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8月22日是鄧小平同誌誕辰120年周年紀念日。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等經典論斷，奠定和指導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方向。
在著名社會學家、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看來，鄧小平是「歷史的扳道夫」，開創了社會主義2.0版，對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根本問題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釋。同時，當歷史發展進入不同階段後，我們今天也面臨著鄧小平思想傳承的重大問題，如何從韜光養晦到積極有為，如何處理好穩定與發展兩個大局等等，也考驗著政府的執政能力。
在鄧小平同誌誕辰120年周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與曹錦清教授進行了一場深入對話，探討鄧小平胡小平思想的當代傳承。本文根據對話內容整理而成。
1988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
【整理/觀察者網 高艷平】
歷史的扳道夫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我把他比喻為歷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國是一趟高速開動的列車，沿著原有的軌域開不下去了，需要轉彎。雖然依舊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徑，需要從舊軌轉到新軌。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口，列車要轉彎，但是要平穩，不能翻車。
在這個時點上，時勢造英雄，鄧小平出現了。反過來看，首先是他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關口；其次，他能夠把軌域扳過來，而且換道後列車的執行還相對平穩，沒有翻車，這時候就成了「英雄造時勢」。
蘇聯的列車也曾轉軌，但是蘇聯出了個戈巴契夫，他開啟的「新思維」改革，扳錯了方向，列車飛了，蘇聯解體了。
在1978年的歷史轉折點上，鄧小平就是中華民族現代化歷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們的改革開放轉軌才比較平穩，能夠繼續在社會主義的軌域上越走越好。
從社會主義1.0到社會主義2.0
老路不能走了，要開創新的道路，這個道路的名稱還是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因為路徑變了，就需要重新對社會主義進行定義。
作為歷史的扳道夫，鄧小平的核心貢獻就是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重新定義，在什麽叫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大問題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這也是黨的十四大給鄧小平的歷史定位：他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1992年的南方談話解決了什麽叫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我們叫做社會主義的1.0版；鄧小平則帶領中國，向社會主義的2.0版過渡。
2.0版社會主義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計劃和市場能不能相容，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因此，在過渡時期，就出現了很多「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議。
1992年的小平南方談話為此定了調：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就是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解釋。
從發展個體戶、鄉鎮集體企業，到進行國有企業改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了，中國經濟也實作了騰飛。
1992年1月21日，鄧小平在深圳參觀中國民俗文化村。新華社
姓資姓社的爭論再起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行的是單一公有制，其實作形式是計劃經濟，分配形式是按勞分配。那麽隨著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軌，出現了所有制結構的變動，這是我們原來沒有充分估計到的。
原來以為公有制，包括集體所有制，都能夠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根據市場價格訊號做出生產決策。但實際情況是，國有企業、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並存的多種所有制結構形成了。這三種資本的比例，無論是占GDP的比重還是占外貿的比重，都發生了動態變化，而且目前非公經濟的占比已經占大頭。
所以這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檔出來之後，有關「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爭議又起。有人說應該改為「公有制為主導」，但有人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否定」，爭論背後還是「姓社姓資」的根本性問題。
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實作形式發生了變化，開始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所以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專門把「國營企業」改為了「國有企業」。
這次修改雖一字之差但意義重大，因為國家和政府不再是國企主導的公有制經濟的直接經營者，而成了產權所有者。國營企業不適應於市場經濟，而國有企業以及後來提及更多的國有資本，能夠更好地和市場經濟結合，既能夠按現代企業制度執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結構，還可以上市；國有資本還可以和外資結合，和民資結合。
「國有」以資本的形態出現後，和其他資本的關系就成為大家關註的問題，「姓社姓資」的問題再次出現了。這些年的很多討論都是圍繞這個難題進行的，包括「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民營經濟退場論」和「兩個毫不動搖」等等，都與此有關。
市場經濟要求的所有制結構形式以及公有制實作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動，從而帶來了資本形態的變動，相應地，勞動分配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生產有三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改革開放前我們實行的是單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勞分配，因為我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資本是國有的，參與分配的就只有勞動了，即按勞分配。但是改革開放之後，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的實作形式都變了，黨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當時十五大報告提及的只有勞動、資本和技術三個要素；黨的十六大強調，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提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七大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了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計入，是因為原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在城市化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大量土地閑置的情況。允許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為要素參與分配正式列入了檔。只不過農村的集體農業用地變更為國有土地以後，土地增值部份如何分配，還不大明確。
數據要素的重要性是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逐漸凸顯的，但是數據要素如何參與分配，現在還有待突破。數據資產是由互聯網使用者產生的，但是最終獲利的卻是資本所有者，如何實作公平分配，還是一道難題。
所以從公有制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按勞分配，轉軌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結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謂「姓資和姓社」的爭論。
在這個節點上，圍繞著社會主義2.0版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定義，對開發中出現的諸多新實踐、新現象，如何來判斷，如何來說明？這些都很核心的問題。
時代呼喚社會主義3.0
輿論和理論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40多年前，鄧小平那一代的領導來集體發現老路走不通了，於是我們從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逐步轉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但是如今，從規模和貢獻上來看，民營企業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那麽公有制的主體形式如何體現，和非公經濟的關系怎麽定義，就引起了大量的爭論。
第二個問題就是，市場經濟采取了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認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來分配的，越稀缺的報酬就越高，那麽勞動在分配當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擴大的還是縮小的？這就牽扯到共同富裕的大問題了。
前幾年，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風靡一時，其主要觀點就是，勞動在整個各要素分配當中的比重從1980年代以後就逐步下降了，不僅是歐洲和美國，我們中國也面臨同樣一個問題。
另一個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顧公平的問題，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個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無需二次分配了，這個方面爭論還很大。在社會主義2.0版的執行過程當中產生的一系列實踐問題，在理論上無法得到完整的解釋，這就形成「左」「右」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麽，是不是需要一個社會主義3.0版來證明、來確定、來解釋這些新問題？
另外，還牽涉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在實施產業政策時采用的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之間是什麽關系，過去我們的表述一直在變，原來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改成起「決定性作用」。
「決定性作用」怎麽理解？是不是參與市場的各個要素都要按照市場的稀缺度來配置？如果是這樣，市場能否自動解決公平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政府怎麽調節？如何調節東部和中西部的區域差異？如何調節收入差異，如何調節各要素背後對應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差異？
上述問題，都需要一個3.0版的社會主義來解釋。因為社會主義2.0解決了效率問題，各個企業都按照市場價格能夠做出靈敏反應，計劃經濟時期的無效低效和浪費現象大大減少了，我們的生產力提高了，我們的財富增長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財富的分配如何體現公平公正，以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問題提出來了，仍然沒有解決。
因此，時代呼喚社會主義3.0版，需要對上述現象給一個完整的理論解釋，如果能夠獲得民眾的認同和追隨，便可以此作為新時代的指導方針。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小平思想的傳承：共同富裕
鄧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講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又講，「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這個問題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來了。雖然這背後的原因很復雜，但也暗示了區域差異的擴大會影響到民族問題，從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調節區域之間的差別。
經過努力，這些年區域之間的矛盾已經得到了緩和。新世紀以來，中央財政加大了對中西部的轉移支付，一方面推動革命老區、民族、邊疆、貧困地區發展，同時把中西部以農業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財政支出——即義務教育支出免了，實際上由中央財政買單。
隨著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齊下，現在看來，區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經基本緩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兩年書。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學生，所聽所見，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公共保障、農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確實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城鄉之間的差距經過多年的建設也在縮小。從新農村建設，到精準扶貧，再到鄉村振興，近1億人脫離了絕對貧困線。這些群體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數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較而言，階層之間的分化確實還是個束手無策的問題。我們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相對貧困還存在，所以，我們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裏有不同的定義。右派比較極端的觀點認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寫入黨的檔，因為寫進去那些民營企業家會害怕，認為又要搞劫富濟貧了。
當然黨的檔在這方面的表述是很謹慎的，前幾年就曾反復澄清過所謂「共同富裕是吃大鍋飯、搞劫富濟貧」等這些錯誤的說法。前些年我們的監管比較嚴厲，我們整頓房地產，整頓資本無序擴張；話說得也比較重，「資本有好壞」、「要為資本設紅綠燈」等。我上課的時候有很多民營企業家聽眾，他們都來問我對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們有顧慮。
我的看法是，與西方不同，中國的資本是不能幹預政治的，對那些操縱市場影響社會公平公正環境的資本肯定要規制。這些年中央反復講「兩個毫不動搖」，就說明中央的大方針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民營資本對國家的貢獻已經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業，主要靠民營企業來解決。過去幾年特別是疫情期間，政府一直是在想辦法為企業減輕負擔，比如減稅降費，尤其是對中小企業，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小平思想的傳承：從富起來到強起來
第二個小平思想傳承的重大問題，是對我們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重新認識。
黨的十九大檔專門講了當前發展的歷史方位問題，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毛澤東的發展階段，是中華民族站起來的階段；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定義為富起來的階段；十八大以後的新時代，定位為強起來的階段。
認清歷史發展階段一直是我們黨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總的歷史框架。歷史定位問題解決以後，就能夠很好的理解改革開放時期和新時代的傳承關系。
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遊中心眺望蛇口工業區。
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剛剛對外接軌，我們的招商引資計畫，還主要是以低端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高汙染產業為主的。中國得到的好處就是就業，我們解決了沈澱在農村的幾億絕對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不斷擴充套件的工商就業崗位相結合，推動了中國的高速發展，而且持續時間之長也是驚人的。
2006年開始，我們提出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中國制造業開始轉型升級，到2015年就更加明確了，【中國制造2025】提出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
【中國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決中國制造大而不強的問題，透過和歐美已開發國家的產業進行對比，在十大領域找差距補短板，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品質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總之要推進產業層次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檔釋出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們意料的反應。他們希望我們釘選在低端制造上，沒想到我們的產業要向微笑曲線的高附加值兩端提升，與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開始，美國開始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中興和華為，貿易戰開打。
在我們的敘事中，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物質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我們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裏徘徊。
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我們要實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復興我們在歷史鼎盛時期的全球位置，這個目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一代代有識之士的夢想。
晚清的馮桂芬是中國近代史第一個明確提出趕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就提出中國自強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不僅如此，他認為「雪恥」、「復強」的根本辦法，就是要發展工業化，強調透過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國就有了「隱然之威」，如遇外敵入侵，「戰可必克也，不戰亦可屈人也」，只有這樣，「我中華始可自立於天下」。
後來毛澤東也這樣講。1956年8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出了「超美」設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國完全應該超過美國；而且這是一種責任，我們搞了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如果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那就要被開除球籍了！
鄧小平的趕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作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因為他怕急於求成要出問題，第三步策略才是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實上我們幹得比他預測的還要好，目前離21世紀中葉還有25年，我們離世行標準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遙了。
小平思想的傳承：從韜光養晦到積極有為
在這個時段，中國從小白兔長成大象，想韜光養晦也辦不到了。
鄧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邊人員談中國的發展問題時說：「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份量就會不同。有能力的時候，要搞高科技國防尖端武器」。
沒多久，1999年美國就轟炸了我駐南聯盟大使館。這離鄧小平談韜光養晦才過去7年，而且小平同誌的原話，並沒有說一直韜光養晦下去。
中國的經濟發展達到了如此的規模，全球影響力已經大幅提升，想韜光養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新發展階段，我們提出要發展積極有為外交，這很正常。有些人批評說，「中國不再韜光養晦了」，「調門太高，導致老美來揍你」，這種講法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制造2025】是為了找差距，而美國的理解是中國想要「上它的餐桌」，因為它只想讓中國「待在底樓為它做飯」。到了2011年，歐巴馬正式提出重返亞太，我們藏不住了。所以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和發達工業國包括歐美和日韓，在整個產業結構上發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美國的保護主義思潮就開始占了上風。
2008年，透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造的國產盾構機下線了，目前已經占據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場，而且把國際同行價格給拉低了40%。新能源汽車這次就更厲害了，因為汽車產業在美國、德國、日本和南韓都是重要的支柱產業，我們的新能源汽車銷量已經做到了世界第一，導致西方國家進退兩難：退回舊能源車產品，他們依然占優勢，但是新能源車的推廣不只是氣候問題，而且價效比也更高。
所以美國制定【反通脹法案】，其目的之一是要打造美國為中心的新能源車產業鏈，把中國排除在外。現在又和歐盟一起，對中國進口的新能源車等新三樣產品征收高額關稅。
2019-2023年「新三樣」歷年新註冊企業數量變化情況。
對日本和南韓而言，原來的白色家電基本上被中國制造淘汰出局了，現在高端制造業比如液化天然氣載運船、航空母艦和豪華郵輪，造船工業「三大明珠」的自主制造能力我們都掌握了，造船業的市場份額已經在向中國流動了，日韓肯定會在和我們的競爭當中敗下陣來。
所以，這些國家的反華是有經濟原因的，因為我們不斷地侵蝕了全球傳統制造業霸主的起司，現在連適用於手機通訊領域最高端的7奈米制程芯片，我們也能夠自主實作了，老美怎麽辦？
凡此種種，確實導致了地緣政治的緊張和賽局，以及各種貿易沖突。
然而，從另外一面來看，因為中國產品價效比較好，在整個南方國家就比較受歡迎。中國不僅為他們帶去了物美價廉的產品，也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傳遞了中國的發展經驗。南方國家如今也知道中國的「要致富先修路」，中國有錢，有技術，還有龐大的工程建設隊伍，歐美國家無法跟我們比。由於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之間的貿易連年上升，南方國家就相對比較親華。
中國國際影響力在不斷提高，必然會引起西方國家的憤怒，這已經是常態了。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要發展，要從制造業大國發展成制造業強國，這是我們的發展權使然。而且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提升自己，還可以建立一個更平等的世界，可以讓開發中國家有更多的選擇，所以我們也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
因為中國發展起來了，西方國家幾百年來的壟斷利益被打破，這意味著幾百年的西方霸權的旁落，他們是不是能夠適應新的全球格局，就看美國的態度了。我們的影響力在增強，但是我們不想爭霸，也不想建立霸權，我們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沖突、不對抗，我們主張合作共贏。但是歐美國家牢牢抓住霸權不放，西方人的心態調整過來要有個過程。
這樣來看，所謂「中國放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論都是誤解，因為他們沒有與時俱進，沒有認清中國已經到了必須從制造業大國轉換到制造業強國的形勢，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核心就是「強起來」。
而強起來的核心是實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一個近代使命，共產黨承擔了這個使命，而且較好地實作了這個使命，所以她獲得了領導權。一百年來，不能承擔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重任的都下台了，晚清不行，北洋政府不行，國民黨也不行，最終共產黨承擔了這個歷史重任。現在75年走下來了，看起來還不錯。
隨著中國制造變成中國智造，中國產品也向中國品牌實作轉型。中國人民認同中國品牌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歷史事件，有了品牌的出現才有了心態的改變，中國人不再崇洋媚外，不再以洋品牌來裝點自己的身份地位，洋品牌的高溢價高利潤也就沒有了。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因為我們近代以來是以洋為美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外國的好，洋火、洋油等等。現在華為手機在美國的打壓下活過來了，而且擁有了手機全產業鏈的制造能力。搭載7奈米先進芯片的華為手機推出之後，為什麽引起那麽大的震動？因為這是對民族心理的一種洗禮，民族自豪感的增強都和此有關。
如果我們的技術不夠強，老實說消費者也沒有多少愛國主義的。消費者就認同價廉物美的產品。醫療裝置價格很高，因為它的品質好，比如核磁共振能夠檢查出一些早期的病癥，即使3000萬一台也得購買。但現在，我們也造出了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核磁共振，價格是西方國家的三分之一，實作了國產替代。
這個歷史性的變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內容之一。所以我講要認清我們的發展階段，在新發展階段，核心是制造業由大變強。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就是要靠制造業。怎麽評判制造業強國，要看三個要素：第一，制造業規模夠不夠大；第二，制造業的體系化程度，即門類是不是齊全；第三，技術水平高不高。
現在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評判，我們的制造業都在由大變強。這時候那些老牌的既得利益國家、霸權國家，當然要保護他們的霸權，盡可能把中國踩下去，從貿易戰、科技戰到輿論戰，還有顏色革命，各種手段都用上了。
而我們在「戰爭」中逐步認清自己，也認清了美國。習近平總書記講，「東升西降」是大趨勢，時與勢在我們這一邊，所以保持戰略定力很重要。我們不必和美國斤斤計較，該罵的我們罵回去，該反制的反制回去。
他們搞貿易保護主義，我們開進博會，如果有本事，中國市場的大門敞開著，只要中國人願意買，盡管到中國來銷售。他們搞脫鉤斷鏈，我們繼續搞改革開放，而且二十屆三中全會承諾，我們開放的領域會越來越大。
小平思想的傳承：從「向外看」到「向內看」，不是保守而是迂回前進
在民族自信心高漲的時候，傳統的復興也如火如荼。國學、傳統文化、國潮、傳統服飾都在年輕人群中日益風靡。漢服、唐服、馬面裙賣的特別火，女孩子很喜歡穿，這就是民族自信和時尚的符號。
表面看傳統復活了，但它的內容是新時代的。讓傳統的優秀觀念為當代服務，這是先進的，是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的核心內容。由近代的民族不自信，在現代化的成功過程中轉為自信，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轉變的重要節點，開幕式上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震撼了世界。
離2008年奧運會已經過去十幾年了。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從以洋為美到認識到中國傳統之美，從崇洋媚外到民族自信，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向外看」到如今的「向內看」，從洋為中用到「以中國為方法」，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這不是一種保守思潮，相反，這是反復迂回的前進。我們處在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說明思維還停留在舊階段，那才是因循守舊。
為什麽會出現傳統的回歸呢？這跟我們近代以來的現代化行程有關。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專門區分了現代化與西方化，我在十多年前讀這本書的時候，有所感悟，他有個觀點我接受了，即所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通常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步是，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繼續現代化。
中國正處在從第一步到第二步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步的成功激發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這個過程中近代的民族恥辱逐步被洗脫，從而大大修復了民族自信心。
此外，在農業社會向工業化轉軌過程當中，傳統穩定社會的某些倫理受到沖擊，會產生一系列的價值問題，如道德失範。
所以要重建價值，只能重新從傳統裏來找尋資源，來修復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帶來的問題。因為現代化修復了民族自信，所以傳統不再是垃圾和落後的東西，而是讓傳統回到當下服務於當下。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以及與西方現代化相區別的背景。
這時候，我們要對因西方化而割斷的傳統和歷史重新進行認識，不是說我們近代以來批評傳統做錯了，而是歷史階段不同了。現在的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不再鄙視傳統，而是平視傳統，理解傳統，同時我們也不再仰視西方，而是平視西方，這樣我們才可以古為今用。
我們古代的郡縣制、巡視制至今2000年還在延續，改革開放前的舉國體制在當下也很有價值。以前我們一直認為自己體制落後，要改成西方的什麽民主制。現在來看，我們的一黨制度對制定中長期政策、執行分步走戰略、保持社會穩定和發展兩個大局的能力，與多黨制國家相比，他們是不具備的，多黨或兩黨執政的所謂「民主」國家，反而成為政治極化、民眾分裂的根源。
工業化是核心，改革要處理好發展和穩定兩個大局
在不自信的時候，肯定要向別人學習的，因為現代化發生在西方。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很難區分哪些是屬於現代性的，哪些屬於是西方性的。
早在上世紀1930年代初，我們國家就將西方化和現代化區分開來了。當時在【申報】開展過一次大辯論，1929年胡適在【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中，用英文向老外介紹中國的思潮時，提出中國應該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向世界化。這個觀點遭到大肆批評，後來「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現代化，成為被廣泛接受的詞。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現代化的使命核心就成了工業化。共產黨在1939年5月成立了軍工部，大力發展自主軍事工業，有效支援抗戰。這就和新文化運動不一樣了，新文化運動認為中國滯後的原因是文化。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明確強調：中國要富強，必須走工業化道路。工業化仍然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
建國初，在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首次提出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概念，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四個現代化正式確定為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中，核心仍然是工業。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開幕式的講話中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原理，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非常強調變造業。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到高品質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只有強調科技，強調新質生產力，我們在強起來的道路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我們整個教育體系要變，就是重點要強化理工科專業，壓縮文科，這都是為新發展階段目標布局的。
現在年輕人的就業問題為什麽很受關註，也與教育體系改革滯後有關。
總的來說，目前高中畢業沒有再繼續深造的已經不多了，年輕人大部份都進入大學了，還有一部份在高等職業學校。就業問題比較嚴峻的應該是普通高校大學生，因為每年有1000多萬畢業生（2023年是1158萬人）。主要問題就在於教育改革滯後於我們的產業發展，導致大學生畢業了找不到工作，而創新的工作找不到人才，這才是我們目前需要關註的大問題。
因此，需要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學科重新配置，使之適應高品質發展科技創新帶來的新崗位，這是目前需要重視的問題。
職業教育也是如此，人才培養要符合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的方向，尤其要為新技術套用對就業的沖擊做好準備。
先立後破，這是共產黨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原來毛澤東講「不破不立、先破後立」，比如蓋新房，要把舊房推倒再蓋；但當前的情況與建國初已經大不相同了。
6月份，武漢開始試點出租車無人駕駛。我們掌握了最先進的無人駕駛技術，這很好。但是什麽時候推，怎麽推，一旦推廣開來，數百萬司機下崗怎麽辦？應該事先做好準備。
先破後立的虧我們已經吃過了。2021年中國北方多個省份出現了能源短缺，最後發現部份原因就在於能源結構調整過快導致的。
產業結構調整的背後，就是利益結構調整，也是崗位的調整，這是引起社會大變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這才是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在新品質發展階段，推進科技創新的同時，教育改革要跟上，職業培訓要跟上，被淘汰產業的失業救濟要跟上，社會保障網要覆蓋到位等等。
社會輿論一直討論年輕人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的問題，現在看來還不是什麽大問題，創造就業和收入增長才是更值得關註的問題。
回到紀念鄧小平的主題上來，他曾經多次講，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這是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發展的全域性重大問題。
改革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但是要處理好穩定與發展兩個大局，如果穩定出現了問題，那麽鄧小平講穩定壓倒一切。但是如果不敢改革，就發展不了，鄧小平講發展是硬道理。所以，穩定和發展之間我們如何平衡，這就是考驗執政能力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