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歷史邏輯、現代化發展邏輯和共產主義運動邏輯的共同演繹下，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進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提出改革方案，透過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而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和文明形態發展。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黨不斷根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形成了在三中全會上重點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作出相應改革決定的工作節奏。因此，透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的情況的梳理，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改革的邏輯，從而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歷史和邏輯的依據。
一、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經過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中國人民完成每個階段歷史任務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因此，中國共產黨就是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來指導各項工作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處於不斷發展和進步之中的，而其中最活躍的因素就是社會生產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曾經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就開始成為了阻礙其發展的力量。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變革，並與之相適應。從歷史上的情形來看，根據生產力發展而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透過和平方式主動調整，另一種是透過暴力方式被動調整。前者我們稱之為改革，後者我們稱之為革命。然而，不論是改革還是革命，只要能夠透過調整和發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以推動社會生產力獲得巨大解放和發展，其效果都是一種革命性的，因此我們有時候也認為改革也是一場革命。
人類社會進入到現代之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具有緊密關系，這就意味著，與世界保持密切交往並充分吸收他國生產力發展的經驗和成果，是現代條件下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對於一個長期處於封閉條件下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對外開放，其本身就是一種改革，一種革命性的行為。從具體情況來說，透過對外開放，在學習和交流過程中，就會發現為了向別人學習更先進的生產力，就需要對已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進行相應調整，這就是所謂開放倒逼改革。
從改革的角度來看，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需要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從量變到質變，從局部到整體發展的過程，改革工作也是如此。要想順利推進改革行程並取得成效，就必須從矛盾最突出以及條件最成熟之處開始著手改革，而後不斷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條件。透過改革各方面使新要素和新條件不斷生成之後，就需要推動改革從量變向質變躍升，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以實作整體性躍升。另外一方面，由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所構成的文明形態是整體的，因此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需要調整和發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又是涉及方方面面。因此，不論是革命還是改革，其目的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結果就是推動整體文明形態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以及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和發展，就是遵循上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進行並取得成功的。因此，上述邏輯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邏輯。
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序幕
鴉片戰爭之後，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下，隨著古典文明的崩塌，中華民族開始走向衰落。透過構建現代文明形態以實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有識之士的一種共識。經過艱難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中國人民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核心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掃清了現代化建設的障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選擇了用社會主義方式進行現代化建設。
為了克服現代化建設對原始積累和社會組織化的訴求與新中國建立之後「一窮二白」和「一盤散沙」之間的矛盾，我們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社會體制。經過努力，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我們就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而為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社會體制，雖然能夠為我們提供原始積累和組織化基礎，但是不能夠為我們提供現代化建設永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再加上，由於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一些錯誤，從而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受到了挫折。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以下兩方面重要決策：
一是做出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移的決定。全會指出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二是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全會指出「實作四個現代化，要求大振幅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在當時，最緊迫任務就是解決人民吃飯問題，因此，當決定要將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農業問題進行研究就自然成為全會的議題之一。隨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我們黨就開始探索農村農業改革，從1982年開始，中央連續三年下發「一號檔」，對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此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斷完善，最終形成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
對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和作用的理解，可以從多個方面展開，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整體發展的影響以及對黨推動改革工作範式和節奏的影響，是其中兩個重要的維度。
從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整體發展影響的維度來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方面透過推動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重新開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行程；另一方面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透過審視既有管理體制中的缺陷，找到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方法，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提供了動力，使改革成為了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從對黨推動改革工作的範式和節奏影響的角度來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著眼於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進行調整和改革，並針對當時最急迫的工作任務進行研究，進而形成了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有機結合的工作方式，由此成為一種範例，黨中央基本上都在隨後各屆的三中全會上，研究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而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改革工作，進而形成了黨推動改革工作的基本範式和基本節奏。
三、在重點突破與全面改革之間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序幕之後，推進改革就成為了每一屆黨中央的一項重要任務，並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慣例，在每一屆三中全會上，圍繞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部署每個階段的改革工作任務。分析歷屆三中全會重點議題內容以及其與每屆其他全會的議題的內容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重要規律，那就是重點突破與全面改革相結合。
從縱向的歷次三中全會重點議題內容情況來看，主要是遵循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不斷推進局部的重點突破，而後待條件成熟再進行整體的全面改革。在十八大之前，主要圍繞農村、城市兩方面重點突破，而後在此基礎上，進行整體改革，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城市改革涉及面比較廣，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就被納入整體改革的範圍中，作為其中重點，於是，從大致節奏上，就體現為農村改革與整體改革交錯進行。具體情況如下：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提出黨的中心工作轉移以及做出改革開放決策基礎上，重點推進農業工作發展，隨後持續推進以生產責任制為重點內容的農業農村改革。
在農業農村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就之後，十二屆三中全會就著手推進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出現了一些困難和問題，突出的是物價上漲振幅過大。為此，十三屆三中全會，就將提出要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和深化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並透過了【關於價格、薪資改革的初步方案】。
在農村、城市和相關要素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並不斷推動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基礎上，在黨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精神指導下，十四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搭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隨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再次把目光放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上，十五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奮鬥目標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解決了農村問題之後，整體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就被提出，十六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強調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將眼光放在農村改革發展上，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在系統回顧總結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工作進行了部署。
從橫向角度來看，十八大之前每一屆三中全會基本上都是圍繞著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而展開的，而黨的工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並且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就決定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發展，黨的其他工作也需要隨之進行改革和創新，因此，在每一屆的各次全會，也都會根據黨代會所決定中心工作內容特別是經濟建設和改革的任務，而做出相應工作安排。
即使是每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其中心議題是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在會上，也會對這一改革將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工作影響進行說明並做出相應安排，或是要求其他方面工作配合經濟體制改革，從而客觀上推動了其他領域工作改革以及全面改革。
上述這些橫向的現象都說明了，我們改革不僅僅只是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全面改革，不過經濟體制改革是其中的基礎和重點。
四、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全面深化改革」
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成為了黨的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透過縱橫兩個維度的推進，一方面，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不斷適應經濟體制改革所提出來的新要求，以推進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變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之前，上述這些改革的實踐，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摸著石頭過河」，遵循著改革自身的邏輯，不斷推進和發展的，其結果是不僅改革了阻礙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而且也在此過程中推動了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態的各要素的生成和發展。
具體來說，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十四大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透過十四屆和十六屆兩次三中全會的推動，使現代市場得以在中國建立。為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黨的十五大做出了依法治國的決定，推動了現代國家的發展。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法治國家建設，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三個代表」，推動了執政黨建設的創新和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多樣性和主體性開始出現，為此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和諧社會建設，標誌著現代社會在中國的全面生成。至此，作為現代文明的主體要素的現代政黨、現代國家、現代市場和現代社會全部生成。同時，在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容要素，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得以生成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設，黨的十七大提出了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命題。
上述要素的生成和發展，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實踐過程中不斷被催生出來的，然後，由於這些要素是在較短時間內生成的，因此存在著兩方面不足：一是各要素的功能發育不足，二是各要素之間有機化不足。這就意味著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態的發展，已經完成了要素生成的任務，到了需要推動從具體要素生成階段向整體形態發展階段躍升的時候了。黨的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就著手推進了這一工作。
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以完善和開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務，並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分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之後所采取的相應對策，我們發現，主要有三方面內容和特征：一是圍繞著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而展開，從而為推動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二是圍繞強化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市場作用和社會功能而展開，從而推動了現代政黨、現代國家、現代市場和現代社會的發展；三是圍繞推動上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內容要素和主體要素之間互動合作的有機化而展開，從而推動了文明形態發展從具體要素生成向整體形態發展躍升。
經過努力，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隨後其成果透過兩種方式予以固化下來：一是在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將這些成果以機構改革方式，從組織維度予以固化下來；二是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做出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制度維度予以固化下來。
如果將其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三中全會的整體過程中來分析的話，我們發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以下特點和意義：
一是不再只是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而是涉及五大建設的全面深化改革。在黨的十八大之前，雖然歷屆三中全會研究的內容都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但從其主要議題和研究重點來說，都是圍繞經濟體制改革而展開。然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卻突破了這一特點，不僅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而且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所涉及的所有體制內容。之所以如此，也同樣是問題導向，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到了從具體要素生成階段向整體形態發展階段躍升轉變的時候，所涉及的問題是全方位的問題，只有透過圍繞總體布局所涉及的體制問題進行整體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二是不再只是強調改革「摸索著石頭過河」的特點，而是重視「強化頂層設計」。在黨的十八大之前，主要是透過對一個個重點和急迫的問題進行攻關和突破，來打破當時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阻礙力量。一方面，從改革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打破了許多點狀的阻礙力量，現在到了需要解決整體性問題的時候；另一方面，從建設的角度來看，透過十八大以前的努力，我們已經完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態的具體要素的生成，需要從整體形態上予以整合推進和躍升。因此，不論是從改革還是從建設的角度來看，都需要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強化頂層設計，推進整體性改革和發展。
三是不再只是強調重點突破性改革，而是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方法論來講，十八大之前的改革，更多強調的是重點性突破，十八大之後的改革和建設的任務，既然已經要求強化頂層設計，因此，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就成為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進行的改革的基本特點。
五、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新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在兩種邏輯力量推動下，中國社會發生了疊加性的結構性轉型和變化。一是由市場經濟的建立所導致的基於制度變遷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轉型；二是由數位文明的生成所導致的基於技術革命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轉型。雖然這兩種邏輯的影響，在改革開放之後，幾乎是並列存在的，但是，從其重點影響的角度來看，黨的二十大之前，前者的影響更為猛烈，後者影響相對較弱。因為當時的數位文明的發展，更多還停留在具體某項技術的突破性發展過程中，尚未實作整體性技術疊加性的躍升發展，因此，其影響雖然深刻，但是相對於今後來說其程度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然而，二十大之後，從世界範圍來看，數位技術的發展，已經開始從具體技術單項性突破發展階段向各類技術整體性聯動發展階段躍升，從而使數位文明時代快速到來。同時，這些數位技術的整體性、疊加性和聯動性的發展，不僅在數位技術內部產生影響，而且對其他科學技術也產生引領性和顛覆性影響，從而導致基於數位技術革命所引起和所引領的，各類前沿科技快速發展所導致的，區別於傳統生產力的新質生產力，得以生成和發展。
從改革的角度來看，黨的二十大之前的改革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基礎和型別來看，更多的是工業化條件下的生產力。然而，二十大之後，我們的改革所要解放和發展的生產力，除了既有的生產力型別之外，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內容，就是這些新質生產力。不論是從服務於新質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還是從新質生產力可能帶來的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影響來看，都將與過去有著重大的區別。這就要求我們的改革工作，不僅不能是簡單的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除了強調頂層設計之外，還要強調戰略上和對策上的前瞻預判，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不斷為解放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創造條件，從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條件，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以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奠定新質生產力基礎。這就為二十屆三中全會以及之後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出了新命題、新要求和新任務。
結語：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建設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之間
在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處於決定地位，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人民選擇了以社會主義方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並在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礎階段任務之後，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從而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
在隨後歷屆三中全會上，我們黨圍繞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推動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態的內容要素和主體要素的生成和發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透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系統性的體制條件，而且還推動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從要素具體生成階段向整體形態發展階段躍升。
新質生產力的生成和發展，將對中國式現代化註入了強勁的動力，同時也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命題、新要求和新任務，這就要求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不僅要強化頂層設計，而且還要強化前瞻預判，從而為解放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創造更有利的體制環境以及戰略空間，為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進一步發展奠定新質生產力基礎。
(作者為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基地主任、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鄭長忠/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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