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Euphemia，本系列主要內容為城市化與城鄉遷徙的理論、實踐與困局，可能包含8篇短文。
引言
區域經濟學創始人Walter Isard給出的經典解釋，城市透過兩種機制創造了集群效應，從而為廠商與消費者提供了成本優勢：城市化集群經濟與在地化集群經濟。城市化集群經濟是某地區發展某種特定經濟部門，比如一個產業園裏面有許多家汽車制造公司；在地化集群經濟指某地區發展某個特定產業鏈部門，比如一個鐵礦-煉鋼-鋼加工集群，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韓的浦項制鐵。
工業區
遠在現代產業政策理論出現之前，經濟學家就註意到許多彼此業務接近的公司會聚集在一起，這是因為如果我們認為企業之間可以相互學習，那麽地理位置的接近可以促進這種學習。在正式的場合，企業之間透過相互合作共同完成訂單學習；在非正式場合，企業之間透過雞尾酒會上的言笑宴宴相互學習。地理位置的接近，對兩家企業在正式還是非正式場合的相遇機率增加都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正是 Alfred Marshall對維多利亞時期的工業區如何為其中企業提供正外部性的經典解釋。
在今天看來，這個解釋的說服力存在不少值得探討之處，不過考慮到這個解釋成形於1879年出版的Economics of Industry這一世界上最早的產業組織理論研究專著，我們無需對其過於苛責。Michael Porter之後拓展了這一解釋，指出工業區的大企業透過訂單外包可以帶動小企業的發展，同時在一個知名工業區發展，可以吸引那些偏好消費該工業區產品的消費者，即生產商說服消費者自己的產品品質優良的成本降低了，從而獲得市場優勢。
我們通常可以遵循Khalid Nadvi的分類方法，認為工業區的地理位置帶來的優勢可以被分成兩類，一類是透過集體行動獲得的主動集群優勢，一類是無需集體行動就可以獲得的被動集群優勢。工業區的地理位置可能是因為歷史事件而延續至今，比如美國的矽谷 —— 因為幾家早期開在矽谷的電腦公司及其成功，越來越多的資訊科技公司才來這裏，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工業區幾乎只有第一類優勢。此外，有時企業無需付出額外精力，單純的地理位置就能帶來第二類優勢，比如南韓浦項新月形狀的良港讓鋼鐵產業集群可以在這裏實作從原材料進口到制成品出口一條龍鋪開，降低了每個環節之間的運輸和其他成本。
我們可以就此考察工業集群與工業區是如何促進城市化的。實證研究顯示，不同的工業集群的活力大不相同，我們可以首先考察離農村最近的一種集群狀態——傳統工匠的集聚地。在這種集聚地，工匠們幾乎沒有能力創新、出口或者擴張，通常是家庭小型企業，勞動的分工和現代技術的套用很少，他們通常透過分享廠房、更好的勞動分工與社會資本的投入而獲益。一些比較幸運的工匠集聚地可以演變成工業集聚，比原來有著更大的規模和更專業化的分工，讓一個之前的農村集融合成城鎮，完成了城市化的初步。
在這個模型中，我們顯然最為關心是怎樣的幸運可以幫助完成這一過程。在這方面，我可以舉出Hermine Weijland對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研究（Hermine Weijland, Microenterprise Clusters in Rural Indonesia: Industrial Seedbed and Policy Target,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27, Issue 9, 1999, Pages 1515-1530），她對當地諸多工業集聚的案例分析表示，這些案例包括屋頂瓦片、藤制家具與簡單紡織等當地農村地區常見的手工業，一個傳統工匠的集聚區向城鎮的轉化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持續數年的市場擴張期。類似的結論可以見於Dorothy McCormick對非洲諸多代表性工業集聚的觀察。這些觀察還註意到，集聚內各個企業的集體行動常常遲緩而缺乏遠見，所以適當的政府幹預可以促進這些集聚的發展，比如建立培養職業工人的學校，提供基礎設施等等。然而，有時候政府本身遲緩與缺乏遠見的幹預應該為工業區滯後的發展承擔責任，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