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4年後，美國總統大選的步調逐漸展開，川普老神在在，斬獲頗豐。1月15日，美國愛荷華州的共和黨初選結果出爐，川普以絕對優勢告捷；同日，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印度裔企業家拉馬斯瓦米宣布退選，並稱將「全力支持」川普；21日，美國佛羅裏達州州長、一度被廣泛視為川普最有力競爭者的德桑蒂斯亦宣布結束選戰，並表態將支持特氏；23日，川普在新罕布夏州共和黨初選中勝出，再下一城。拜登公開說他認為川普將無懸念地成為最終代表共和黨出戰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人。就2024年1月的最新對比式民調來看，川普在全美範圍的普遍受支持率領先拜登約4個百分點左右。
當地時間2024年1月20日，美國曼徹斯特，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川普在競選活動中登台。
也許有人會感到疑惑：拜登相較於川普而言，明顯更符合於西方體制下「常軌」政客樣態，對於美國現行政治體制更為尊奉，也更把保持美國的國際霸權地位、維系與諸傳統戰略盟友間關系當回事情，那為什麽還是有大量的對比式民調顯示川普絲毫不遜色於拜登，甚至領先於拜登呢？這裏至少存在著八重邏輯原因：1，當前美國政治的高度極化大背景決定，川普這種右翼民粹主義者必然會有一個很大的也很堅定的支持者基本盤。我們不應忘記，盡管川普2020年敗於拜登，其總得票量卻從2016年大選時的6298萬張進一步成長為7422萬張；2，已在華府頂層決策圈混跡多年的拜登從來就不是廣受愛戴的那種政客，而且他的年齡老邁精力不濟問題，目前執政的包袱問題，更宏觀層面的執政能力問題等都不是朝夕之間可被改善的；3，拜登和民主黨（以及更廣義的左翼陣營）中的進步主義派系間並非和睦無間，他從一開始就不是民主黨進步主義派系的心頭好，尤其是其政府在近期哈以沖突問題上的一邊倒立場，導致不少左翼的進步主義派人士（尤其是年輕人）對拜登產生了強烈的疏離甚至憎厭情緒；4，拜登之子杭特的相關醜聞一直是顆半隱形的、潛在的未爆彈；5，以目前的美國選舉制度觀之，少量的搖擺州所占據的地位無比重要，在2020年美國大選時拜登贏下的那些搖擺州裏，川普只需成功翻轉佐治亞、密西根，再加上亞利桑那、賓夕法尼亞或威斯康辛這三州裏的任何一州，即可一舉擊敗拜登；而若按照一種更為大膽的估計，到最後雙方激烈爭奪、勝負難料的州數會更少，川普只要能拿下密西根、賓夕法尼亞或威斯康辛這三州中任一州，即可直接再度問鼎白宮；6，共和黨內部與川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作了較穩固的雙向繫結；7，川普卷土重來之勢有著一個顯著的國際性背景作為外部支撐，亦即近期全球性（尤其在西方世界）右翼民粹主義的大行其道；8，更為重要的是，2023年11月美國主串流媒體的一份民調顯示，假設川普和拜登再度對決，而結果是川普贏了，多數的受訪美國選民認為他們自身的財政狀況將會變得更好，而美國將離戰爭更遠。
而在這些原因中，第一個可能是最為重要的。關於當代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最近有兩本新出英文學術著作，頗值一談。
一、美國一般選民的意識形態化程度問題
對於當代美國政治，有一種常見描述是這樣的，美國兩黨圍繞著自由-保守之爭激烈互博，而美國一般民眾則在自由-保守的意識形態問題上所知甚少，他們的行為模式並不教條，亦不固化。美國休斯頓大學政治學系Elizabeth N. Simas教授在其2023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捍衛意識形態：重新審視意識形態在美國一般選民中的作用】（In Defense of Ideology: Reexamin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一書卻直接挑戰了這種常見描述。在此書中，作者指出，美國一般選民中的意識形態化程度可能遠比過往既有學術研究所呈現的要更為明確和顯著。
【捍衛意識形態：重新審視意識形態在美國一般選民中的作用】書封
此書認為，多年來的美國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關於美國一般選民的這樣一種刻板印象：即他們對政治議題的最新進展所知其實甚少，他們的行為模式往往是不合邏輯的。他們有時會熱切地支持特定的政黨或特定的候選人，但卻缺乏任何能言之成理並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上的理由。然而，這些學術研究並沒有能完整地講述整個故事，也沒能完全且不留死角地捕捉到當今日益極化的美國政治環境中公眾輿論與大眾意見的本質內容。因此，此書的立意就是旨在對美國一般選民的意識形態思維進行更仔細和細致的評估。使用各種更新的調查和實驗數據，此書表明相當一部份美國人確實持有連貫且自洽的政治信仰，而這些信念對美國政治制度的運轉具有重要影響。這樣看來，盡管黨派性（partisanship）和其它的身份認同內容（other identities）仍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但一般選民其實比既有學術研究所通常假設的要更具意識形態性。換句話說，明確支持民主或共和黨的美國人也許並不多，明確說自己是兩大黨之外的持獨立政治見解的美國人也許並不少，但實際上，大量的美國一般選民是對自由-保守的意識形態界分非常清楚明了，且其自身在此種界分中持有一定的固定式選邊站立場。
更進一步而言，此書提出了三個核心論斷：1，在美國一般民眾中，有一套完整自洽的意識形態與政治信念系統的人並不少，遠比一般學術研究所認為的數量要更多；2，這些政治信念系統實際也就是關於各項公共政策的信念和立場，擁有政治信念系統的人在考慮到各種意識形態的相關標簽時常常會運用到這些信念和立場；3，這些信念和立場對政治行為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效應，這些影響效應不能被簡單地僅僅歸納為身份認同因素。此書認為，那些能在思慮問題時跳出意識形態藩籬而不受其支配和左右的人固然是存在的，但這種不受意識形態浸染的人在當今美國政治社會裏究竟有多少，其實是個非常值得懷疑的問題。此書很明確地表示，受到意識形態浸染的人在當今美國要遠比各項學術研究裏所講到和所承認的更多。
其實，換個角度看，這倒也並不是什麽特別新鮮的事。以2023年8月的最新美國蓋洛普民調數據來看，政治上自稱為「獨立派」的大約是47%（民主黨人為26%，共和黨人為25%）。早在2021年時，CNN就曾釋出過一份民調，指出在當代美國的語境下，絕大多數所謂的「獨立派」人士都會對民主共和兩大黨中的一黨或另一黨感到有某種親近的關系。超過十分之九的自詡「獨立派」人士表示，他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會傾向於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的立場。
當然，正如此書作者所指出的那樣，當代美國政治研究領域裏很多人都傾向於低估美國一般選民的意識形態化程度。在2012年的一項研究中，學者James A. Stimson等人曾對美國一般公眾的意識形態面貌做了這樣的描述：美國的公共輿論中有一個悖論。美國公眾在象征性的層面是展現出保守色彩的：人們珍視保守主義範式的象征和標誌，人們更有可能自我認定為保守派而不是自由派。但與此同時，人們在操作層面上常常是偏於自由派的，他們希望政府能積極介入並花更多的錢來解決各種社會性問題。Stimson等人認為美國公共意見的這兩個方面都是真實而持久的，而不是特定民調的產物或僅僅局限於特定時間點。也就是說，以2012年的情況來看，美國一般民眾裏的意識形態化的確仍不鮮明和顯著。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弗裏納（Morris P. Fiorina）則在2017年出版了【不穩定的多數派】（Unstable Majorities）一書，系統闡述了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看法。他認為，民主、共和兩黨事事針鋒相對而產生的黨派分類（party sorting）現象使得每一黨的內部都更趨一元化和同質化，今日美國選民很難找到一個立場偏自由的共和黨候選人，也很難找到一個立場偏保守的民主黨候選人；與一般基層黨員相較，處於兩黨領導階層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間的激烈爭鬥更為顯著。民主黨日益成為自由派分子匯聚之地，共和黨日益成為保守派分子的大本營，但這完全不意味著一般美國公眾也就隨之政治上極化了。美國政治的現實情況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積極分子們分別組成一系列小型團體，然後這些小型團體之間彼此爭鬥不休，而實際上美國廣大公眾的觀點則通常呈現為比較溫和中庸的，比較願意包容不同看法的，同時也是比較含混不清晰的，而遠非極化的，無條件的，或者教條的。大多數普通美國人其實並不是那麽在意政治。從某種意義上，弗裏納2017年的看法和Stimson等人2012年的看法其實較為近似，與Simas的釋出於2023年的看法則大為不同。但筆者認為，此間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也許並不是不同學者的方法和看法的分歧，而是美國政治社會自2017年以來所發生的巨大的變化。當代美國方興未艾的政治極化現象似乎已經影響到一般選民的意識形態化程度，隨著一般選民對政治認知和政治信念的更為體系化，選民與選民之間的基於意識形態不同的對立和紛爭也將逐漸增多。
而且，實際上，早在2009年時，就已有Robert Y. Shapiro等學者點出美國選民正開始逐漸變得越來越趨於意識形態化，對公共政策議題的態度越來越沿著所謂自由-保守派的分界線而劃線對峙（more ideological and more issue based along liberal-conservative lines）。學者Matthew S. Levendusky在2010年時的研究也已指出，美國精英層面的政治極化會給一般選民帶來相對更為清晰的關於政策位置的各種資訊和訊號，讓一般選民更為了解兩大黨在政治辯論上各自所站的立場，進而將會促使一般選民所持的政治態度變得更為清晰和更具內在自洽性（Clearer Cues, More Consistent Voters）。學者Mia Costa完成於2020年的研究也顯示美國一般選民在衡量被選上的官員的政績時，更多的訴求是來自於意識形態層面的，而非情感性的身份認同層面的。學者Joshua N. Zingher完成於2022年的研究則不僅指出美國一般選民會日益沿著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分野而分化和對立，而且美國整體的政治極化現象將為一般選民提供更為便利的資訊通路，因為黨派日趨極化，一般的選民們將不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精力去關註政治，就能輕松將他們自身的意識形態傾向和主要政黨所給出的立場對上表掛上鉤，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化日益加深的美國一般選民完全有可能會覺得政治極化對他們做出選擇而言未必是個壞事。
二、對當代美國政治中選民資訊接收機制的新探索
眾所周知，當代美國政治進入高度極化時期，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者互攻不休，兩黨在國會的政治精英更是經常性的水火不容，視彼此為敵手。在這種大的背景環境下，人們有時會發現這樣一種機制，若將對共和黨一方有利的資訊資料拿給民主黨的支持者看，民主黨的支持者看完之後反而可能會更加堅定地支持民主黨，反之亦然。也就是說，給一黨支持者看對另一黨有利的資訊，可能效果適得其反，反而會加強這位支持者對其既定所支持黨派的忠誠度。而美國學界的不少相關研究也反復確認了這一點，認為這種現象確實是廣泛存在著的。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Alexander Coppock新近所著的【平行性的說服機制：資訊如何改變人們對政治的看法】（Persuasion in Parallel: How Information Changes Minds about Politics，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3年）一書在這方面給了我們許多新的視角和啟發。此書挑戰了主流觀點，即很多新政治資訊，雖然看起來頗有說服力，但其真正得到的效果往往會適得其反，因為人們會傾向於對他們所不喜歡的資訊進行「反其道而行之」的推理。根據一系列隨機對照試驗提供的證據，此書表明，這種「適得其反」型的反饋機制實際上是很少的，甚至有時根本就不存在。相反，此書表明，大多數人都會沿著新資訊所給出的方向上做更新，雖然更新的程度往往僅只是一點點而已。
當地時間2024年1月23日，美國新罕布夏州貝德福德，一名選民在投票站填寫選票。
此書旗幟鮮明地指出，許多人錯誤地認為，如試圖去說服那些不同意他們的政治觀點的人，將會是徒勞無功的。然而事實上，個體確實會根據新的資訊去改變想法，分立於政治場域兩邊的兩大黨支持者們大致平行地更新著他們所持的觀點。
在此書中，作者指出，就普遍和一般的情況而言，在接收到新的政治性的資訊時，美國選民一般不會去刻意扭曲該資訊，以進一步加強他們早已既有的立場，看法和認知。恰恰相反，一般而言，他們通常會被該資訊打動，會向該資訊所指的方向做一點靠攏，盡管這種被打動的程度本身可能很微小。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而言，美國選民雖來自不同立場背景，在當前極化態勢下彼此間對政治問題看法的差異極大，但若他們接收到同一個具有一定說服力的新資訊時，他們往往會朝著同一個方向移動，而且移動的具體程度幾乎一樣大，也就是說，他們對同一新資訊的反應模式是高度相似的。比如，在接收到支持移民的相關宣傳資訊時，不管他們平素是傾向於支持還是反對移民，美國選民們普遍都會向著支持移民的方向稍微做出轉換，盡管這種轉換的力度可能非常小。同樣的道理，在接收到反對移民的相關資訊時，不管他們平素是傾向於支持還是反對移民，美國選民們普遍都會向著反對移民的方向稍微做出轉換，盡管這種轉換的力度可能只是一點點而已。按照此書的觀點，當代美國政治固然是高度極化的，但如果能提供富有說服力的新資訊，接收者們的反饋卻不見得是會極化的，而且人們普遍對新的資訊也不會是無感的。按照此書的觀點，人們確實不見得會喜歡與他們素持之立場相左的資訊，但是我們不能僅僅據此就認定，人們一定會直接拒斥那些資訊。以當代美國的情況來看，普遍意義的美國選民在根據新資訊更新（或者說微調）其立場時，並不會特別在意這個資訊是他所喜歡的，還是他所不喜的。
早在三十年前，美國政治學者Benjamin I. Page 和 Robert Y. Shapiro的研究就已指出，整體而言，美國公眾還是較為理性的，對於大多數的熱點議題而言，公共意見的走向是較為一致的，如果民主黨人對某議題變得越來越支持和熱心，往往共和黨人對該議題也會漸漸變得更支持和熱心。當然，今日之美國絕不再是三十年前之美國，今日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系統性的和全域性的。但盡管如此，Coppock此書的側重於新資訊的匯入的基本結論看起來仍較有說服力。按照此書的分析，如果一個美國政客，或者一個美國政黨想要獲得更大更多的支持，那麽他就應著力於使得自身發出的資訊更具說服力。若想提高資訊的說服力，則應更多訴諸於事實和論據（facts and arguments），更少地訴諸於那些帶有小群體性質的提示和暗示（group cues），因為後者通常會引起一部份人的反感和排斥。這些建議整體而言，倒是非常符合英國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教誨: 「有說服力」這一點，不可避免地是討論政治的核心（persuasion was unavoidably central to discussing politics）。當然，這裏還有一個大的難點：就連Coppock自己也承認，當今的美國人正漸漸變得越來越不喜歡被說服，有的時候人們甚至會連帶地憎厭起試圖說服者，停止繼續聆聽，乃至於直接迎面懟回去。
【平行性的說服機制：資訊如何改變人們對政治的看法】書封
建基在這本書所得出的結論上，不同的觀察者自然會有不同的解讀。對美國體制持有樂觀看法的人可能會說，這絕對是個好訊息！因為如此就有可能透過大量投放正向的、正能量的資訊而促使那些被右翼民粹主義宣傳洗腦的人早日覺醒，回頭是岸。但對美國體制持有相對更悲觀看法的人可能會說，這很可能是個壞訊息！因為這樣一來，那些正向、正能量的資訊很容易就會被那些負向、負能量的資訊（甚至是假資訊，乃至由人工智慧所生成的假資訊）所沖淡乃至於抵消，而美國政治的本質就會不得不依賴於誰能掌握更大的資源，誰能向市場和民眾投放更多的己方資訊，誰能從更有效的路徑上影響乃至於型塑美國選民的普遍偏好，再結合美國當前政治高度極化、兩黨持續惡鬥的大背景，很難讓人對美國政治的運轉抱有由衷的樂觀情緒。川普當年利用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的例子值得人們警醒。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度觀察。比如此書認為美國普遍選民仍保有相當程度的理性，這也許的確是事實，但另一個同樣真切的事實是，我們看到，大量相關民調顯示，美國普遍公眾既不希望看到民主黨方面由拜登出戰下一任總統大位，也不希望看到共和黨方面由川普出戰，但兩大黨的各自內部決策機制卻還是有相當大的可能最後搞出拜登再戰川普的局面，這就說明，美國普遍選民的意願能否真正順利轉化為實際的公共政策結果，這個過程本身就要打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號。
（參考資料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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