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增长称得上是一个政治方面的项目。
这不是说它给出了个完善的政治方案，里面有着所有认同这概念的人都赞成的详尽政策。而是表明它形成了一个不同社会的整体构想，还伴随着对于能够达成这一构想的政策和倡议的探讨。
实际上，在减少增长这个圈子里，大家正提出并探讨各种各样的政策，像有针对性的补贴、推行可持续的福利，禁止广告，推动工作分担、缩短工作时间，给收入和财富，还有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收税，对航班加以限制，同时减少飞机和机场的数量。
好多被讨论的政策属于生态社会政策，就是能同时促进人类与自然变好，还有社会公平交易的那种政策。比如说，火车票还有其他慢旅行的形式，好多人都承担不起费用，就跟有机食品比传统食品贵出好多是一个样。
所以，好多人选择坐飞机，还吃传统食物。所以，给火车票补贴，还有有机食品的生产补贴，能同时实现规定饮食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也能让所有人都坐得起车。
收入与财富设个上限，能降低经济不平等，也能拦住富人去过那种在环境方面完全不可持续的生活。所以，这些还有其他生态社会政策能在特定的层面[a]和[c]，给「更多项目」能变得更有可能、更容易得到和被接受创造条件。
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存在各个层面相互关联的这种观察，关键在于，生态社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得把对这四个层面的影响都考虑进去。
所以呢，对于每一项想要让人类和自然的交易变好的政策，都得琢磨琢磨它会咋影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还有跟它直接、间接有关的人的内在情况，以及人类在其他地方跟自然的交易（比如说，想想把制造外包、肮脏工业，或者往别的国家出口废物，来让一个国家跟自然的物质交易变好）。
比如说，把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减少或者干脆停止的政策，能特别大地让人类和自然的交易变好。
有些生态社会政策可能在同一个层面上，既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好的作用。就拿收入和财富上限来说。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这一政策工具能降低经济不平等的情况，还能限制富人那种对环境高度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不过呢，如果拿它去给当下不太富裕的人重新分配财富，这种手段或许会刺激那种基于对环境有害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增长。这就表明，不光要思考任何一项生态社会政策在四个层面的影响，还得琢磨不同政策组合带来的综合影响。
实际上，虽说上面提到的每一种政策工具都能和资本主义相符，可那种完全或者主要由支持抑制增长的人谈论的政策组合，跟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是没法适配的。
除了要说真的多样性这方面，在飞机上，不管是生态社会政策，还是政策组合，都不是到处一样的。
其中一个缘由在于，它们得通过民主程序来被接纳，这样一来，完全一样的政策和组合在各地都出现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另外啊，如果政策想达到期望的效果，重点在于设计和推行政策的时候，得留意政策覆盖地区的行业、状况还有个人的独特之处。比如说，提出更短工作日或者更短工作周的建议，可能会没考虑到某些行业跟自然交易的特性。而去增长学者主张小规模有机农业，不主张大规模单作有机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的节奏以及和自然的配合，而不是特定的时间表。
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的政策只是地方性的，有的则是全国性或者跨国性的。
收入与财富上限就是个典型例子，这类政策得有广泛的国际协调才能有效施行。
作为一项政治项目，要是想在各个层面带来变革，那就得有一个全面的社会力量联盟来推动社会互动层面的去增长。这个联盟能运用好多办法，像组织自下而上的倡议活动、搞网络和团队合作，而且能在不同的规模中展现出来。
这些年，成千上万在微观层面跟减增长兼容的民间社会和企业的倡议，还有各种社会运动，给这样一个联盟的动员打下了基础。像生态社区这类的倡议，或许真能有利于团结、关爱以及尊重他人的实践和文化（看「更多」部分），还能改进和自然的物质交易。
不过呢，同时得记着，人都不一样，这就表示，要是生活在像生态社区这类的社区，跟一个人的内心合不来，那可能会是段糟心的经历。
在这种情形下，得记住的是，独居未必就比群居对自然的危害大，像从小房子运动还有个人自愿过简单日子就能看出来。而且，有些自下而上的提议可能会变得很孤立，甚至不让更多人参与，这样就没法把在社会结构层面做出改变的潜力发挥到最大，或者还会让其他人远离这件事。
这又一次表明了，得认清没有哪种生活方式或者主动性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
作为一项政治项目，去增长和传统的政治项目不一样，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阶级范畴。
没法躲开的是，那些主张减少增长的人，多数可能是中产阶级，不过减少增长可不是为了这个阶级或者其他阶级谋利的事儿，也不是单为人类利益着想。
也就是说，那些主张减少增长的人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能比别人从减少增长里得到更多好处，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要是想满足人类和其他人当下和以后的需求，这么做是必需的。
在 Barca 的分析里，缺乏像商业协会、政府、工会或者国际组织这样强大的社会力量，被看成是「抑制增长项目中最薄弱的一环」。要是去增长项目想塑造整个社会的发展，光吸引全球中产阶级里那些有「生态意识」、愿意减少消费和工作的成员支持，那是不行的。
据她所讲，这个项目会「一直处于政治弱势，除非能跟定义广泛的全球工人阶级，包括雇佣劳动以及支持雇佣劳动的各类工作形式，还有其组织展开对话」。
虽说这一分析肯定没错，可要是咱们想构想一个能让「去增长」变成塑造社会发展的政治项目的联盟，那就得越过（历史唯物主义者）批判政治经济学基于阶级的那种视角。
当然啦，要是去增长不单单被看成是上述那种意义里的一个政治项目，而是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被看成是在存在的全部四个层面里进行的转变过程，那这时候就有必要跳出这样的一个视角。
没有哪一种单一类型的演员，凭着某个特定身份（像阶级）去行动，能强大到让事情发生。
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女性主义多元经济学者把希望放在青年、妇女还有土著人民在全球进行的运动和行动上。
同样，要消除增长的转变，只能靠各地的人（不分性别和种族）联合起来行动才能做到，包括在各种规模上（像地方、国家、跨国）以及全球范围里的公民社会、企业还有国家机构。当然了，这些地方得被看成是相互有关联的，它们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
比如说，民间社会里的成员可能是商人，而国家属于一种对民间社会还有企业都加以约束（以及授权）的架构。
另外，参与平面 b 的转变或许会给公民社会成员的内在带来影响。要知道，有个说法是「行动者自身在积极追求社会秩序改变的时候，也发生了变化」。
在每个地方（公民社会、国家、企业），变革都得减少甚至尽量去掉「少的项目」，推动「多的项目」增长，这是关于社会存在的四个层面。平面上的改变要求商人养成温和的态度，还有关爱人类、非人类以及自然的行为习惯。
商业实践这种更普遍的实践，总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比如说，消除增长的举措会在各地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社会结构的框架下开展。这种环境对转型过程影响很大，所以不同地方的转型过程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类社会处理事情的自然结构不同，实践也就不同。
我们讲的自然结构，包括地形、气候、景观、生态系统、生物区还有它们的变化。另外，展开的这个过程是新出现的，不是线性的，很可能充满挫折。
虽说各地的行为体（像民间社会、企业还有国家机构）都得行动起来才能消除增长转型，不过这种转型往往是由某些行为体牵头，而不是由另外一些行为体来牵头。
具体来讲，真的很难想到在当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大环境里，政府能站出来支持去增长，还采取生态社会方面的政策。
要是能给这种对增长特别关键的社会以及社会生态力量的动员赋予决定性的推动力，那或许能让政党和国家去推行减增长政策变得有吸引力，再不济也能行得通。
结果或许是「自下而上的动员和行动跟自上而下的监管相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混合财产形式，涵盖公有、国有和个人财产，还有一种新的分工存在于市场、国家和‘公地’当中」。实际上，想想去增长转型带来的变革的深度以及发生的快慢，它们既不可能全靠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达成，也不可能全靠自上而下的政策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