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意義感的孤獨者，在現代社會尋求「隱居」｜說書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外地女孩死在出租屋」的新聞日前在網路上引發關註。在事實性爭議之外，新聞所折射的人物處境同樣牽動起公眾的感受。實際上，類似新聞近幾年並不少見——遠離家鄉，獨居，不上班，拒絕社交，甚至悄無聲息地離去，許多年輕人正在轉向這樣的生活。

在日前出版的【逃走的人】中，非虛構寫作者李穎迪追蹤了這樣一群人——他們前往黑龍江鶴崗、河南鶴壁、海南萬寧、山東乳山等地，花幾萬塊錢買下一間房屋，切斷同過往的聯系，與貓狗為伴，成為了所謂的「隱居者」。在與這些年輕人的相處中，李穎迪試圖尋找答案：他們為什麽選擇這種生活？這些選擇如何發生？選擇過後，這些人的生活又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

隱居是一種古老的理想，總有人渴望遠離喧囂的城市，投身自然， 擁有 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追尋內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隱居往往源於當下的生活危機——重復單調的流水線工作、狹窄渺茫的上升通道、不願面對的原生家庭，又或是孤獨，以及一種更普遍的意義感喪失。換句話說，隱居已不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還是當代人對自身困境的回應。當我們深入這些逃離的故事，會發現這種回應並非消極的逃避，而是在主動找尋出口，試圖在新秩序中獲得生活的意義，盡管結果並不都盡如人意。

01 換一個地方，延續過去的生活

在大眾視野中，這些隱居者常常出現在這樣的文章標題裏——「一萬五在鶴崗全款買房，本想躺平卻意外開啟幸福生活」，或是「五萬賣房熱潮過後，鶴崗再次淪為鬼城」，有人離開，有人留下，更多人似乎只關心結果：那個人過得好不好？但真實的生活並沒有唯一的好壞標準，很多事情只有走近才能看到，如書中所寫：「人的行動隨機且深不可測。」

許多隱居者的生活有一個共同點：不願出門。每隔三四天下樓丟一次垃圾，正式出門的頻率可能是每兩周、每個月，甚至更久。與田園牧歌式的「隱士」傳統不同，這些隱居者並不排斥便利的城鎮生活與現代科技，後者反過來也為隱居提供了條件。如今，發達的外賣和快遞服務滿足了絕大多數生活需求。在隱居者的微信群聊裏，還會有所謂的「共享保姆」，提供丟垃圾、做飯、收拾家務的服務。平日，有人只是待在家裏靠積蓄生活，也有人做一些線上工作維持收入，比如開外賣炸串店、遊戲代練、炒股、營運漫畫帳號。

隨著相處的深入，李穎迪發現，這些隱居者更像是延續著此前的生活。有女生遵循當下流行的審美，在家裏裝上全套浴缸、智慧馬桶、掃地機器人，以及昂貴的電腦主機，有人在當地尋找桌遊店、射擊館、水療中心等娛樂方式，也有人只是待在家裏——睡覺，起床，吃速成料理包，照料寵物，看電視劇、打遊戲、讀網路小說，或是報線上的美術班，學素描、水彩、油畫。一位隱居者說：「來鶴崗之前你過著什麽生活，到鶴崗後，你大機率還是過著那樣的生活。」

另一方面，這樣的生活在此前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又是很難想象的，它仍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現代社會。一個直觀的線索是時間。人類學者蘿拉·貝爾（ Laura Bear ）曾指出，當下生活中線性的、同質化的時間表完全是由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塑造的，時間被限縮、抽象為短期資本生成和價值評估的媒介。與此相反，隱居生活裏的黑夜和白天沒有分明界線：有時是晚上 1 點睡，次日早上 8 點醒，有時淩晨 3 點睡，次日早上 10 點起，還有時下午 2 點睡，晚上 10 點起。隱居者似乎更享受這種無序的時間，因為這意味著脫離外面那個秩序正常運轉的世界，只需要面對自己一個人。

這無疑傳遞了一種願景，很多隱居者都有這樣的念頭，逃離意味著要開始新生活——新的城市，新的房子，新的朋友，新的微信，新的身份。有女生在家裏的墻上貼著一張便簽，上面寫著「把坑填滿」，後面補充：「（箭頭 - 自己 ）」。人們往往都不願意提及自己的過去，也不談論未來，只聊現在。逃離的背後，是與舊生活分隔的決心。

但新生活並不都如理想中那樣美好。書的尾聲記錄了一位叫王荔的女生，她一個人在鶴崗的出租屋裏悄無聲息地離去，李穎迪尋訪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得知她離家多年，很少與家人聯系，她在鶴崗講的故事後來被證實是部份虛構的——比如她的戶籍在山西而非四川、她口中催婚的媽媽早已離去，以及她在失聯前曾找過一位情感咨詢師，但並未完成咨詢。到最後，我們仍然不知道她為什麽選擇死亡。書裏寫道：「即便都選擇來到鶴崗，人們的生活依舊如此不同。我很難說清其中的某些殘酷性。」

02 被拋棄的工具人走向意義危機

「再幹就廢了。不是身體廢了，而是思想。我覺得進入車間後，你只是顆螺絲，機器轉，你也轉，一刻不停。你沒有言語，沒有交流，沒有休息，就是麻木地、無感情地跟著機器走。」

這是鶴壁買房群裏一位成員的發言。選擇買房隱居的人裏，相當一部份都從事著類似這樣的工作。他們生活在工廠，每天在流水線上加班，或是保安、海員、建築工、廚師，長時間做著大量簡單而重復的工作，疲勞而恍惚。有的廠房 24 小時不熄燈，通宵照明，人的時間感也隨之模糊，分不清黑夜與白天，也看不出晴天、雨天和陰天——那是另一種現代性塑造的時間感。

還有一位叫林雯的女生，在前往鶴崗隱居前是一名手機回收公司的客服。在她工作時，螢幕上始終會出現一個 10 秒的倒計時，她需要在 10 秒內回復每個問題，一天大約要回復 300-400 個問題，所有回答都會被質檢員隨機抽查，並與工作績效直接掛鉤。她曾經連拿七個月的最高績效，甚至有時收到的問題少了，她還會覺得不舒服，因為會影響績效。但最後她還是離職了，她覺得沒有價值感，「還是活得渾渾噩噩。」另一位從富士康辭職的買房者這樣說：「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頭，但是現在，你知道不管再怎麽努力，也沒有好的發展，你難免就不再想奮鬥了。」

這構成了對逃離的第一種解釋。過往有許多研究者指出，新自由主義市場力量在塑造社會和企業結構的同時，並沒有考慮到社會和企業是由那些擁有感受、身體和心靈的人類構成的。當一個社會將其成員價值工具化、人被視為可有可無時，剝離感就會隨之產生。這不僅限於傳統認知中的失業或邊緣人群，而是指向所有人，即使是那些被認為「有生產力」或「成功」的人，當他們看到別人被拋棄時，也會意識到自己最終可能也會失去生產力價值，從而被拋棄。從一個安全的制度到生活在一個極其不確定的新制度下，這將以一種深刻的方式影響社會，並極大改變一個國家的氣氛。

這會進一步導致社會層面的意義危機，並對系統中最脆弱的群體產生最強烈的影響，包括年輕人、沒有全職工作的人、沒有結婚的人。書中的一位隱居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社會上是否只有一種期望，希望我們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稱作一個有價值的人嗎？」

實際上，本世紀初，後泡沫經濟中長大的日本年輕人就出現了「尼特族」（ NEET ，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指無升學、無就業或無進修的群體）和「蟄居族」（長時間待在房間或家中，保持蟄居狀態）。這與如今在鶴崗等地隱居的人群顯然存在著某種相似性。

人類學者麥高登（ Gordon Mathews ）長期研究東亞地區個體的人生意義問題。在日本的案例中，他聚焦於日本文化的 ikigai （人生目的）一詞，並將其轉譯為「最讓一個人的人生看起來值得活的東西」。他認為，日本人形塑自己的關鍵動力是去 ikigai 中尋找，而 ikigai 的強烈意識與一種感受有關，即自己是被需要和必不可少的。比如那些意識到自己對公司生存不再重要的員工仍然需要說服自己，他們是必不可少的，這樣才能使工作成為他們的 ikigai ；對於那些尚未建立企業或家庭職責的年輕人來說， ikigai 則來自對未來自我以及未來關系網路的期待。

這份對未來的希望和樂觀正在喪失，在【不穩定的日本】（ Precarious Japan ）一書中，作者安妮·伊利森（ Anne Allison ）指出，日本近年來的諸多社會和經濟問題正在導致人們普遍感到「不穩定」，年輕人飽受 ikizurasa （可以譯為「活著很難」）之苦，從詞源上看，「活著很難」（ ikizurasa ）可以被視為「人生目的」（ ikigai ）的黑暗對立面，這正是社會意義危機的重要來源。

03 自我選擇的孤獨

也有學者提出了另一個解釋角度——這不僅是社會問題，更關乎個體的自我意識與感知。換句話說，也許這種逃離的傾向原本就根植於現代人的心靈中，更像是一種本能。

在【逃走的人】一書中，李穎迪一直在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生活在城市裏，一個人真能完全脫離人群嗎？實際上，這些隱居者依然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社交關系。女生之間會有一個「拼飯群」，每個月相聚吃一次飯，但頻率不會更高。還有人會相約一起打劇本殺，唱卡拉 OK 。人們互相不知對方的真實姓名，而是用網名彼此稱呼，有時親密，有時疏離。

有人感到孤獨，有人不會。比如王荔，她常常在群裏吆喝，約人逛早市、逛公園，但多數時候無人響應，她有時會不解：「我真是搞不懂了，他們怎麽能那麽久不出門？那麽久不和人說話？」有人會在網上雇人陪自己玩遊戲，她認為金錢建立的關系在某些時刻是穩固的，也能夠換來話語權。而林雯可能代表了更多人的想法：「和人交往有什麽用。喝奶茶會讓我開心，靠墊能讓我靠著舒適，貓能為我做它們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

德國作家伊莉莎白·馮·塔登的研究證實了這種心態。她在【自我決定的孤獨】一書中指出，後現代社會的個體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於是對所有潛在的威脅都更加關註，包括對自己的保護，這對於他人來說也會成為希望保持距離的訊號，這種態度造成的結果就是「物質化」——對於孤獨的人而言，來自物品的吸重力要比來自人的強。

在【敏感與自我】一書中，德國哲學家弗拉斯珀勒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現代晚期人要求有一個不被打擾、不被騷擾、不被威脅的空間。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有問題的不是距離，而是其反義詞——擁擠。人與人之間距離的界定被認為是文明化的表現，她參照了康德的論述，「你的自由結束之處，正是我的自由開始之處。」這是現代人的自我理解。

沒有朋友、伴侶、家庭、工作，幾乎切斷了所有社交關系。這些人如何面對未來？書中的隱居者早有打算，有人在網上報名了遺體捐贈，讓自己的身體被送去研究，最後火化，葬入公共墓地。

這在東亞社會尤為常見，其背後仍然有很深的觀念根源，在現實中，這種狀態有時還會進一步引起社會危機。人類學者慈子·小澤 - 德席爾瓦（ Chikako Ozawa-de Silva ）曾長期調查日本社會的自殺和孤獨問題，並最終寫成【解剖孤獨】一書。在對日本「自殺網站」的追蹤中，她發現，這些網站訪客和自殺者的年齡大多相當，沒有正式工作，也沒有結婚。在網站的發言中，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孤獨與人生意義的缺失，比如缺乏屬於自己的位置，感到無人關懷、接納自己。她指出，人們經常有一種內在矛盾，既在獨處時感到強烈的孤獨，又對他人感到不信任，激發恐懼與威脅的感覺，當它成為一種慢性或強烈的孤獨時，感受到被遺棄的威脅和恐懼就可能使人疲憊不堪。

小澤 - 德席爾瓦對此提出了批評，她認為，盡管孤獨是人類生命的常態，但現代社會無疑正在加劇這一處境，當私人經驗被以一種汙名化的方式表達，個體巨大的內心痛苦也就無法被他者合法化，這將會加劇本已嚴重的孤獨感。因此，社會更應該接納這樣的孤獨，建立個體的連線與歸屬感，而這可以從談論它開始：孤獨可以談論，並可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