發展」或「不發展」，或者貼上大而化之的意識形態標簽。其實即使是「發展」也是需要具體分析的，是數量的增長、品質的提升、結構的最佳化，還是邊際效益的遞增？這都是當時的概念和語言無法厘清的問題。所以爭論到最後，大家似乎都陷入了說車軲轆話、力不從心的狀態。
然而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一文，卻盡可能地做了精細分析。討論農業，會具體到稻桑棉的種植結構、田地種植不同作物的收益差別、農民在耕作周期中的勞動分配；討論工業，會分別考察食品工業、成衣業、紡織業、造紙業、奢侈品制造業、生產工具制造業、采礦業、建材業、造船業的產量，會非常嚴謹地評估燃料、動力、煤鐵、竹木、耕地、市場等基礎條件，對江南的經濟執行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像農業集約化、能源、材料等問題，是中國學界此前沒有討論過的。而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單項論證、每一個生產環節的研究都會附上確切的數據，比如：
清代江南的一對沒有牛的、種植水稻的夫婦，在整地階段可以充分投入勞動力，但是在插秧、田間管理和灌溉的階段，卻分別只能投入他們25%、38%、30%的勞動力。（383頁）
在清代新興的絲織業中心南京，從事絲織業的人口達到200,000，擁有織機35,000台，城郊地區還大約有織機15,000台。（386頁）
這種精細分析讓人們意識到，清代江南經濟是一個如此復雜的系統。而那些翔實的數據，也呈現出這個復雜系統的細節和精度，戳破了許多「虛像」和成見。比如說到「小農經濟」，以往的研究往往會斥之以「落後、低效」，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的小農經濟根本不能輕易下此結論。從資源上看，清代江南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一點六畝，耕作中使用的水牛每頭價值二十至四十千文，很少有人買得起，但是依靠著調整作物結構、使用勞動力密集的耕作技術、提高用肥量，土地的產值和人們的收入都增加了。比如湖州府稻田改為桑田，每畝產值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二百二十，每畝凈收益提升到百分之六百二十，每名勞動力的凈收入提升到百分之二百六十（382頁）。很明顯，清代江南農業有弱點，但也有實在的效率和成長。又比如說工業，以往的研究認為，中國落後的農村經濟孕育不出實業體系。但是這篇文章中卻提到：由於不斷增加的市場需求，清代江南的許多農民都不再以種地為主業，將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轉向鄉村工業。清代江南的鄉村甚至會如伊懋可（Mark Elvin）所說，顯得「過度工業化」（over-industrialized）或「過度商業化」（over-commercialized）。（400頁）
所以在這篇文章中，很少看到「發展」或「不發展」的籠統結論。因為當條分縷析的結構和數據擺在那裏時，研究者立刻意識到，任何一個具體的問題都很難下一個非此即彼的定論，真實情況比最初的設問要復雜得多。而且原有的語言和概念已經不足以處理如此頭緒繁多的事實，必須要引入一些更有解釋力、更能表達復雜性的方法與概念。於是，這篇文章中出現了「集約化」（intensification）「超輕結構」（super light structure）這樣的表述。
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得出了多少顛撲不破的結論（事實上這篇文章中的一些結論在日後被李老師自己修正或推翻），而是試圖沖破中國經濟史研究在概念、語言、方法、風格上的天花板，為日後的研究搭建一個可以延伸的「腳手架」。本書的二十六個篇章，呈現了這個「腳手架」的四個層級：
第一層，是對明清江南經濟的專題研究，主要包括農業、工業、市場三大塊，每一塊又有許多細分的問題；
第二層，是對江南經濟（重點是農村經濟）的系統研究。就是突破原來農業、工業這樣的條塊劃分，對明清江南的整體經濟結構進行研究。所以每一個研究必然涉及多個部門和因素，並探討它們之間的聯結與互動。在這一層，研究風格也發生了變化，從傳統的描述性史料分析到越來越多地使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
第三層，是對中國經濟史的宏觀論述，包括對具體經濟問題跨時代、跨地域的研究、對具體時代（或朝代）的經濟執行程度和機制的評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方法、理論模型等；
第四層，是以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的全球史研究。
如果將這四個研究層級與本書的篇章相對應，大概是這樣的：
表1. 本書篇章的分類。關於編號的說明：第一個數位是指該篇章在本書的第幾部份，1為Part I；2為Part II;第二個數位是指該篇章在本書第一部份的排序，如1.1指第一部份第一篇文章。這個編號方式與本書最後Notes of Papers中的編號方式不同。
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致的劃分。本書中的許多篇章都兼具不同研究層級的特征，比如文章1.9，‘The Daoguang Depression’ and ‘the Guiwei Great Flood’—Economic Decline and Climate Cataclys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ngjiang in A New Perspective討論了中國經濟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長期蕭條，涉及到第三個研究層級的內容；同時討論了十九世紀全球性的氣候劇變，又是第四個研究層級的內容。但是這篇文章的主旨還是考察十九世紀初期松江地區的經濟結構，所以經過主次的權衡，還是將它歸入到第二個研究層級。
這也說明，在李老師的學術生涯中，這四個研究層級是相互激發、交錯進行的。在從事明清江南經濟專題研究時，越來越感受到許多經濟現象是多種因素、多方合力的結果，很難劃歸單一的經濟部門，所以轉向對江南經濟的系統研究。又因為傳統的描述和定性分析方法很難處理大量的數據，也得不出精度比較高的結論，所以越來越多地使用計量方法。
然而「明清江南」歸根結底是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個樣本，研究江南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地區有特別豐富的歷史文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探討中國傳統經濟的最發達狀態，以及帶著諸多傳統因素的中國經濟在近代化行程中的各種可能性。（關於為什麽研究江南地區，李老師曾有這樣的表述：「一方面，這個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文獻記載特別豐富。因此對於研究所需要的資料支持來說，它比起中國其他任何地區都遠為充分。另一方面，至少是從宋代以來，這個地區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的各種進步，毫無疑問也在江南表現得最為充分，而且在許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區先走一步，因此以之為研究物件，可能會使人更容易看到近代以前中國經濟變化的若幹重要特點。」參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9頁。）所以在研究江南經濟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史有一個通盤的思考，於是就推進到研究的第三個層級——中國經濟史的宏觀考察。
中國經濟從來都無法脫離外部世界而孤立存在。尤其是公元十六世紀以後，「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東部地區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區，開始在經濟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掀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大潮」（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57頁）。本書的好幾個篇章都始於觀察一個中國歷史上的現象，最後卻牽扯出一個包羅全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宏大背景。比如1823年之後，江南接連遭遇大水災，還伴隨著極寒天氣，地區經濟陷入長期的衰退。然而這不是江南一個地方的問題，當時全世界都處於氣候劇變的時期，北半球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氣候異常和糧食騷亂（1.9）；又如晚明進行了以制造火器、練兵、最佳化軍隊編制為特征的軍事改革，但是這場軍事改革主要不是為了應對國內的敵人，而是因為整個東亞世界突然崛起了許多地區性強權（如安南、緬甸、日本，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殖民者）。而燒錢的軍事改革又掏空了明朝的財政，加速了明朝的滅亡（2.9）。這樣一來，就從江南經濟史、中國經濟史，自然地拓展到研究的第四個層級——全球史。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這四個研究層級是邏輯上的遞進，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時間關系不大。也就是說，這四個層面的研究是交織進行的，並不是越到後面越整合、越宏觀。然而文章的發表媒介和場合，還是對文章的風格有影響。大體上說，被收入期刊和專著的文章（Part I的文章），更多的是基礎、微觀的研究；在學術會議和演講中發表的文章（Part II的文章），則更傾向於宏觀的、理論性的話題。
以上是對本書「知識版圖」的粗略勾勒，讀者可以根據這個介紹，找到每一篇作品在李老師整個研究體系中的定位，理解李老師眾多論文、專著之間的關系。我的歸類不見得準確，但或許還是可以為讀者提供一個「閱讀路線圖」。
二、貫穿始終的「初心」——「近代化」與「歷史比較」
上文提到，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寫作於1986年。當時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經濟史學界正經歷著「範式」的轉變。「範式」（paradigm）又稱為「規範認識」，黃宗智先生給它的定義是：
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這樣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達的模式和理論來，有著更廣泛、微妙的影響。它們的影響不僅在於引導我們去想什麽，更在於不想什麽。（黃宗智：【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範認識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
在這一輪範式轉換中，一個重要的爭論就是：近三百年來的中國歷史，究竟是「一場革命史」還是「一場現（近）代化史」。在收入本書的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Tradition, Divergence and Potential一文中，李老師也提到：
在1980年代，中國經濟史學家開始關註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經濟近代化的根源是什麽？新的研究取向促使人們越來越關註傳統中國經濟、社會的細節。主流的史學研究範式，也開始探討1700年以來中國面對的雙重挑戰——一重來自於所謂的「外部世界」，另一重則來自於「現代化」。新一代的學者開始致力於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323-324頁）
研究者們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模型，以更好地解釋近代早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積極的、發展的一面（324頁）。
在四十年後的今天，這種範式轉變看起來是順理成章、毫無懸念的。但處在那個變局中的研究者們，感受卻復雜得多。李老師曾用「惶惑」來形容彌漫在當時學術共同體中的某種氛圍。黃宗智先生也直言：「大家有一種需要新的、不同東西的感覺，但尚未明確地說出需要什麽樣的新東西。」
在本書最早的一篇文章，寫作於1986年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之中，也可以感受到李老師那時的困惑與言猶未盡。
這篇論文分析了清代江南經濟中與近代化相關的諸多要素——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市場，並借助這些事實去思考「江南能否發生工業革命」。很明顯，這已經是「近代化」的研究視角和表達方式。但是到了文章的「結論」部份，困難出現了。因為根據本文呈現的史實，十七世紀中期以來的江南經濟，經歷了「長期而且相當快速的發展」（long and rather rapid development）。可是這些「發展」似乎都與「工業革命」不在一個頻道。集約化的、高效的農業讓江南成為豐饒之地，但和支撐著工業革命的那種「農業革命」的迅猛發展還是不一樣；清代江南的輕工業遍地開花、獲利不菲，但輕工業的繁榮畢竟也只是工業化早期階段的特征；清代江南的重工業水平不高，那就註定英國那種「煤鐵主義」的工業化道路與江南無緣。
一方面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的發展，可是這種發展大機率又沒有「工業革命」的未來。如果工業革命不可能，那麽在當時的學術語境中，談清代江南經濟的發展又有多大意義？豈不是又回到了「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與不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始終長不成參天大樹」「近代經濟在中國水土不服」的老調子？這是李老師那個階段的研究無法突破的問題。
李老師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後來匯總成【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一書（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聯經出版社，2002年。這本書的原稿完成於1991年，因為出版流程的延遲，2002年才最終出版。所以這本書反映的是李老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學術見解）。這本書也是一邊談「發展」，一邊談「制約」，似乎還是在工業革命的「可能」與「不可能」之間左右為難，所以在「結語」部份他坦言：
明清江南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將把江南經濟引向何處？這是每一個讀者讀完本書後，心頭都會出現的問題，作者亦不應回避之。本書原稿的最末一章，就是專門用於討論此問題，後來多讀了一些書覺得此問題太復雜，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論、方法、資料、論證等方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因此將已就的初稿撤下。
總之，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是一個中國經濟史研究範式轉變的時期，但那時的中國學界還在經歷著轉型期的猶豫與迷茫。新的研究範式已經呼之欲出，但是究竟要怎麽用，它包含著哪些資源和可能性，依然看不清楚；過去的方法、概念、語言已經像是「陳舊的機器」，越來越不能處理大量的、復雜的歷史事實，但離了它好多研究根本做不成。於是，那一時期的學術成果有時會顯得割裂和不自洽，就像有一層窗戶紙怎麽也捅不破的感覺，李老師那一時期的作品也不例外。
在接下來的十年，李老師逐漸突破了這種困境。在2000年前後的作品中，他開始使用「斯密型成長」（Smithian Growth）的概念。在本書的Rural Economy in Jiangnan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Times一文中，李老師解釋了「斯密型成長」的含義：
「斯密型成長」即總產量和人均產值都提高，但是增長緩慢，而且面臨著波動和不確定性的經濟成長方式。這種經濟成長主要依靠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的比較優勢。與工業化社會中的「庫茲涅茨型成長」（Kuznets Growth）截然不同。（131頁）
有了這個概念，明清江南的許多經濟現象就變得可以解釋。
首先，「斯密型成長」最依賴的是一個容量大的、運作良好的市場。而明清江南（尤其是清代江南）不僅坐落在一個便於參與國內、國際市場的地理位置，而且當時的國內、國際市場的確已經足夠包容和有效率。所以江南地區順暢的商品、物資流通、集約高效的農業、專業化的、高附加值的手工業生產，都可以依托著優越的市場條件而展開。也就是說，明清江南在給定的各種條件下，經濟發展是很自然的事，根本不需要回避。
另一方面，之前最讓歷史學家頭疼的問題：「為什麽經濟發展了，還是實作不了工業化？」在這個視角下也得到了解答。因為工業化伴隨的是「庫茲涅茨型成長」，就是有明顯的結構性變化、人均產值大振幅增加，有持續的發展，不斷套用新技術的經濟成長方式。「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系，一個出現了「斯密型成長」的經濟，未必會經歷「庫茲涅茨型成長」。
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經濟成長不止一條道路。那種用歐洲經驗來評判所有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的做法，其實只是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執念。在足夠長遠的視野中，「歐洲經驗」與「江南模式」是平等的，也都是獨特的。毋庸諱言，李老師早期的研究也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但將「斯密型成長」引入江南研究之時，他對「西方中心論」的反思已經相當深刻。
在不斷地思考明清江南與其他國家、地區的異同時，李老師也越來越註重歷史比較。在本書的第一篇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中，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就一直是清代江南的參照物。或者說，江南與歐洲的比較其實是這篇文章不言而喻的前提。李老師也曾講過歷史比較對於中國經濟史學的意義：
中國經濟史學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比較史學基礎上的，因為中國經濟史學是用西方引入的話語系統和概念體系來建構的。這本身實際上就隱含著一種比較的味道，只是大家並未意識到。（許金晶：【訪李伯重：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不是身份】，「澎湃新聞」2018年4月25日，【開山大師兄｜李伯重：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不是身份】）
在發表於2000年，對王國斌（R. Bin Wong）教授【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的評論中，李老師總結了這部著作中值得借鑒的歷史比較方法：
一、要平等地看待被比較的雙方，在普通的問題上培養起多元化的觀點；
二、要研究過去真正發生過的事，而不是過去應該發生（卻並未發生）的事；
三、要做「對稱性比較」，既站在A的立待看待B，也站在B的立場看待A；
四、要做「回顧性分析」，即站在近代的角度看過去，也要做「前瞻性分析」，即站在先前某一個時間點看後來。（李伯重：【相看兩不厭——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研究方法評介】，收入【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170-190頁）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李老師其實是在思考：精細、可靠的歷史比較，究竟應該是什麽樣的？當然，美國「加州學派」以歷史比較研究見長，身處於這個學術共同體，李老師的「歷史比較觀」很快就變得清晰而銳利。2010年，李老師出版了【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一書，本書第1.5、1.7、1.8、2.6、2.8篇，都與這項研究有關。
這項研究對比的是1820年代的松江府的首縣（即府治所在地）——華亭縣和婁縣地區，和1810年代的尼德蘭（the Netherlands）地區。在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文中，李老師非常具體地闡述了為什麽要選取這兩個比較物件：
一、它們分別是當時中國和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有高度的城市化水平；
二、這兩個地區還有著相似的地理特征：尼德蘭位於歐洲最大河流萊因河下遊的三角洲，華-婁地區則位於亞洲最大河流長江下遊的三角洲。兩個地區都地勢低窪，相對平坦，水道縱橫，擁有便利廉價的水上運輸；
三、這兩個地區的土壤型別很相似，都是黏重的沖積土；
四、這兩個地區水運、貿易和金融業都很興盛；
五、這兩個地區商業化程度都很高；
六、這兩個地區在1820年代都陷入經濟低迷；
七、這兩個地區都擁有充足的經濟數據，而且有充分的前期研究。（210-212頁）
如此充分地考慮比較物件的「可比性」，顯然受到了同是「加州學派」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啟發。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彭慕蘭開宗明義地指出：以往的學者選擇歷史比較的時空範圍時往往比較隨意，以至於常在規模不相當的地區之間進行比較。事實上，中國和歐洲內部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經濟體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不是任意兩個時空單位都可以拿來比較。比如英格蘭與同時期的烏克蘭、西西裏，江南與甘肅在經濟成長上就沒有太多共同性。而李老師與他的合作者範·贊登（Jan Luiten van Zanten）在選擇比較物件時，在「可比性」方面的論證，顯然又比彭慕蘭寫作【大分流】時更加嚴格和周全。
這項研究的獨到之處，還在於用GDP作為衡量經濟狀況的標準。在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GDP of the Huating-Lou Area, 1823-1829一文中，李老師解釋了這樣做的原因：
既有的研究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問題。在我看來最嚴重的，就是我們對二十世紀前長江三角洲經濟的理解通常是平面的、割裂的（fragmented)。我們了解的是農業、鄉村工業、商業、大宗貿易、土地租佃、稅收和其它一些情況，但是我們不知道所有這一切之間有什麽關聯？這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什麽樣的？（191頁）
而GDP研究的優勢和可行性在於：
這個研究已建立了整套完備的指標，用以衡量一個地區在一個時期內的經濟狀況。不僅如此，這些指標相互關聯，形成一個整體，可以顯示不同部門的經濟狀況及相互關系。同時，這些指標也比較客觀和中性，可以適用於不同的地區和時期，從而使得不同地區和時期的經濟狀況可以用同一標準進行比較。（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第9頁）
這就是李老師的學術作風——善用一切能夠獲取的資源和方法，消除研究中的模糊、缺漏與灰色地帶，並對所借鑒的方法改進、升級。仔細閱讀本書中使用歷史比較方法和計量方法的一系列文章，你也一定會有同樣的感受。
在進行計量研究的同時，李老師也在關註全球史研究。如果說比較研究是使被比較的物件互為客體與參照物，強調的是個體、差異與變換的視角。那麽全球化研究則是把被抽離出來的比較物件，還原到一個交織關聯、動態變化、難分彼此的歷史過程中，而這才是歷史真正發生的方式。在此前的一次訪談中，李老師講過：
全球史和過去的世界史最大的不同，就是要打破現今國家的界限，將世界各個地區都放到相互聯系的網路之中，強調它們各自的作用……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不管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都對全球的經濟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不過其中有的是得利者，有的是損失者。所以今天的人們應當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祁濤：【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李伯重：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文匯報】，2014年1月6日）
也正因為如此，在李老師的學術歷程中，「全球史」是書寫形式上的一次躍遷，但卻是循著「江南研究」「近代化研究」「歷史比較研究」，一步一個階梯而來。
在這本書中，全球化研究的文章只有三篇（參見表1），但是李老師關於全球化問題的作品，卻是我個人最喜歡的。2017年出版的【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一書，收錄了李老師與全球化問題相關的一部份作品。這本書講述的是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中期（明嘉靖、隆慶、萬歷、天朝、崇禎朝），東亞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百年激蕩。這本書的論題跨度極大，從「絲綢之路」到「佛教長城」，從「火器革命」到「西銀東來」，從「明代中緬戰爭」到「清軍入關」，知識點之密集令人目不暇接，所有人物、事件之間的關聯、互動往往出人意料。因為是公眾歷史作品，所以這本書的文筆也與李老師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鏗鏘流暢、大開大闔。讀到精彩之處，令人忍不住擊節朗誦。
學術研究的疆域極廣，一個學者總會因為某種發自內心的「關懷」，去研究什麽或不研究什麽，李老師也是如此。作為與新中國一同成長的一代，他經歷過這個國家的挫折、苦難、成功、起伏，於是特別關註這個國家在近幾百年歷史大變局中的命運，特別希望用專業思維去揭示中國近五百年來的經濟成長。所以，就算李老師大約每隔十年就會嘗試新的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和寫作風格，但那個支撐著他的「初心」是一以貫之的。
三、寫作與「學術之公器」
在課堂上，李老師常說：「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以前我理解的「公器」，大概是指基於明確的概念、方法和理論工具生產出的，公開的、共享的、可以討論和批評的學術成果。然而當我閱讀本書時才突然發現，其實學術成為「公器」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語言——可以讓盡可能多的人理解的語言。
讀書的時候，李老師曾給我們講過他在「文革」時期，在中緬邊境的瑞麗縣傣族農村插隊的時候怎樣堅持學習英語（本書的Preface部份，也講述了這段往事）。當時只是覺得震驚，怎麽會有那麽荒唐的年代？一個人要有何等的信念才能在那麽漫長、無望的歲月裏，堅持做正確的事？而今天，當我認真揣摩本書的二十六個篇章才恍然明白，中年以後的李老師還是一直在堅持英語學習和寫作。這三十五年中，李老師付出的辛勞、遭遇的挑戰絲毫不比沒有書讀的青年時候少，這整個過程堪稱一個壯舉。
要解釋這個「壯舉」，還要從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寫作於1986年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講起。前文介紹過，這是李老師為了參加在夏威夷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而撰寫的文章，也是李老師寫作的第一篇英文論文。關於這篇文章，有一個相當曲折生動的故事，會在後續刊發的訪談中，由李老師自己講出來，這裏我們主要分析它的文本。
在本書的Preface部份，李老師說這篇文章顯得raw or rudimentary，轉譯成中文大概就是「樸拙」，或俗語裏說的「菜鳥」。作為新手的第一篇習作，這篇文章整體上能夠表述作者的觀點，呈現研究思路。然而仔細閱讀還是可以發現，整篇文章的詞匯量有限，比如第379頁第二段，intensive和intensify就出現了九次。另外，文中還有一些特別長的，套了好幾個從句，繞得人頭暈的句子，比如：
There are two ways of redistribution: those who had animals hired those who had not if the latters had surplus labor in some jobs of the productive links of rice cropping but the formers wanted to labor, or, conversely, the formers hired out their surplus animals power to the latter.（383頁）
此外，這篇文章中還夾雜著「中式英語」，或者語意不明的句子，讀起來有時會覺得磕磕絆絆。總之，那時的李老師用英語來表達復雜、微妙的意思還是力有不逮。
但是到了2000年前後，李老師的英文寫作已經相當穩定、流暢。比如本書的第三篇文章，寫於2003年的Was There a 「Thirteenth-and Fourteenth -Century Turing Point」? Population, Land, Technology, and Farm Management是一篇架構很大、篇幅很長的文章，既有理論問題的探討，又包含大量的史實、數據，即使用中文也不好寫。然而李老師已經寫得足夠準確、專業、易讀。比如這一段文字：
In contrast of the Song revolution and the Ming-Qing stagnation paradigms, changes in farm technology and land exploitation reveal a long process of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dissemina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agriculture throughout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does not represent a departure from the more long-run trends during the millennium leading up to the mid-Qing. Only after we discard the paradigms of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Jiangnan agrarian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was marked not by a sudden or dramatic rupture but by cyclical fluctuation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was not a turning point but a phase i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evelopment.（92頁）
整段中沒有生僻的詞匯，雖然有長句，但語法結構清晰易懂，名詞準確而富於變換，be動詞、介詞使用恰當，沒有多余的形容詞、沒有含混不清的代詞。即使放到英文寫作的專業測試軟體中（Writers diet test. 網址：https://writersdiet.com/writing-test/），各項得分也相當高。
而李老師寫得最「漂亮」的英文，應該是2010年在第二十一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的基調報告Water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下面是其中的一個段落：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hinese built the Great Wall to guard their northern borders from attacks from bellicose nomadic tribes. The Wall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human history. It is less well known that two other 「great walls」 were built from water. The first was the Yellow River Dikes. The Yellow River is called the 「Mother River」 in China, but though it nurtured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also wreaked disaster among the residen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To hold the river water within its banks, dikes were fashioned which, over time, eventually formed the Yellow River Dikes, extending 1500 kilometers. In the middle off the Yangzi River, another Chinese 「Mother River」, the second 「great wall」, the 180 kilometer-long Jingjiang Dikes were built and rebuilt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millennium and a half, protecting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18000 square kilometers from flooding. The magnificent Jiangsu-Zhejiang seawalls, which were built along the coast of East China, formed a 600-kilometer-long fortification. This engineering work was designed to save the Yangzi Delta, the richest area of the country, from encroachment by the sea.（339頁）
這段文字依然準確、理性，沒有生僻詞，排比句式令文字有了充沛的氣勢，大量的動詞如build wreak form extend protect surround save 令句子極富動感和畫面感，讀起來感覺既流暢又大氣。
以上就是從文本上解釋，為何李老師的英文學習和寫作稱得上一個「壯舉」。作為從研究生階段才開始正規地學習英語，三十七歲才寫第一篇英文論文的人，至今撰寫了四本英文專著（除了本書外，另外三本是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St. Martin’s Press, 1997； Li Bozhong: 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Li Bozhong: Guns and Ledgers: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in the Age of Ear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4）和幾十篇英文論文。從最初的「生手」到十年後的流暢平穩，再到二十年後的典雅優美，這個「自我教育」的歷程怎麽說都是一個「壯舉」。
李老師曾說：
今天的中國經濟史學已是國際經濟史學中的一個重要部份，研究中國經濟史也已不再是中國學者的專門領域。在史學研究日益「國際化」的今天，每個國家的學者都必須與其他國家學者一道，才能對付大家共同面臨的挑戰。同時，也只有各國學者一同努力，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才能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作出真正有價值的成就。因此把自己的研究「融入世界」也就成了各國學者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徑。（李伯重：【「融入世界」——新世紀中國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趨勢】，收入【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311頁）
然而全世界學者相互理解、一同努力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掌握一種大家都能理解和使用的語言，拆掉學術成為「公器」最直接的一道門檻。李老師三十多年堅持英語學習和寫作，其實就是在打造「公器」，反求諸己。
因此之故，這本書可以作為國內歷史專業本科生、研究生的專業英語教材。因為這本書中沒有生僻的詞匯和炫耀性的寫作技法，大部份篇章句式簡明幹練，專業詞匯豐富、準確，行文邏輯清晰，最適合入門者熟悉英文學術作品的寫作風格，訓練閱讀速度。其中的經典文章，也適合初學英文學術寫作的中國學生作為仿寫的範本。三十年前李老師也是這樣學習英文寫作的，這個故事在後續要刊發的訪談中會講到。
除此之外，這本書還為年輕人的治學為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在周遭環境不容樂觀的時候，是不是只能焦慮或「躺平」？在學術事業中，能不能一直待在舒適區，劃地為牢，固守因襲下來的方法與路徑？李老師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藏在這本書中，沒有說教，全都是清晰可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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