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年為尺度，在中國東極島海域，他打撈起沈沒的歷史，讓逝去的生命於世界視野中浮現。這是他的歷史使命，也是他對愛與和平的宣言。年逾古稀，仍熱烈燃燒生命，白天搞科學發明，晚上搞電影創作，一生不服膺於功名利祿，只圖內心自由和豐盈。他是從至暗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在經歷了世界的暴虐、分裂與隔絕後，他珍惜生命本身，大於外在的一切成規陳矩。人這一生到底活個什麽呢？老方要說，大多數人都活錯了，人這輩子就是很簡單，「耳朵聽聽自己的心聲」。
方勵71歲了，按理說，年過古稀，該有點老人的樣子了，他卻沒有。
在他開始侃大山之前，桌面上會出現「三件套」：電子煙、冰可樂、牛軋糖。醫生擔心他會得糖尿病，告誡他要少吃糖，他從來不聽，堅稱醫院采用的是平均化的指標，而自己根本不會得糖尿病。每天晚上10點到淩晨4點之間是不睡覺的，大多數時候都在一邊工作一邊打遊戲，至今還會為此充值Q幣。睡覺常年只睡4個小時，因為覺得睡著跟死了沒什麽差別，時間一到，被膀胱叫醒。
方勵有很多很多的身份。在作為電影【裏斯本丸沈沒】的導演接受采訪的同時，他會接到電話，以地球物理儀器公司老板的身份談起生意。有時候他喜歡頂著「誌願者」的帽子上場——2016年，他為了讓更多人能觀看吳天明導演的遺作【百鳥朝鳳】，在直播間向影院下跪求排片。2002年，他又帶著裝備，自發出現在大連「5·7」空難的黑匣子打撈現場。
他的生命就像一棵旁逸斜出的樹，因為自由而顯得絲毫不規整。 他曾經在一次面試的時候，問面前的年輕人一個問題：如果這個世界是完全自由地讓你來做選擇，你想要幹嗎？年輕人說，我想幹搖滾。他說，「你選錯地方了」，於是勸人家去錄音棚裏從DJ做起，先靠近音樂，再向音樂的世界過渡過去。在方勵那裏，這句話不是以問題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以結論的形式存在。
早在半個世紀以前，他就想透了這件事情，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可以自由地做選擇。他選擇不為自己的生命設定一個確切的目的，而是將生活視作一場大型遊戲，哪裏好玩兒他就去哪裏，想做什麽他就做什麽。
他以他自身的存在向世人驗證了一種合理性：在某種程度上，人能夠超越既有的外在秩序，只活成他自己，而非他人。無論歷史如何跌宕，傳統如何桎梏，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都不影響他按照內在的感受過活。
他不會勸說年輕人為了顧及眼前利益而虛與委蛇，他會說，該爭執的要爭執，該打架的要打架，該機關算盡的時候就機關算盡。一個人，孤身來到世上，獨自面對世界，妥協的時候也會有，頻繁到甚至天天都在發生，但那只是戰術手段罷了。在方勵那裏，「我的心願、我的夢想、我的理想和情感，永遠不妥協」。
極 致
方勵用八年時間講完了一艘沈船的故事。
這是一艘沈沒於1942年的日本貨船，名叫「裏斯本丸」，船上關押著1816名盟軍戰俘，由於沒有懸掛相關標誌，被美國鱸魚號潛艇誤認為一艘普通的日本運輸船，發射4枚魚雷將其擊沈於中國的東海海域。
盟軍戰俘被關押在船上的3個貨艙之中。裏斯本丸號被擊中後，為了防止戰俘騷亂，日軍在轉移到救援船上之前，將戰俘所在的貨艙封死，釘上木條，蓋上防水布，用繩索捆住，留下了幾名衛兵在甲板上看守。待戰俘中有人以廚刀撬開了逃生視窗，接連從貨艙中湧出時，衛兵開始向他們開槍掃射，直到東極島上廟子湖與青浜山兩地的漁民劃著小船趕來營救，日軍才逐漸停火。最終由漁民救起來的盟軍戰俘為384人。
82年後，方勵遍尋當年的見證人和戰俘後代，將這個過程拍進了電影【裏斯本丸沈沒】中，按他的話說，是「抓住了歷史的尾巴」。在拍攝完成以後不久，故事裏的三個親歷者相繼離開人世，從此世上再也沒有能夠親口訴說它的人了。
方勵覺得這是落到他肩頭上的歷史使命，電影拍完，他補全了這塊歷史拼圖，使命就宣告完成。哪怕紀錄片的票房上不去，成本砸進去了收不回來，都沒有關系。「賺」比「賺錢」更重要，這是他衡量得失的尺度。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
成為【裏斯本丸沈沒】這部電影的導演這件事，純粹出於他的好奇心。那是2014年，在東極島的海面上，他和韓寒正在為【後會無期】坐船采風，他們第一次從船老大口中聽到關於裏斯本丸號的傳說。方勵熟讀歷史，但關於這艘沈船的故事是歷史的空白地帶，他聞所未聞。而那艘船，連帶著沒能獲救的828名盟軍士兵的枯骨，至今還陷落在東海海底。
他愛拿鐵達尼號作比，來告訴人們這件事的重要性。鐵達尼號上共有2224人，其中1514人罹難，而裏斯本丸號上有超過2500人，盟軍戰俘共計1816名，如果中國的漁民不下場啟動救援，裏斯本丸號船難的遇難人數很可能會超過鐵達尼號。鐵達尼號的故事人盡皆知，裏斯本丸號的故事卻湮滅在大海中，沒有人知道船和亡靈究竟在哪裏。電影上映後，方勵在故事的開篇處就誠實地陳述了他的動機，他說他只是想知道，「他們是誰？發生了什麽？」
歷史早就在暗中埋下了伏筆。1978年，方勵踩著及格線成為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二批大學生，選專業的時候，為了確保自己有學可上，他選擇了大家都不願意選擇的地質學院，就讀於地球物理專業。1992年他第一次創業建立勞雷工業公司，就是以提供地球科學探索的儀器系統綜合服務為主業。換句話說，海洋勘探是方勵先生的老本行。與此同時，他從2000年開始涉足影視行業，成立了勞雷影業公司，多年來以制片人和編劇的身份活躍在幕後。科技和電影，是他揣在荷包裏的兩板斧頭，足以讓他產生復現歷史的激情。
2016年，他也沒通知誰，徑直出發找沈船去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2017年，他透過非常精細的聲吶，得到了東極島海域一艘大型沈船的三維影像，和裏斯本丸號的圖紙一模一樣。從海上回來以後，他聽說唯一健在的漁民親歷者已經94歲，人證即將消失，於是啟動了紀錄片拍攝的計劃。2018年，他開始在英國廣泛尋找事件親歷者及遇難者家屬進行訪談。2019年，拍攝基本完成，他邀請所有遇難者的直系兒女前往東極島告別父輩。2020年，新冠病毒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肆虐，三位主要的事件親歷者相繼去世。2024年，【裏斯本丸沈沒】在中國大陸公映。
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影片就是方勵濃縮版的八年人生。它足以標示出這個人身上最為醒目的人格特點： 激情澎湃又一意孤行 。開拍之前，他還是個家底殷實的老板，為了拍這部片子，他在幾年之間迅速地把錢燒光了，名下的房產也全部賣掉，開始租房子住。疫情期間，他科技方面的公司也營收不佳，朋友說他最窮的時候身上只剩下800元錢。栗顏從2017年開始進入勞雷影業工作，將方勵視為自己在電影行業的引路人，但在這個片子後期制作的其中一個階段，她也難免產生疑慮，認為方勵在專業上的追求似乎「過於極致了」。
方勵采訪林阿根
在栗顏所說的那個階段，整個團隊都在摸索到底該以怎樣的形式還原歷史場景。他們試過做動畫，請來央美的雕塑家，把平面的照片還原成三維，再用最先進的動態掃描技術進行建模，折騰了一年半，最後出來的結果要麽太卡通，要麽太怪異，方勵都不滿意。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團隊裏有人提出質疑，這樣一再地嘗試到底有多大的價值？他不聽，仍然堅持要讓大家做到他認為的極致。最後是采用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以靜幀的方式進行處理，讓畫面中的人物保持靜止，移動鏡頭來復現場景，以便於同時保全畫面的肅穆和快速運動的緊張狀態。
在【裏斯本丸沈沒】中，你還可以為這種「過於極致」的行事風格找到許多例證。比如2018年他去英國尋訪戰俘後代，能找到的人只有十幾個，他想了個辦法，決定在英國的報紙上鋪天蓋地打上一個月廣告，僅這一件事兒就花掉他200多萬。找不到日本船長經田茂的後代，他會去找派出所打聽，打聽不到就找偵探社去調查。 2019年夏天，他邀請三位戰俘後人前往攝制組所在的民宿相聚，看著白發蒼蒼的老人們，他突然提出，「我想帶你們去中國，在離你們爸爸30公尺的地方（因為水深是30公尺），向你們的爸爸說再見」，老人聽聞當場落淚。 劇組的同事問： 「老方，要花多少錢啊？ 」他說： 「我也不知道。 」當天晚上就群發通告，所有的直系兒女，他全部邀請。
方勵采訪班尼菲爾德
費納是曾經的勞雷工業商務總監兼辦公室主任，跟方勵共事了30年，她告訴我，那趟邀請戰俘後代的行程，方勵不僅僅是承擔了所有的費用，而且給了老人們最細致周到的照顧。機票買的都是商務艙，酒店都要訂最好的，從機場到酒店都安排好了車接車送，因為他考慮到老人家們歲數大了，都經不起折騰。他為大家籌備海上的安息儀式，提前從倫敦買來虞美人花，運來安息號，準備好皇家軍隊的悼詞。等船開到裏斯本丸沈船上方，他對老人們說：「你們的爸爸就在你們的腳下。」
栗顏告訴我，方勵早就知道票房不會有多好的。「從這個電影上，他應該沒有考慮到那麽多，比如說我真的是花多少錢來做這個事情的。這部電影對他而言和他做其他電影都不一樣，我覺得已經超出了像他以往去運作其他電影的模式，在這個電影上他算是用心血在做，也不是說他賣房什麽的，那其實只是我們看到的一部份。其實很難有一個人八年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一個電影。而且基本上他在做的時候，他就知道這個電影是個紀錄片，在觀影上就是有門檻的。他是在明知道這個電影未來可能進入市場票房也不會有多好的情況之下，他去做這個事情的。」
算 盤
強執的背後是孤獨，沒有多少人能夠真的理解方勵的選擇。拍完這部片子，他真的快成了世俗意義上的窮光蛋，但他從來沒有後悔過。當時做出把老人們帶到東極島去的決定，同事問及費用問題，「我說沒得關系。包包頭還有點錢，管球他的」。我也問過他：「這筆費用不一定非要你來出啊，為什麽是你獨自承擔這些？」他短暫地怔了一下，似乎從來沒有以這個視角思考過問題，隨後他答：「因為是我發起的啊。」
李玉導演是他的好朋友，也是【裏斯本丸沈沒】的藝術總監。在電影的世界裏，他稱李玉是「靈魂伴侶」，雙方合作了長達20年。李玉說，從方勵得知這個故事以來的10年間，他一直在跟別人講這件事情，要麽講到自己哭，要麽講到別人哭。有次在公司，李玉推門走進房間，看見方勵把一位英國朋友講得淚流滿面，那時候他甚至還沒有要拍這部電影的念頭。她起初會覺得，可能是方勵的個人英雄主義導致了他想去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後來才發現他不是，他是真的關心這群人。
「我一直在說，你為什麽要拍這部電影？他說：‘我也不是想拍一部電影或者拍一部紀錄片，這是我放不下的一個事情，八百多人的靈魂就埋葬在這兒，他說我怎麽能安心呢？’我覺得這句話，好像他把這個事情變成了自己的一個責任。」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
費納提供了關於方勵的另外一些細節。1996年，中國開始放開公民因私出國旅遊的限制，此後不久，方勵就提出來，要組織員工出國旅遊，並且約定，只要大家業績做得好，就每兩年出國一次。早幾年人數還沒那麽多的時候，員工還可以攜帶家屬，員工的費用由公司出，家屬的費用公司出一半。他對大家的旅行絕不敷衍，出去都是住最好的酒店，而且他會自己來為大家規劃路線。去西班牙是從最南部的馬拉加省落地一路北上，去日本要從北海道南下一路玩到大阪，去法國要到諾曼第，因為那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態勢的轉折點。
作為這類事務的直接經辦人，費納到後來都快要崩潰了，一出去就是一兩百個人，吃飯都得分好幾個地方。2018年去俄羅斯，一共182人，提前三個月弄機票，旅行社派了六個導遊跟出去。那是費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因為同行的人中，有20多個人並不是勞雷的員工，而是方勵的中學同學。
「當初他跟我介紹，他們班裏有40多個同學，因為受時代影響，後來真正走出去上大學的沒有幾個。所以他留學回國之後，他還回到他的老家成都去跟他當年的這些患難的中學同學們取得了聯系，他每年春節回去看父母的同時，都去跟他的這些同學聚會。2016年，他請他的中學同學到國外去玩了一次，這些同學很多都是工人，什麽列車員、幼稚園的老師，都是很基層的一些工作人員。然後2018年，我們準備啟動俄羅斯旅遊的時候，他又說，我想再帶著這些同學。一來，我們小的時候受蘇聯文學影響非常大，對吧？第二，這些同學以後年紀大了，也沒有這種機會了，可能經濟能力上也差一些。他說我現在可以，我來請他們。」
說到底，他也並不是什麽家財萬貫的大富翁。10年前你見他穿什麽衣服，10年後他還穿同樣的，李玉說他會同一件衣服買四件，十幾年就這麽換著穿。無論分別多久後再回來的人，總是能從人群中一眼就認出他，因為他整個人的形象，除了頭發禿了點兒，其他不會有什麽變化。但要是用世俗的價值觀念來評判他做的這些事情，怎麽都是想不通的，拍個電影明知道票房不會好你還拍它幹嗎？一群外國人的命運跟你有什麽關系？為什麽要把一群基層小老百姓帶去旅行啊？值得嗎？
外部世界的價值秩序跟方勵的行事作風之間發生過非常激烈的沖突。最為公眾所知的是在2016年，吳天明導演因突發心梗離世兩年後，吳導的女兒吳妍妍偶然間跟方勵談起，說老爺子還有一部遺作【百鳥朝鳳】，找不到人接手制作和發行，和吳天明從未謀面的方勵攬下了這個活兒，說：「吳導演的忙我是絕對幫。」他自己往裏面投了100萬宣發費用，到處「化緣」建立團隊和拉投資人做宣發，結果上映後第一天的排片只有1.9%，沒幾天就掉到了1%。為了號召廣大影院為【百鳥朝鳳】增加排片，團隊成員發起了微博直播，一開始方勵還能談笑風生，慢慢語氣就變成請求，再變成懇求，最後他說：「你們大家能夠幫吳導在周末演排一個黃金場，我給你們磕個頭。」說完以後，他直接面向鏡頭跪下了。
【百鳥朝鳳】劇照
方勵說，那一次，媒體把他的電話打爆了，天天有人來采訪，說炒作的、道德綁架的、丟文化人的臉的、給人心裏添堵的，說什麽的都有。對於社會而言，這是一套罕見的行為邏輯。他投錢進去也不是為了賺錢，老早就跟投資人簽了協定，約定好，賠了就當捐助，賺了就只拿回成本，利潤要捐給基金會。
如他所說，他從來沒有見過吳天明，但他敬佩對方培養出了張藝謀、陳凱歌、黃建新、顧長衛等一眾第五代導演。他曾經看過焦雄屏對話吳天明，透過螢幕他感受到對方也是個和他一樣的人，「都是些渾不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中人」。他給焦雄屏打電話，說：「焦老師你這個節目做得不錯啊，我得跟吳導演合作一把。」焦雄屏說：「是啊，你倆同類嘛，兩個胖乎乎的老頑童。」結果在即將見面前不久，吳天明驟然離世。吳妍妍找到他以後，他拉著影視圈的一幫朋友一起看了【百鳥朝鳳】，看完以後都不敢回頭跟吳妍妍說話，因為自個兒在掉眼淚。
他常常說，自己50年都沒有變過。和世界交手超過半個世紀，他遵循的其實一直都不是外部世界的價值秩序，而是內在於心的感受。他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無關時代，無關國界，只關乎自己心間天然的直覺，對善者崇奉，對惡者打擊，從來如此。至於價值，他算賬的方式跟世俗有別，世俗衡量價值是看一件事情值不值錢，他衡量價值是看這事情值不值這麽多心血和時間，這是他認為人生命中最昂貴的財富。因此在外部世界看來吊詭的事情，放在他的身上就合理。 歸根結底，大家的算盤不同。
決 定
10年前，在「一席」的演講台上，方勵分享了一個關於他自己的故事。故事發生在2002年，中國北方航空6136號班機在大連港外側海面墜毀，機上103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空難是5月7日發生的，到了5月10日，方勵從【北京晚報】上看到報道，說黑匣子還沒有找到。當時國內的海洋地質調查事業還相對比較落後，方勵打電話托人去向有關部門打聽，有沒有用過一種名叫「聲吶信標定位儀」的裝置，對方說，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他自告奮勇，說：「我願意做義工，內建幹糧內建儀器，一分錢不要，一個名也不要，就來讓我幹」。
得到授權後，他借助在矽谷創業的業務資源，聯系上專門為波音公司生產黑匣子聲吶信標的美國本薩斯公司，現場加工了一台符合方勵需求的聲吶信標定位儀，由他找來的使用儀器的操作員哈裏斯·卡爾隨身攜帶著，搭早班飛機從波士頓飛往舊金山，再從舊金山飛抵北京。哈裏斯·卡爾趕到大連的時間，距離方勵開始打聽這件事情，僅僅過去了45個小時。他們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最終搜尋確認了兩個黑匣子的定位。後來有關部門問他有什麽訴求，他說：「感謝你給我一個機會上場。」
在那場演講中，60歲的方勵對著台下一幫年輕人分享了他的活法：「我最開心的是什麽呢？（這就像）我從前踢足球踢了很多年，我本來是個編外，結果你發點球的時候讓我坐板凳的編外去發球，我兩發兩中。後來我跟所有記者講，我就玩兒球的，你讓我踢球我就過癮。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你在工作中間，如果你選擇的職業和你所做的工作是你所熱愛的，你根本就是玩兒瘋了。你管它賺錢不賺錢，首先已經賺了快樂了。」
費納記得，那場演講結束以後，有幾十個小孩兒背著背包來北京，說要找方勵，全都是費納出去接待的。她問他們，你找他幹嗎？都說自己聽了方勵的話，一夕之間把工作辭了，想要跑到他這兒來重新開始，「給我嚇壞了」，她只能挨個把他們送走。
對於身處困頓和迷茫中的人來講，方勵講的大多數故事都太具有迷惑性了。他在每一件事情中的選擇，似乎都是自由自在，無所羈勒，仿佛他這個人或者這個世界的規則天然如此。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的。他講得最多的故事都發生在近50年內，他沒有多少機會講的，或許也沒有多少人能真的聽得進去的，是50年前的事情，是他在痛苦中掙紮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才關乎一個人人格形成的本質。
方勵
1953年底，他出生於成都，這意味著他奠定人格的青少年關鍵時期，是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1966年5月16日，他清楚地記得那天，小學剛畢業，下午就該進考場考中學，省裏突然下發通知要所有的學校停課，中考全部取消，「從此就沒得書讀了，一晃就三年」。那時候他年紀小，沒有書讀就在街上亂晃。在那個年代，死是沒什麽稀奇的，也感受不到什麽痛苦，只是發覺「這個世界混亂，你理不清楚，不曉得咋回事情」。
1969年春，中學開始復課，唯讀了兩年書，從來沒有學過物理和化學，英語教了幾句話，數學學到一元二次方程式，至此就算初中畢業，該去上山下鄉了。他們被送到貴州，在鐵路工程隊做民工。他人生中完整的17歲和18歲，是待在深山裏面做「開山工」，負責修大橋、打隧道。「有的人是種地，我們天天挖泥巴，搬石頭，叫‘開山工’，叫得好好聽，你想啥叫‘開山工’？所有工具就一把鐵鍬、一把鏟鏟，打炮眼就是一把榔頭，這就是所有的工具。混凝土都是人工攪拌，攪拌機都沒得，全是人工修鐵路的。」
方勵說自己從小就是個調皮搗蛋的，喜歡搗鼓破銅爛鐵，玩無線電，用竹筒做土火箭，他的數學成績沒下過93分，但語文成績從來就沒好過，「我從小根本不喜歡文學」。 後來為什麽會喜歡上文學？在他的青少年時期，整個世界是失序的，沒人知道究竟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系開始崩解，他只能投身到閱讀中去浸泡自身。那是他唯一可擁有的虛擬空間，可以獲得情感的共鳴，裏面是幹凈的，聞得到人的味道。
經由文學的道路，他在混亂的世界裏確立了自己的人格。在貴州的深山裏做重體力勞動的頭一年，他17歲，一直在讀詩和寫詩，經常獨自抽空跑到山頭上，送太陽下西山。那年他從周圍的福建工人手裏借來了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集，一首名叫【三只鳥】的詩，奠定了他的人格。詩裏寫到三只鳥，山雀、夜鶯和雛鷹，分別比喻孩子、女性和男性，它們各自擁有天真、聖潔和勇毅的品格，詩人最後寫，這三重品格都集於人的一身。「你的思想是一個孩子，你的心是一個女人，你的靈魂是一個男人。你是奇妙的、神話般的創造！」
詩歌幫助他走出了對自身的懷疑。在他的少年時期，他一直以為自己具有雙重人格，一重屬於理性，一重屬於感性。他以為那是矛盾的。在調皮搗蛋的同時竟又多愁善感，從小就容易流眼淚，看不得人家的苦難，看電影會哭，看書也會哭。同學們給這個多愁善感的男娃娃起外號叫「方妹」，西南官話後面要加個兒化音，念成「方妹兒」，念了幾十年，老同學至今還是這麽叫他，但當年他因此是在男孩子面前擡不起頭來的。在裴多菲的詩裏他獲得了對自身的確認，內在的多愁善感和外在的剛強之間並不矛盾，骨子裏的澄澈天真和外在軀體的成熟衰老也不矛盾，他不是單向度的人。
這一年他17歲，搞明白了自己在這世上是個怎樣的存在，但他常說，他的頓悟發生在22歲那年，從此他的人格才真正成型。這期間幾年的周折是怎麽來的？ 這其實是個體與世界之間的距離。人弄明白了自己內在的形態還不足以讓他變得穩固，因為外在的世界是混亂的，會像河流切割山脈那樣動搖或改變人的形態。為了忠於自己而不被改變，人還得去想清楚怎麽以這樣獨立的形態在世界上立足，要找到一個和世界交手的方案。
【百鳥朝鳳】劇照
1975年冬天，方勵在成都的工廠裏工作，廠裏的黨委書記是他的忘年交，「多善良、多敦厚的一個人……（和我一樣）都是憂國憂民的」。彼時大環境不好，正是廠書記意誌最消沈的時候，工廠裏準備修一個大的停機坪，從各個車間抽調人手來組成臨時基建隊，任命廠書記做隊長，方勵做副隊長，手下全是各個車間不想要的一幫「調皮搗蛋的娃兒」。
事情發生的那天，成都罕見地出了太陽，吃完午飯，隊員們全部跑到草堆中間去曬太陽。就在所有人都還在休息的時候，穿著件爛棉襖的廠書記把電門一按，開啟了攪拌機，抱起一袋水泥就上了攪拌台，開始幹活。方勵一看廠書記走在前頭，完全是本能地，他跟著就站起來，也抱了一袋水泥準備跟上去。就在他站起身的一瞬間，他註意到周圍一百多雙眼睛的目光向他投射而來，引發他心間「咯噔」一聲輕響。
他在閃念之間讀取那些目光中的資訊：「丫又假積極，想往上爬，對不對？因為你鶴立雞群了嘛，你不入流了的嘛。」他的行動沒有絲毫遲滯，一切照舊，他抱著水泥跟了上去，但他捕捉到了自己內心一閃而逝的畏懼，由他人的目光引發的畏懼。
「然後，我就是為這一個瞬間的懦弱，我反問了自己好多天。我就反問自己，我為啥會畏懼？我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百多雙眼睛，你鶴立雞群了，為啥子？我就想這個邏輯，我為哪個在活，我為哪個在工作，我為廠書記，他又為哪個？他也是個本能。他為哪個？我為哪個？一直在反問自己。就這個過程中，突然有一天，關老子球事，瞬間窗戶紙就破球了。」
憑借極其敏銳的自我覺察，在22歲那一年，在一個不入流就會受欺負的時代，方勵把這件事兒想透了。他已經確認了自己是一個柔善和勇毅並存的人，他扛起水泥跟隨廠書記是出於愛他人的本能，在一個信任瓦解的時代，愛他人會顯得不入流，但愛的本能本身是沒有錯的。這是他心靈內部的感受，和時代以及他人的眼光無關，他只服從這個。
頓悟並不是在什麽了不得的大事裏面發生的，而只是在於一瞬間。問題的根本在於：他人的眼光對你意味著什麽？世俗的評判、功名利祿，都是他人眼光的衍生物，但到底要不要為了他人的眼光而活？在那個關鍵的抉擇時刻，方勵最終給出的回答是，關老子球事。從此「稀裏嘩啦一馬平川，野馬一匹獨往獨來，這個世界撼動不了我了」。
頑 童
對於生命，方勵抱有一種異於常人的激情。他跟人侃大山的開場白經常都是他的時空觀：宇宙的年齡大約150億年，地球的歷史長度是46億年，上一次大滅絕事件發生在6500萬年前，人類的演化也要經過幾百萬年。而他現在作為人出現在這裏，最多不過只擁有3萬多天的時間，而且只有一次機會，「不做自己做啥子？」有時候做夢醒來，他睜開眼睛，一時間分不清楚自己是在美國還是在成都，突然意識到原來在北京，正是早上10點，那是他的激情最鼎盛的時刻。「我靠，老子還活在人間。」
塑造獨立人格的過程十足痛苦，但它的報酬優厚，是心靈的自由 。在這層意義上來講，方勵是幸運的，因為他已經扛過了最絕望的時刻。慢慢地，高考恢復了，改革開放了，可以出國留學了，世界終於在他面前敞開。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決定是不能做的，既然活下來了，那就抓緊時間玩兒個夠。
1978年他考上地質學院，第一學年全校還有七八個全優生，所有課程的分數都在90分以上，連續四年下來，到了第四學年的頭一個學期，全優生就只剩下了方勵一個。學校開會讓他上台去講感想，他穿件軍大衣，搖搖晃晃走上台。他說他為什麽讀書這麽賣命，全然是為他自己，「好多年沒讀，一直夢寐以求想讀書，終於能讀書了，當然豁命」。
被封閉了太久，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大二學完英語必修課以後，他再也沒停過，沒有練口語的機會，他苦練筆頭，在大學剩下的兩年時間裏轉譯了大量的英語科技文獻。1983年他在北京的核工業部第三研究所工作，經常跑到八面槽外文書店門口，站在馬路牙子上，還是穿著軍大衣，和一幫年輕人在冷風中一起講英語，人人講的都是「Chiglish」。
拍攝【裏斯本丸沈沒】時期的方勵
沒幹兩年，他從體制內離開，進入外企工作，第一次得到出國的機會。泛美航空的班機要從北京出發，在上海和東京中轉，最後抵達美國。在上海至東京的航班從虹橋機場起飛時，他把相機懟到舷窗處，一直默默等待，直到那架波音747飛機的機翼脫離外高橋海岸線的一瞬間，他「啪」地按下快門，滿臉都是淚水。他說他做夢都沒想到這輩子居然能走出國門。
縱觀他的人生履歷，很容易就能發覺，這位先生樂於與不確定性共舞。1982年大學畢業，他進入核工業部第三研究所，很快就膩煩了那裏的工作，不願意過一眼望到頭的生活。1984年他跳槽進外企，進去的時候就跟老板講好，只幹兩年。1987年，他前往美國留學，獲取MBA學位後又留美工作了兩年，在美國就業市場最慘淡的時候再次辭職。當時周圍的人都不支持他的選擇，但他不管，「就因為我每天沒那麽快樂」。
1992年，他用5萬美元建立了勞雷工業公司，開始玩自己的遊戲，造機器人，造直升機，造天上飛的水下跑的各種大玩具。沒有錢就睡地板，吃泡面，賺了錢又再投入進去。到了2000年，王超帶著【安陽嬰兒】的故事來找他投資拍電影，他沒看劇本，只聽王超口述，他說這故事有點意思，「反映了現在的現實，有人性的糾結和張力在那兒」。後來王超帶著這部片子去坎城走紅毯，方勵給請的法國新聞官告訴他，片子首映當天，全場的掌聲響起五分鐘沒停過。他得出結論：「做電影還是有點意思，最重要的是你能跟天下的人分享的嘛。」
他反復想要告訴年輕人的道理是，你只活一次，所以你什麽決定都敢做，重要的是你跟什麽人相處，跟怎樣的世界打交道。他也不僅僅是從觀念上支持，在某些機緣巧合之下，他也會出手相助。
幾年前，他在微博收到一個女孩的私信，信裏說她收到了英國約克大學的入學通知書，但父親堅決不同意她去。這位父親已經把她的職業路徑安排得非常明確，一份非常安穩的工作，收入穩定，能實作職級三連跳。她幹了五年，覺得自己誌不在此，想去留學，但又很愛她的父親，難以決斷。
他把電話留給女孩，跟她說，如果你父親願意，讓他給我打個電話，我們聊聊天。女孩的父親起初以為他是個騙子，在透過一次電話以後，他得知對方也是成都人，於是借回家看望父母的機會又去跟女孩的家人朋友一起吃了頓飯。他擅長擺龍門陣，遊說對方，當天聊得很開心，他以為已經和解了這對父女，然而父親還是不允許女孩去留學。後來他跟女孩說，贊助她去英國第一年的學費14萬元，「看你們爸咋辦」。
2024年11月，我在廣州見到了方勵的朋友Oli，Oli在廣州創業做餐飲，開料理店。方勵跟Oli建立友誼的起源，就在於他想問Oli，會不會做他在東京六本木吃過的最好吃的咖哩烏龍麵。後來Oli因跟合夥人理念不合起了爭執，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在於，她更想做原材料優質的、地道的料理，賺錢慢一點也無所謂。爭執的關鍵時刻，方勵出手買下了合夥人的所有股權，跟Oli說：「你就按照你的（方式）來。」
方勵說，如今的他沒有任何問題是想不通的。他的人格自成型以後，在長達50年的時間裏保持了驚人的穩定，你可以說他有一顆70歲的心，也可以說他有一顆20歲的心，兩者沒有什麽差別。與之形成對應的是，我發現幾乎每個朋友在談論他的時候，最終都會流露出一種看待小孩的情感。
方勵
李玉說他隨時隨地都能睡著，「因為他真的可以把巨大的一件事情放下」。當年第一次合作拍【紅顏】的時候，她在開會的過程中聽見有人在打呼嚕，結果是方勵在打瞌睡。大家把他搖醒，他就能接著話茬繼續討論，他會說他耳朵聽見了，只是某一根神經在睡覺。栗顏說方勵的缺點簡直是一籮筐，星星一樣，尤其是他對一件事情的結果不滿意的時候，她想跟他講道理，他會大發雷霆，說，「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她得跟他對吼上幾句，他才會安靜下來好好聽她說話。費納對他的拖延癥很頭疼。以前有業務要他去趕飛機，他總是會忙到最後一刻才動身，直到有一次要出一趟重要的差，車剛開到首都機場高速路的收費站，坐在車裏「活生生地看那架飛機起飛了」，這才改了他的毛病。
老小孩兒的心是自由自在，並且極度開放。他去大學裏面交流，經常會直接把手機號碼公布出來，一次性就是好幾百個學生來加微信，他光是透過好友申請就要弄一個通宵，加了好友還不能不說話，要先跟人打個招呼，「每個人見面握個手嘛」。我問他，「這不得腱鞘炎啊？」他笑嘻嘻說：「我曉得，我按不動了我就歇會兒嘛。」
老小孩兒喜歡大老虎，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他實作了自己的心願，在攝影棚裏，馴獸師在前面給老虎餵奶，他在後邊兒摸到了老虎的屁股。拍宣傳照的時候，需要他和李玉跟老虎合影，馴獸師其實是不同意的，他說沒事，直接就站過去了。李玉戰戰兢兢地拍下那張照片的時候，他用手摟住了老虎。 後來李玉說，方勵對待所有東西都是充滿善意的，就像當成自己的同類一樣，這是他的天性。她想，這樣的善意，或許老虎也感受得到。
（榮超對本文亦有貢獻）
作者 | 趙佳佳
編輯 | 翦 瑛
值班編輯｜吳擎
排版 | 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