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為進一步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國務院印發【關於促進服務消費高品質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到，要激發改善型消費活力，推動社會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品質。有聲音認為，這意味著校外學科類培訓或將「松綁」，教培行業將迎來春天。
全國工商聯民辦教育出資者商會監事長馬學雷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意見】中提到的培訓主要指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學科類培訓為代表的培訓，不包含學科類培訓。
自2021年7月「雙減」政策出台以來，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已持續三年。今年暑期，多地教育部門再次發文嚴禁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並公開對違規校外培訓的查處情況。8月19日，廣州市公布了今年第三批共5起校外培訓違法違規典型案例。
記者調查發現，家長對於校外學科類培訓的需求仍然存在。
8月2日，重慶一家線上教育培訓學校的教師在進行線上直播教學。
補習價格高居不下
8月10日晚9點，廣州鬧市區一大廈門口陸續走出十余名小學生，背著厚重的書包，手捧著教科書和筆袋，不遠處，幾位家長在等候。這是一座有些年頭的建築，因聚集著許多知名教培機構，被一些當地人稱為「補習大廈」。
日前，【中國新聞周刊】走訪廣州多家大型教培機構後發現，暑期學科類培訓的需求依舊存在。「八年級數學和英語大班（30人）基本已經報滿了。上一輪暑假課剛結束，馬上要開下一輪了。現在只剩下一對一和一對三了。」一位機構老師介紹道。根據某機構報價，以八年級數學和英語為例，9月前，一對一每節課價格是730—770元，時長110分鐘；9月後，價格升至840—880元。一對三的價格則在600—630元之間。
不過，不少機構對報名咨詢的處理較為謹慎。對初次咨詢的家長，機構老師往往只透過口頭形式介紹課程內容、時間，並未給出任何紙面的宣傳單。當問及價錢，機構老師則主動添加咨詢者的微訊號，透過微信發送相應收費規則。
教培機構、私立學校老師開展私教業務的現象也不罕見。一位廣州的初中生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兩年，基本每個假期，小區內許多家長都會組團為孩子報名私立學校教師私下開設的補習班，「大概8—9人一個班，很受歡迎，晚了還搶不到」。
就讀於廣東一所重點大學的大三學生鐘昊高考後一直在接初高中數理輔導的業務。去年寒假，他透過小區業主群發過一次簡歷，很快便找到兩份合適的家教工作。之後，基本每到寒暑假或是臨近期中期末時，都會有家長透過熟人介紹，邀請他輔導。他做的是一對一家教，收費是每小時150—200元。北京某頂尖高校的一位大三學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京大學生一對一家教的時薪一般在200元以上，如果家長要求有競賽背景或是其他附加條件，時薪在700—1000元也是正常的。
針對隱形的校外學科類培訓，華南師範大學基礎教育治理與創新研究中心副教授余暉分析說，考慮到監管資源的有限性，想要精準管住每一次培訓存在較大難度。「在區縣層面的教育行政部門，專職從事校外培訓監管的工作人員多在五人以內，一些情況下部份人員還需兼顧其他工作。」私人家教的監管難度更大。
但不爭的事實是，過往三年，學科類校外培訓市場的規模顯著壓縮。據信達證券統計，截至今年4月，「雙減」前 12.4 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壓減到 4176 個，壓減率為 96.6％；「雙減」前 263 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到 33個，壓減率為 87.5％。
馬學雷指出，一方面，教培行業在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努力向素質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培訓轉型；另一方面，校外學科類培訓的規模化、集團化、資本化程度明顯下降，除正規審批外，仍有少數以隱形的形式存在。
8月2日，廣州一名小學生在2024年數位文娛科技與套用展覽上體驗「AI學習機」。
廣州市有著十余年教學經驗的初中數學老師林曉安認為，「總體來說，家長的教育投資更趨理性」。如今，不少家長更註重孩子的實際需求和個人成長。她觀察到，就算是仍堅持補習的家庭，「也不會加壓太多，可能在90分鐘課程內完成3個科目的輔導」。
既有實證研究印證了上述判斷。據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國情調查中心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對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213個區縣所做的調研，在參與學科類培訓的總時長方面，85.99％的學生較「雙減」前減少50％以上。
校外學科類培訓帶來的經濟負擔也有所降低。一項研究對比了2017年—2023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發現中小學生的校外學科類培訓參與率顯著下降，從36.1％下降至13.5％，校外學科類培訓的家庭支出從1777元下降至1350元，學科類培訓支出占學生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從10.5％下降到8.4％。研究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魏易。
但值得註意的是，該研究在計算支出均值時，也包含了支出為0，即沒有參加校內外服務的家庭。如果剔除了未參加的樣本，2021年—2023年，家庭校外學科類培訓平均支出分別為9723元、8126元、9252元。
余暉認為，「雙減」政策關於校外培訓治理的顯性目標總體得以實作，包括規範培訓服務行為、從嚴審批培訓機構和強化常態監管。
關鍵在校內改革
「班上有條件的都補，自己不補，還是會擔心孩子的學習被落下。畢竟現在更卷了。」初中生家長吳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之前，她為剛上初一的兒子退掉了機構的數學輔導課，但當她發覺周邊家長仍在堅持補課，且兒子學習成績有所下降，又「火急火燎」地托熟人重新報了兩個班。
教育減負的大趨勢下，家長對教育的焦慮感仍難以根除。馬學雷分析道，這是一種「不安全感」，其中不僅包含「爭搶」優質教育資源的決心，還隱含對孩子未來發展的憂慮。
2023年5月12日，首都師範大學的學生們帶課進入北京的部份中學，為各年級學生提供具有各學科特色的趣味課程，豐富校內課後服務內容。
一部份高收入家庭甚至陷入學業負擔難減、經濟負擔增加的窘境。余暉將這種現象概括為「逆向增負」。這類家庭往往參與意願較強，傾向於維持原有負擔或自我增負，同時具備維持密集化校外培訓的經濟條件。
余暉指出，相較農村地區，城市地區往往有更豐富的校外教育資源，盡管教培治理成效顯著，家長們仍可以透過各種途徑接觸到所需的教學資源。他曾在2022年對廣州、深圳、南昌、佛山等地共計2391名家長、教培機構老師、大學生家教開展問卷調查，結果顯示，37％的家長願意接受一對一或小班化家教作為原校外培訓班的替代形式。
魏易的前述研究顯示，「雙減」政策實施以來，中小學生開始轉向校內課後服務。但與此同時，高收入家庭正投入更高成本讓孩子繼續參加課外培訓，其子女所在學校往往也能提供更優質的課後服務，與低收入家庭拉開差距。
該研究發現，從校外學科類培訓來看，「雙減」主要作用的是中等偏上的收入群體：對於收入水平位於60％—80％區間的家庭，政策使其在校外培訓參與率和家庭支出上顯著降低；對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政策沒有顯著影響。據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此前數據，收入最高的5％家庭中有60％為子女購買了校外培訓服務，校外培訓支出占子女教育支出超過50％。
這是否意味著會進一步加劇教育分化？余暉認為，這背後有著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不能純粹放在減負政策的背景下去看，一時之間亦難以解決。馬學雷指出，校外學科類培訓問題的根源在於校內教育。「培訓機構只是提供服務，滿足了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如果需求沒有消解，供方無非是換一種形式。」
據教育部校外培訓監管司的解讀，「雙減」的根本目的是加快實作教育資源的優質均衡，提升課堂教學品質，改革考試評價，實作基礎教育教學整體性改革。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上，校內改革仍面臨許多挑戰。
馬學雷指出，某種程度上，「校外學科類培訓是校內教育資源不均衡的條件下，配合名校掐尖招生的產物」。他認為，當前對於招生考試評價的改革仍需繼續推進，當下，名校掐尖招生的風氣依舊難除。
南方某省一位有著十余年從教經驗的小學語文老師郭安透露，盡管教育局一再嚴令禁止，仍有部份學校以開放日的名義，或是透過與機構進行秘密合作的形式開展密考。今年5月，【焦點訪談】節目曝光了北京幾所初中透過舉辦培訓班、選拔測試等方式提前選拔優秀生源。
「課業負擔確實少了，但壓力並沒有少。」郭安說，無論學生、家長還是老師，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焦慮。郭安苦惱如何在作業減少的情況下，穩住學生的學習成績。郭安說，學生成績依舊是教學考核的重要指標。
家長和學生亦難以擺脫對成績的擔憂。國家層面的「雙減」政策明確規定，不得有考試排名行為，考試成績呈現實行等級制。其設立初衷是為了克服唯分數論的傾向，減少教育內卷和壓力。但在實際施行時，學生和家長很容易因無法明確定位陷入迷茫。
郭安補充道，現行的成績等級制往往難以準確反映學生的學習狀況。如果考試難度小，拿A檔也不意味著學生學習效果很好；反之，如果考試難度大，拿B檔、C檔也可能名列前茅。郭安認為，過度減輕學生壓力，反而會導致其抵禦風險和心態調節的能力下降。減負的同時，更應註重配套的改革措施，真正提升學生的思考和學習能力。
馬學雷分析道，2019年教育部已相繼宣布取消中高考考試大綱，如今的教學應是啟發式的，從考試來講，更註重考查和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知識遷移、融會貫通的能力，從而有利於落實素質教育的要求。
減負之外，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平，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也是推進校內改革的重點。「雙減」三年，在大幅壓減學科類校外培訓的同時，教育部也在積極推進校內課後服務，但與此同時，區域、校際課後服務資源和品質不均衡，教師工作壓力增大，學校操作不規範等問題也逐步顯露。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2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教育減負政策可以全面發揮作用的條件較為苛刻，只有在不存在升學競爭或者升學率非常高的情況下，限制課業負擔和校外教育培訓負擔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容易存在。
「把改革的措施落實到位，義務教育校外學科類培訓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馬學雷指出，必須堅持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各學校嚴格遵守相關準則。從更長遠角度來說，如今已從學歷社會進入能力社會，應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和職業教育。
2020年2月7日，上海一名小學生在寒假期間透過網路遠端授課居家學習。本文圖/視覺中國
「分類施策是大方向」
「雙減」三年，校外學科類培訓整治頗具成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校外學科類培訓的未來將走向何方？
「從長遠來看，它仍然會持續存在。」余暉認為，學校教育的整齊劃一性使其在因材施教方面存在不斷最佳化的空間，因此一些有條件、有意願的家庭還是會為小孩尋求校外培訓。但其存在有一定條件，「它會在政府的有力監管條件下存在，它的發展也會以不幹擾學校正常的辦學秩序為前提；它的體量會控制在適度的範圍內。」林曉麗亦認為，由於升學壓力始終存在，校外學科類培訓市場不會消失。但其收費規則應當受到政府進一步的規制，確保其不給家庭帶來負擔。
需要註意的是，「雙減」政策從未完全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只是以「教育公益」的標準對其價格和數量進行嚴格限制。不過，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沒有重新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登記的政策出台。
今年2月，教育部釋出【校外培訓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明確了校外培訓成為學校教育有益補充的基本定位，並提出數條鼓勵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發展的舉措。征求意見稿明確指出，「校外培訓按照學科類和非學科類實行分類管理」，並從機構性質、人員資質、收費管理、監管備案等方面進行進一步規定。
「分類施策是大方向。」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秘書長、全國校外培訓監管專家委員會政策分委員會秘書長曲一帆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社會培訓涵蓋範圍很廣，對於面向不同人群不同型別的培訓，有不同的法律和政策要求。
「按照目前的狀況，‘雙減’改革一直在往前推進。」馬學雷說，教育綜合的改革方向必須符合人的成長規律，應當更註重培養學生的人格、心態、能力。
「雙減」實施以來，市場端對非學科類培訓需求旺盛，一部份教培機構已剝離K9學科類培訓業務，轉而開展素質教育類課程。不過，從名稱和課程介紹來看，目前市面上占主流的素質教育類課程與傳統學科存在一定相關性。以學而思的「培優素養課」為例：人文創作課程對標語文，幫助提升閱讀、寫作和創作能力；科學思維課程則對標數學和理科。
職業教育、智慧硬體、文旅直播等領域正成為教培機構新的業務增長點。目前，包括高途、新東方、學而思在內的多家企業均已推出智慧教育硬體，並在直播電商領域取得一定成績。新東方財報顯示，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實作營收為11.37億美元，同比增長32.1％，其中，包括非學科類輔導、智慧學習系統等在內的教育新業務營收同比大增50.3％。
學大教育稱，其在今年上半年的凈利潤為1.3億元—1.85億元，同比增長46.32％—108.23％，這主要是因為其在保持個人化教育領域業務的優勢時，深入推進職業教育、文化閱讀和醫教融合等業務。
余暉說，「雙減」之下，學科類校外培訓監管趨嚴，與此相應，非學科類培訓的發展空間存在更大的彈性。如今，「校外培訓機構在轉型上已積累了較多經驗，當下的發展格局也會在未來得到進一步延續」。
（文中鐘昊、林曉安、吳曉、郭安為化名）
發於2024.9.2總第115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教培的春天又來了？
作者：林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