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到此次「被追趕的經濟體」，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C. Koo）似乎總能跳出思維定式，超越傳統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假設的桎梏，為各類經濟問題提供獨到「診斷」，並基於此對癥下藥。
除了在經濟體處於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貨幣政策因企業從謀求利益最大化變為負債最小化而失效，政府因而需要充當最終借款人，透過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這一廣為人知的觀點外，在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辜朝明新書【被追趕的經濟體】中，辜朝明還分享了他關於疫情和量化寬松陷阱期間的貨幣政策以及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之間的脫節等問題的最新思考。
無論對處於「被追趕」階段的發達經濟體，抑或今日中國，又或是眼下各國結束量寬（QE）的困境以及日元對美元大幅且快速貶值等問題，他的著作都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在此次第一財經的專訪中，辜朝明更從如何靈光乍現創立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談到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之間的脫節及其後果，再談到多個經濟體現實層面推行財政政策的空間和阻礙，美聯準、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的困境，最終談到中國如何應對資產負債表衰退。辜朝明笑稱，「一個小時裏，你把我過去30年的研究成果都榨出來了。」
日本當年還未能了解資產負債表衰退
第一財經：
我最早在讀研時期學習到了你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這一理論為解釋和理解處於衰退中的經濟體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非常獨到的理論框架和視角。我一直很好奇，最初是如何發現、創立出如此引人入勝的理論的？
辜朝明：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初，我和日本的其他人一樣感到迷失。當時，日本經濟陷入衰退，日本央行隨即將利率降至零，但無濟於事。日本政府也實施了財政刺激，每次政府實施財政刺激，日本經濟都會作出反應，但一旦政府隨後取消財政刺激，經濟又會再次崩潰，並沒有出現傳統經濟學說的「汲水效應」 (pump-priming)。人們因此得出結論，日本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日本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來試圖解決他們認定的經濟結構性問題。盡管如此，日本經濟仍然非常糟糕。
隨後，大約在1996年，我讓助手把日本企業借貸數據圖表放在一起。看到圖表後，我震驚了。零利率之下，日本企業不僅不借錢，還在持續償還債務。我過去在商學院、傳統經濟學理論中從未學到這一點。我開始思考，當利率為零時，企業為何一直在償還債務？一定是財務問題，於是我發現了資產負債表問題。
隨後一切就變得簡單起來，一旦你意識到企業的訴求從利潤最大化轉為債務最小化，央行貨幣政策為何失效就很容易理解了。貨幣政策要發揮作用，必須存在借款人。如果沒有借款人，央行加息或降息就變得毫無意義，相當於只是將資金從債務人轉移到債權人，或從債權人轉移到債務人手中，一方的收益正好等於另一方的損失，只是起到一種資金轉移的作用。
但同時，政府也不能要求企業等私營部門不要繼續修復資產負債表，因為企業做的確實也是正確的事情。那麽，政府就必須充當最後借款人，這就是財政政策的用武之地。
第一財經：
日本政府當時也曾經使用過財政措施刺激經濟，但為何他們一會兒實施，一會兒撤回，左右搖擺呢？
辜朝明：
因為在我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前，沒有人意識到這一「疾病」，因而無法對癥下藥，或是容易覺得用的藥似乎不奏效，又去嘗試其他藥，無法堅持下去。如果當年日本能更早了解到資產負債表衰退，我相信他們會采取非常不同的應對政策。這也是中國今天更有優勢之處。
第一財經：
肯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理論描述的也是一種貨幣政策失效、無法刺激經濟的情況。你的理論和傳統的流動性陷阱有何不同呢？
辜朝明：
傳統的流動性陷阱理論下，肯恩斯認為經濟體中缺乏的是貸款方。因為利率太低，貸款方不想冒險借錢出去。但我們發現，日本當年的情況和此後的很多經濟衰退中，實際上缺乏的是借款人。這是肯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和實際流動性陷阱之間的巨大差異。
我認為肯恩斯試圖描述的也是一種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景，但他無法成功「渡河」，因為塔克辛奉的經濟學假設是傳統經濟學中告訴我們的----經濟體始終謀求利潤最大化。而我和肯恩斯的唯一區別是，我成功「渡河」，意識到當私營部門存在資產負債表問題時，他們會轉而謀求債務最小化，這是關鍵區別。
第一財經：
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後，你在新書【被追趕的經濟體】中又引入了「被追趕經濟體」這一概念，即發達經濟體很久前從過去的「黃金時代」進入了「被追趕」的時代，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所以作出的決策仍基於「黃金時代」的假設之上。也因此，他們過度依賴貨幣政策，而不夠重視財政政策。但我很好奇，這些經濟體中不乏聰明的政策制定者、學者，為何他們無法意識到這一問題？
辜朝明：
如果大學裏從未教過這一理論，這些聰明人確實很難意識到私營部門會謀求債務最小化。在傳統的貨幣理論框架下，前提假設就是我們從不缺乏借款人，長期以來，沒人質疑過這點。而我跳出了這一傳統理論框架來看待問題，接下來的就變得很簡單了。
美聯準前主席伯南克是弗瑞德曼的信徒，一直認為如果美聯準做出正確應對之策，美國就可以避免1929年大蕭條。這是其核心信條。因此，當2008年金融危機來襲時，伯南克立刻采取了弗瑞德曼推薦的所有政策，包括將利率降至零，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給出前瞻性指引等。但是美國經濟依舊繼續疲軟。隨後，有人推薦他看了我的書，他讀了之後非常震驚，意識到美國正處於我所說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他隨即迅速改變了政策，開始告訴美國國會不要削減財政赤字，他意識到政府必須充當最後借款人，令經濟體在缺乏私人借款人的背景下運作起來。這個例子也說明，一些聰明人一旦了解到這一理論，會很快改變想法和政策。
當然，也有些聰明人，比如一些商學院的教授，他們四五十年以來，一直在教授學生，貨幣政策是正確的選擇，財政政策會扭曲經濟中的經濟配置，我們不應該支持糟糕政客們想要推出的一些計畫，我們不應該預支我們子孫的信用卡等，他們確實很難改變。
第一財經：
按照你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基於債務融資的資產泡沫破裂後，企業資產負債表惡化，企業因而將註意力從利益最大化轉至修復資產負債表，導致經濟中缺乏私營部門借款人。而在被追趕的經濟體中，您認為是因為這些處於「被追趕」時期的經濟體缺乏有吸重力的國內投資機會，從而導致了同樣的結果。那麽，雖然結果都是私營部門缺乏借款意願，但在原因不同的情況下，決策者是否應該采取不同的政策來應對呢？
辜朝明：
是也不是。從短期來看，應對政策是一樣的，因為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面臨的都是缺乏私人部門借款人的情況，政府都必須出來借錢消費，來維持、刺激經濟。
但對於處在「被追趕」時期的經濟體，政府還必須做另外一件事，即提高人民的普遍受教育水平。因為在「黃金時代」，制造業主導著就業，普通人不需要哈佛或耶魯的學位，只要身體強健，願意努力工作，就能處於比較好的狀態。但一旦制造業工作開始消失，我們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普通人都需要高等教育，更好的背景和經驗等，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也要隨之作出改變。
以美國前總統雷根執政時期為例，他當時做了各種正確決策，比如透過減稅、放松資本管制等鼓勵全球投資者到美國投資等，但他削減了教育預算。40年後，美國正在為這個錯誤決策付出代價。所有那些因為削減教育預算而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無法適應新行業發展的美國人，都開始抱怨，並給美國前總統川普投票。如果雷根總統當時在減稅、增加美國本土資本報酬率的同時，還同時增加了教育預算，彼時川普就不會有機會當選。
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之間的根本脫節亟待解決
第一財經：
你在書中專門提到了必須解決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之間的根本脫節，如此才能大家從全球化中獲得最大收益，並最小化其代價。能否具體闡述一下這一觀點呢？我們近期面臨的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快速貶值，是否也是由這種脫節所導致的呢？
辜朝明：
是的，我認為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當年，我曾作為美國政府在日本的私營部門代表，參與了美日貿易摩擦談判。當時，日本由於貿易摩擦談判，對美國的仇恨情緒非常嚴重，而我幾乎每天都在日本電視節目中談論經濟問題。時任美國駐日大使，此後擔任卡特總統時期副總統的華特·蒙代爾認為我可能能夠透過日本電視節目，向日本公眾解釋美國的立場。而我認為，如果這有助於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我應該接受挑戰。
我會定期去美國大使館，閱讀富士、柯達、日本車企等各大日本企業的簡報，這一工作持續了約3年，令我對貿易有了更多了解。我發現，貿易基本都會被匯率所左右。過去，在1980年之前，包括美、歐、日在內，所有國家對資本流動都有各種各樣的限制。因此，外匯市場基本上是由各個國家的出口商和進口商決定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貿易問題免於成為政治問題。但1980年後，所有這些國家都開始放松對資本的管制。隨後，由於美國利率高於日本，日本人紛紛開始把日元換成美元，去美國投資，美元因此變得非常強勁。隨後，美日貿易問題變得很嚴重。當時在華盛頓，只剩下可口可樂和波音兩家美國企業仍然支持自由貿易，幾乎所有企業都反對自由貿易，因為美元太強了。時任總統雷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是一個自由貿易者，因此並未像川普那樣選擇提高關稅，而是想辦法把美元壓低，隨後就誕生了廣場協定。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在隨後的2年內消散了。
當年的例子說明，政府「嚇唬」、嚇退外匯市場投機者的做法確實能夠奏效。因為歸根結底，外匯市場投資者也是為了賺錢，所以一旦政府變得非常強硬，那些美元多頭就會平倉，美元匯率就會下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出於某種原因，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你所說的那些聰明人認為由於外匯市場日交易額非常龐大，達到5萬億美元左右，因而政府無法改變匯率。他們忘了當年的廣場協定，即透過政府表現得非常強硬，「嚇唬」投資者，政府確實可以改變或幹預匯率。
事實上，我們最近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川普執政期間一直反對強美元，認為強美元會傷害美國企業。而當美國總統持續表示強勢美元不好，美國必須糾正貿易逆差問題，投資者是會有顧慮的。假設你是日本投資者，因為美國國債能夠提供更高投資報酬率，想進行外匯套利，但想到美國總統可能會直接要求透過幹預令美元迅速貶值，你肯定會害怕，並減少美元多頭頭寸，這些投資者行為結合在一起，就會導致美元下跌。正因此，在2017~2021年，美日匯率始終非常穩定。
但在拜登總統當選後，他幾乎從未談論過貿易逆差和強美元問題。於是，國際投資者回來了，換美元買美債，日元隨即再次大幅、迅速貶值。這令人非常不安。我認為，我們應該在美國11月大選前做出相關行動。
第一財經：
關於廣場協定，中國存在一種由果導因的觀點，認為是廣場協定引發日本泡沫破裂，並進而導致日本「失落的十年」。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呢？
辜朝明：
廣場協定可能造成了日本的泡沫，但不是該協定本身，而是日本政府戳破了泡沫。我認為日本政府當時實際上做出了正確決策，因為如果容忍泡沫繼續變大，當它破裂時，情況會更糟。但確實，一旦選擇了這一政策，就要做好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準備。
事實上，日本當年的泡沫已經太大了。舉個簡單的例子，1989年時，位於東京的皇居價值超過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所有房地產的價值。因此，即使日本當時早早了解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並從泡沫破裂第一天開始就采取了所有正確政策，仍然需要7~10年才能走出衰退。而對於中國，（據我估算）資產泡沫占中國經濟的1%。
事實上，如果一定要說從日本失落的十年中能獲得任何經驗教訓的話，那就是永遠不要讓泡沫滋長。
第一財經：
當年導致必須幹預日美匯率的根本原因在於美日貿易問題，但目前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強勢更主要是由於資本自由流動導致的。兩者是否有所不同？
辜朝明：
沒錯，出於某種原因，美國和全球大多數經濟體認為資本自由流動是神聖的，政府不應參與其中，遏制或管控資本流動。對此，我完全不同意。
在我看來，如果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一樣，所有其他生產要素也都可以自由流動，政府確實不應該管控，因為這樣會導致各種市場扭曲。但是，首先，勞動力不是自由流動的，其他很多要素也不是自由流動的。當很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時，憑什麽資本應該自由流動，並影響其他所有人？
我們過去在大學裏接受的主流經濟學教育是，自由貿易會在同一個國家創造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的收益大於輸家的損失。因此，自由貿易是有益的。但是，教授沒有告訴我們，上述情境的前提是這個國家的貿易必須保持平衡或順差。如果其持續處於貿易逆差，該國認為自己是自由貿易輸家的人數會不斷增加。美國就是如此，而如果美國國內認為自己是自由貿易輸家的人數大到足以再次選舉川普為總統，他再次征收各種高關稅，自由貿易就會被摧毀，而這會傷害所有人。因此，為了拯救自由貿易，我們必須控制那些認為自己是美國自由貿易輸家的人的數量。唯一的辦法就是透過幹預匯率，令美元下跌，令更多美國人不那麽反感自由貿易。
因此，我很慶幸，美日韓三國近期會面，共同討論了美元過於強勢的問題。我很久以前就認識了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此前也已寫信給她，建議她在為時過晚之前采取行動。
美歐財政政策空間如何？
第一財經：
讓我們談談現實層面的一些財政刺激政策的可行性和空間。你在著作中認為，在「被追趕」時期，政府也必須填補私營部門借款人的缺位，借錢並支出，從而刺激經濟。但在疫情前，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公共債務就已經處於很高水平。不過此次美國也采取了許多財政刺激措施，使美國經濟更有韌性，率先走出疫情影響。但代價是美國的財政赤字更高了。而美國仍處於「被追趕」時期，意味著它仍將非常依賴政府繼續借款和支出。這是否會令美國政府陷入兩難呢？
辜朝明：
高財政赤字對於美國來說暫時不是問題。政治層面上，共和黨傳統上確實是反對高赤字的，但川普不在乎赤字。民主黨通常喜歡大政府，從未強烈反對赤字。基於此，不論今年稍晚的美國大選誰當選，目前美國兩黨實際上都更能夠接受高財政赤字，都支持政府出面采取更多行動，美國財政赤字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加。
從經濟學角度，美國私營部門仍然擁有相當多的儲蓄，也就是私營部門依舊缺乏借錢的意願，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的巨額赤字並不是問題。但如果未來美國私營部門的「動物精神」回歸，開始重新借錢，而美國政府同時又坐擁巨額財政赤字，那利率就可能會變得非常高，高到令市場不舒服的程度，這會是一個大問題。屆時，美國政府就不得不削減開支了。
第一財經：
歐盟的問題似乎比美國更復雜和難解。歐盟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和情況不盡相同，一些歐盟成員國財政赤字很高，但歐盟層面的財政紀律和限制又非常嚴格，令他們很難用您說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事實上，歐盟似乎一直處在一種惡性迴圈中，其該如何擺脫這種困境呢？
辜朝明：
歐盟對財政赤字的看法和大部份中國人很像，即無法容忍巨額債務和財政赤字，但巨額債務、財政赤字對於經濟是好還是壞，應該聽從市場的意見。如果市場上有過剩/超額儲蓄，那麽巨額債務是一件好事兒。反之，如果市場沒有過剩儲蓄，巨額債務就會是一件壞事。那麽，如何判斷市場有無過剩儲蓄呢？市場會透過國債收益率來釋放訊號。以中國為例，10年期中國國債收益率目前為2.4%左右，這意味著債券市場存在過剩儲蓄，該市場正在告訴政府，請增加你的支出。
但對於歐盟，其【預算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所有成員國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這太荒謬了。正確做法是，如果某一成員國的過剩儲蓄占GDP的3%，那該國政府財政赤字不能超過3%。但如果有其他成員國的過剩儲蓄達到GDP的7%，那麽為了維持和刺激經濟，該國政府借款規模就應該被允許占到GDP的7%。但在上述公約下，這顯然是不被允許的。
事實上，20多年來，我一直在警告歐盟如此做的風險。我曾在此前出版的書中警告歐盟，當資產負債表衰退發生時，歐盟將因這一財政限制規定而遭受最大損失。我的預言也確實實作了。2008年後，歐洲確實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但他們仍然堅持這一公約。在「被追趕」階段，私營部門儲蓄如此多的背景下，歐盟實際上必須在財政政策方面引入一定的靈活性。
美聯準史上首次在高超額準備金規模下緊縮貨幣政策
第一財經：
正如你在書中指出的，對於任何長期采用和依賴QE的央行來說，結束都將困難重重，且市場從未就結束QE的正確方式達成過共識。也許正因如此，即使是對美聯準這樣老練、成熟的央行，市場仍然擔心其政策會導致經濟硬著陸或不著陸。您是否也有此擔憂呢？
辜朝明：
「不著陸」這個詞非常貼切，這正是美國正在遭遇的情況。簡而言之，這是歷史上首次，美聯準在系統中擁有大量超額準備金的情況下，收緊貨幣政策。美聯準主席鮑威爾經常談論前美聯準主席保羅·沃克爾，將其視為英雄。我也很欣賞沃克爾，當年我們一起在美聯準工作過。
兩者是密切相關的，但就政策工具來說，是兩個獨立的工具。但當年，超額準備金規模本來就很小，因此，當沃克爾一路提高聯邦基準利率，並進一步壓縮儲備金時，許多銀行甚至可能會耗盡儲備金，這是當年通脹能得到很好控制的基本原因。
即使美聯準持續縮表，這一規模也要數年才能回到沃克爾當年的水平。因此，所有壓力都落到了利率上。也因此，兩年前，美聯準剛剛開始準備收緊貨幣政策時，市場甚至美聯準點陣圖都預測，利率大約需要升至3%左右。而眼下，利率已升至5.25%~5.5%，但美股仍然處於歷史高位，美國房價仍高漲，消費仍強勁，通脹黏性依舊。這表明，在金融體系中存在如此規模的超額準備金的背景下，貨幣政策比以往正常情況下更難收緊，更難管控通脹。
過去，也許基準利率升至5%就足夠了，但是目前的環境下，美聯準可能需要加息到7%。但如果當真加息到7%，所有那些持有長期美債的美國金融機構以及全球金融機構，都會遭受很大的資本損失，會出現更多矽谷銀行和更大的危機。
第一財經：
提到超額準備金，就不得不提到美聯準的量化緊縮（QT）、縮表（taper）行程。美聯準會議紀要顯示，同時也是市場的預期是，美聯準會延長縮表持續時間，即使在開始降息後，仍將繼續縮表。但同時，美聯準會將每月的縮表規模減半。這是正確的縮表方式嗎？
辜朝明：
我認為這不是正確方法。鮑威爾稍早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說，即使開始降息，可能仍會繼續QT行程，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聲明，說明他也真切意識到了，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金是一個現實問題。但美聯準內確實也有一些人認為，要放慢QT、縮表的速度，我無法理解他們為何這麽認為。
甚至，當我們觀察美聯準在公開市場操作中的實際行動時，有時會發現，他們在某些月份還增加了準備金，這在當前環境下令人難以理解。但如果美聯準不得不增加準備金，也可能表明美國銀行實際上仍需要美聯準提供流動性，意味著美國銀行系統的情況可能比我們了解到的糟糕得多。
第一財經：
美國銀行系統的壓力是否與商業地產風險有關呢？你在書中也指出了美國商業地產風險，擔心這一領域的泡沫會破裂，並波及銀行業。在您看來，這一風險會否導致又一次系統性危機呢？
辜朝明：
確實，如果只是商業地產市場本身，因為其規模不像美國整個房地產市場那麽大，風險確實能夠控制。但對於所有那些持有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投資者而言，如果不得不賣出手頭資產，資本損失將是巨大的。如果美聯準不得不繼續加息，相關損失會更大。
不論如何，如果我們把所有仍「潛藏在水面下」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固定利率長期債券都納入考慮，商業地產可能引起的問題將是巨大的，確實有可能導致系統性危機。但就像過去的每一次危機一樣，當資金仍能繼續流動，令這場「擊鼓傳花」的遊戲能夠繼續時，問題會被忽視。一旦喊停，問題就會浮現出來。
第一財經：
在過度依賴QE上，日本央行肯定更難忽略。日本央行直到最近才終於下定決心結束負利率和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而在正常化過程中，日本央行需要在維持日元匯率下限、避免給市場造成某種金融動蕩、支持仍然脆弱的經濟復蘇之間，保持微妙平衡。如果需要給日本央行提供政策建議，你有何建議呢？
辜朝明：
我認為，日本央行確實在錯誤的方向上做了太多事情，這將使得他們逆轉或正常化貨幣政策的行程非常困難。事實上，我已經在建議日本央行趁著日元疲軟抓緊時間盡快推行貨幣政策正常化，因為當日元走強時，很難正常化。但如果日元疲軟，資金可能會押註日元升值，這些資金可以阻止日本長期利率走高。不論如何，日本央行應該越快越好地推行正常化行程。但我認為日本央行內部和學術界都存在阻力，在這些人看來，日本的QE政策快要成功了，所以應該繼續。我認為這些人非常危險，因為結束QE後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行程將會非常困難，就像美國目前經歷顯現的那樣。
並且，日本QE規模占GDP的比重是美國的7倍，他們做的瘋狂的事情真的令人難以置信。日本銀行系統的超額準備金占日本GDP的78%，差不多達到460萬億日元，而美國是3.2萬億美元。這種情況下，如何貨幣正常化呢？
幸運的是，日本企業目前還沒有意願借錢，這些錢仍滯留在銀行系統內，所以日本的通脹仍然較低。但如果日本企業因為感到日本經濟復蘇，而決定重新借錢，那這些滯留的錢都會從日本銀行系統中流出，我都不敢想會發生什麽。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過度依賴QE來推高通脹的央行，恰恰是那些無法承受高通脹的央行。因為當通脹真的發生時，他們無法采取有效貨幣政策來應對。前任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整個任期內采取的政策就是一個錯誤。日本本應只依靠財政政策，讓日本經濟繼續發展。
中國政府應投資社會報酬率高於2.4%的計畫
第一財經：
你去年多次提到，中國已經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為何有此判斷呢？今日中國情況是否不同於日本當年？
辜朝明：
因為我從我中國的朋友這裏聽說，人們不借錢，也不想花錢了。
30年前，日本也試圖透過擴大出口走出平衡衰退，但美國、歐洲都不願意，因為日本當時對美歐已經擁有很大的貿易順差。同樣地，中國如今的貿易順差也是全球最大的。但如果美歐無法從匯率角度入手，他們就會使用高關稅，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當然，除非中國能向俄羅斯、印度、拉丁美洲等全球其他地方大幅增加出口。所以，實際上透過繼續推動出口來走出衰退這一選項已經消失了。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政府不得不借錢（發債融資）並支出，來刺激經濟。
第一財經：
要遵循何種標準更精心挑選（支出）計畫？
辜朝明：
標準就是，要確保投資計畫的社會報酬率高於中國10年期國債的2.4%，如此一來，這些投資就不會成為新的財政赤字，這種支出就能夠有持續性。值得強調的是，這裏說的是社會報酬率，而不是私營企業通常用的財務意義上的投資報酬率。因為，在投資計畫中，勢必會有一些公共服務類計畫，無法用通常的投資報酬率來衡量和計算。
第一財經：
目前有觀點建議中國透過減稅或將每年的財政支出中的部份轉用到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上，你如何看待這些建議？
辜朝明：
我認為減稅政策並不創造額外財富，只是進行了財富轉移。提高有利於社會福利水平的支出是有用的，但需要連續實行很多年，至少5~10年。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