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707篇原創文章，趙建博士的第666篇原創文章。
一個經濟體，一個社會，和一個人一樣，最重要的是如何學會與過去告別 。經濟社會的轉型，很多時候風險和代價不是來自於未來，而是來自於過去。歷史的包袱沈甸甸，舊的產能和利益既得者死命的抱殘守缺，要想「立新」，必須「破舊」。因此在與過去告別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和平過渡的很少，大部份都發生了巨大的危機，甚至導致流血革命。
今天，中國可能正處於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最宏大又驚險的告別中——告別過去的高速度「飛行」，構建未來的高品質「著陸」。其中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學會如何與房地產以及相對應的土地財政告別。或許只有與房地產和土地告別，中國才徹底的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
獨有的土地財政，如同從鄉村走向城鎮的「第二次土改」，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代最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將地方政府、銀行、房地產商、夢想從鄉村遷徙到城市的農民子弟，以及上遊的鋼鐵、混凝土、機械等工業資本，都轟轟烈烈的動員起來，基本完成了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在形式上的轉型。
今天，這個轉型在高層看來基本完成，剩下的就需要與過去告別：
——與土地財政告別，這個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相關的土地融資，可能占到七成以上；
——與房地產創造的需求告別，其意義不僅僅占GDP的一成，更多的是與五十多個行業緊密聯系，這些行業比如家裝、建材、綠化、物業、搬運、保潔等等都是與普通老百姓就業有緊密的關聯；
——與房地產金融告別，讓老百姓的主要的財富倉儲陣地「房住不炒」，去金融化，社會財產需要進行激烈的重估，這同樣意味著負債價值的重估，從通脹和房價持續上漲假設下的資產負債表擴張，到通縮與房價持續下滑下的資產負債衰退......一個老去的社會與債務纏身的社會......
很顯然，這個告別並沒有當初想象的那麽容易。從「三條紅線」推倒信用的多米諾骨牌，到「三支箭」企圖重新搭建這幅長長的產業鏈和信用鏈關系，顯然並不可能。我再說一遍： 現代經濟的本質是信用經濟，而信用經濟是不可逆的。政策的實施過程也是非對稱的，「從惡如崩，從善如登」；信用的本質是信任，毀掉信任可以一夜之間，重建信任卻要年復一年。很簡單的比喻，樹上有九只鳥，一聲槍響可以全部嚇跑，但是要想鳥兒再全回來何其難！老領導早就提醒過，要尊重事物內在的規律性，做工作要註意方法、方法、方法。
學會與房地產告別，對每一個國家和經濟體都是一個重大的命題，並不唯獨是中國。這個告別，日本用了三十多年，美國用了二十多年，中國用了多少年？從房地產占GDP的比重最高12%降到今天的6%，只用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同樣是萬米高空的飛機著陸，是逐漸降速滑行，還是直接高空墜落？同樣是著陸，同樣是告別，姿勢不一樣，就要面對不一樣的風險和陣痛。我們常常拿日本作為教訓，但是卻似乎不小心重蹈覆轍？若如此，是不是也將進入一個漫長的債務和資產負債表修復季節？
在這裏，我之所以稱這次告別「漫長」，並不僅僅認為無法輕易與「此岸」割舍，更多的是指尋找「彼岸」的過程，也將是漫長而曲折的。「破」是不容易的，長痛不如短痛，但「立」更加不容易，「立」的過程也將無比漫長。「破」當然不是目的，「立」才是目的。很多時候，破如崩，立如登，一個非對稱的歷史演進過程。不要想當然的認為破了就會有立，這是一種機械論。
在同樣的告別過程中，中國與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與房地產最大關聯的，中國是財政，日本是金融。所以在這個告別過程中，首先遇到問題的是地方政府的財政穩定性。今天，社會上通縮陰霾密布，似乎處處缺錢，企業看上去主營業務收入還不錯，但是全是應收和應付，賬期拉長了好幾倍，欠賬欠薪問題越來越多。沿著債務鏈溯源，往往源頭就是地方政府和國企。
地方政府也不容易，有限財權無限事權，加上三年抗疫，幾乎透支了家底。為了保日常運轉，四處化緣借的現金全用來保基本薪資和費用支出了，哪還有余錢還賬，更不用說增加民生和搞地方經濟發展了？如果現在還看不到這些問題，很容易對形勢和政策的基調產生誤判。
當前的形勢，與過去粗放發展模式的告別，是一個「轉型+發展」中社會必然遇到的。按照羅斯托的起飛理論，一架飛機總不能一直在高空高速飛行， 總會有著陸的那一天 ，否則要素燃料也跟不上。中國這架飛機的高速飛行，就是靠大投資、大建設，用的燃料除了勞動力和工業化形成的重工業資本外，還有源源不斷的債務（借貸資本）。我們從「陽」和「陰」兩面分別去解讀這個大投資、大建設的特征和問題。
從「陽」的一面來看，中國過去的大投資、大建設模式，搞得都是固定資產，超級耐用品，是龐巴維克所稱的「迂回生產」中，迂回程度最高的那部份。房子可以用五十年，高速公路，機場，城市道路管網，高鐵、地鐵等等，都可以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迂回生產是其中的一個特征，意思是轉化成終端消費價值和現金流的時間是很慢的，迂回的。事實上，在轟轟烈烈的以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為資金和資本來源的眾多計畫中，很多計畫不僅很難短期內達到盈虧平衡，而且很多都是長期的負現金流。也就是不僅全成本（加上折舊）口徑下的盈利是虧的，而且剔除折舊後的邊際利潤也是負的。這些大投資形成的迂回生產設施，很多是負資產，是重大的負擔。
從「陰」的一面來看，是這些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的形成，往往帶有龐大的債務。借貸也是一種動員機制，用熊彼特的話來說是「憑空形成的購買力」。這與無債務經濟環境相比，簡直就是一個奇跡，因為透過借貸，資金可以從天而降。然而，天上當然不能掉餡餅，對於私人債務或者預算約束非常硬的借貸，銀行等金融機構當然不會隨便借給一個沒有「信用」的主體（這是我上半年與眾多學者爭論的核心焦點）。但是，地方政府和國企卻不一樣，存在著固有的「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它們憑借著國家信用背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大肆透支信用。固然投資了一些具有「社會效益」的計畫，但是由於這些賬算不清楚，滋生了大量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導致了嚴重的國進民退現象。
此時，要註意傾聽兩個學者的提醒，一個是「大歷史」理論的創始人黃仁宇先生，他認為明朝失敗的核心原因是財政崩潰，財政崩潰的核心原因是「缺乏清晰的數目字管理」；另一個是奧派經濟學家巴斯巴德，他認為「大蕭條是對債務濫發刺激投資浪費的一種懲罰」。
所以未來幾年、十幾年，將是一個「漫長告別」的季節，也將是一個「漫長求索」的季節。實際上，未來已來，我們每個人已經身處這樣的季節中，那些還身著盛夏著裝，依然沈浸在盛宴幻覺中的人，當然會被秋天蕭索的寒風橫掃。在秋天還播種，當然是「越努力越虧」。
但是，過去未去，資產負債表裏裝的仍然是過去的東西，只是已經漫山遍野的枯萎、僵化。漫長的季節裏，最寒冷的時刻還未到，準備冬藏是最理智的選擇。然而，如果有能力搭建一個溫室，就能夠對宏觀氣候全天候免疫，就可以繼續播種、收獲，在資產荒的季節裏獨領風騷。當然，這需要硬核的資源，超然的認知，堅韌的意誌，才能創造硬核的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