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二战日本为什么进攻美国？石油是表象，中国是关键
1943年2月18日，美国国会中央现身一位中国女性，她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当天，宋美龄并没有详述中国在日本侵略下所受的苦难，而是表达了对美国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肯定。
事实证明，宋美龄的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援助。尽管在采访中她对罗斯福的政策有所保留，但对方仍欣然承诺以「以上帝允许的最快速度」支援盟国。
宋美龄之所以能够成功争取美国的援助，不仅在于她的出色表现和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根植于二战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格外关注。
有人认为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是美国对日禁运政策迫使其走投无路。然而，大量日本史料显示，禁运只是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更令日本法西斯陷入绝境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持续关注。
事实上，美国人并非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就开始关注中国，他们的态度变化始于三国轴心建立。
1929年，一场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最初，人们或许未曾料想到这场危机将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
随着危机的蔓延，各国民众在选择领导者时更加注重其是否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多利益，而对其行为是否会危及他人则相对漠不关心。
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受制于国家发展的压力之下，这一状况显得尤为紧迫。
两年后，日本侵略东北地区。再过两年，希特勒成功掌控德国。
希特勒在上台初期更加关注与意大利的关系，对日本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就「李顿调查报告」进行表决，德国投下了赞成票。这份调查旨在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德国等42国的赞成票使日本颜面扫地。
同年10月，德国驻日本武官奥特回柏林述职时，希特勒叮嘱他，如果日本要德国承认「满洲国」，一定要趁机提出一些经济条件。
这种局势一直延续到1935年。在上半年，德国夺回了萨尔地区，突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队的限制，同时苏联与法国、捷克签订了反对德国的盟约。
与此同时，日本将侵略行动扩大至中国华北，与中国国民政府签署了【何梅协定】。一年前，日本退出了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会议。
两国都表露了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孤立。在这个时刻，它们共同寻求着盟友。
1935年晚春或初夏，德国商人哈克与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接触。哈克试探性地探询，想知道日本是否有意与德国结成联盟，以共同面对苏联的威胁。
大岛浩明白哈克代表的是德国高层，甚至可能是希特勒本人的意愿。他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不久之后，大岛浩向德国传达了关于结盟的「个人设想」：一旦德国或日本一方受到苏联的进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
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7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共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使得德国和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
1935年10月至11月，德国和日本频繁接触。通过多轮密谈，希特勒的谋士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反共协定」的构想。
当时，苏联已经掌握了反共协定的情报并公之于众，但日本尚未愿意与苏联彻底翻脸，因此在后续谈判中多次反复，并要求德国注意协定中的措辞。
1936年10月25日，经过十多轮谈判，德国外交部终于与日本签署了正式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最初的反共协定并非典型的法西斯协议，双方甚至试图说服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加入。直到1937年11月，意大利签署了反共协定，该协定才具备了轴心国联盟的雏形。
意大利加入后，德意日各自推进对外扩张的步伐，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德国屡次示好，日本并未表露更深度的结盟意愿。
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英国。明治维新后，尽管英国与日本偶有冲突，但总体上保持着合作态势。特别是在英德直接开战之后，与德国结盟将意味着与英国对立，而日本不愿失去这个强大的盟友。
然而，随着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不断胜利，日本政府开始有了新的考虑，希望在德国崭露头角之际夺取英国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既然决定与英国对立，与德意签署新盟约成为了合理的选择。
1940年7月17日，日本政治家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执政。10天后，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发布了【处理时局纲要】。该纲要指出，日本应「迅速强化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团结」。
9月10日，德日达成新的协议：德意日三国相互承认在「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一旦一国受到除当前参战国外的其他国家的攻击，另外两方都应全力支持，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
实际上，直到此时，日本天皇仍未做出最终决断。他向近卫文麿询问：「如果与美国发生冲突，海军的状况如何？……如果日本成为战败国，总理是否愿意与我一同赴死？」
从昭和天皇的疑虑中可见，一旦签署新的盟约，轴心国将把美国视为死敌。
近卫文麿引用了日俄战争时伊藤博文对明治天皇的回应：「如果战败，将辞去爵位等，为国捐躯。」
在总理如此果断的回答下，昭和天皇决定采取冒险的态度。
9月27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新的盟约，三国轴心因此形成，成为了臭名昭著的盟约。
新的盟约不仅使欧洲和亚洲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时对美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从战争爆发那天起，美国人就紧密关注着在欧亚大陆上的冲突。
美国人清楚，尽管当前可以相对安宁地居于美洲，但如果轴心国继续扩张，战火终将蔓延至美国本土。
美日政策的分歧
德意日初步结盟时，「反共」这个词对美国人来说或许还较为容忍。但随着全面盟约的签署，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
在欧洲方向，罗斯福加强对英国的支持，驱逐德国外交官员，甚至授权美国海军对德国军舰实施封锁，再进一步便只剩下直接开战。
随后，美国政府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此时，美国人才开始想到，遥远的太平洋对岸，还有一场被称为「中国事变」的冲突可以被用来威胁日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规避美国的【中立法案】，中日两国都没有正式宣战。因此，各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尽量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而是选择使用「中国事变」这种模糊的措辞。
基于一战后对华盛顿体系的关注和本国孤立主义的盛行，美国人既不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也对中国事变中的是非曲直缺乏兴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明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
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发表了一场「防疫演说」。他未明确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将其比作瘟疫，试图唤起公众对战争的关注。
然而，「防疫演说」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罗斯福因此受到媒体的严厉批评，【华盛顿邮报】直截了当地对罗斯福发出警告：「总统，停止煽动战争！」此后他再也不轻易提及东亚局势。
即使在1937年发生美国军舰和油轮被日军击沉的惊人事件，美国政府仍选择保持冷静。
对于日本，美国仅仅提出最低限度的道歉和赔偿要求，反而对本国军方和商界发出警告：立即撤离军队，留下者自认倒霉。
当然，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参与这场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向中日双方销售物资，大赚一笔。甚至从美国人的贸易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日本的偏袒。
七七事变发生在1937年中期，上半年中美贸易额为11538万法币，到下半年猛降至7347万。
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向日本出口2亿美元以上的商品。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9亿美元。
以当时的1美元兑换2.75法币计算，美国向日本提供的物资是向中国提供的4倍以上！
更令人愤怒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主要是军需品。1937年，军需品占美国对日本出口的58%。此后两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了66%和81%。
这意味着美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中，大部分用于伤害中国人。
直到轴心国签署盟约，法西斯势力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开始认识到，在中国事变中施加压力于日本，迫使其撤离中国，可以有效遏制日本的扩张，甚至可以通过此手段威胁日本退出三国轴心。
1940年后，美国民众和舆论仿佛在一夜之间对中国产生了怜悯之情，并对日本侵略行为表达了愤怒。
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怜悯是一种真实而朴素的情感，这一点无需否认。然而，就美国人情感变化的时机而言，只有在这些情感符合美国的需求时，美国政府才会加以引导。
随着民间情绪的对立，中国事变的影响逐渐开始影响美国的对日外交和贸易政策。
1941年4月，美日双方都收到了一份【日美谅解案】的草案，其中日本承诺只有在德国受到尚未参战国的积极攻击时，日本才会履行轴心国盟约规定的义务。
作为利益交换，美国要确保日本能够从西太平洋地区获取石油、橡胶等资源，并保障日本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得到平等待遇。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继续要求日本撤出中国，只是日本何时撤军以及中国何时开放门户实际上由日本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并不包括东北地区，美国将承认伪满洲国。
不难观察到，这份谅解案总体上对日本非常有利。实际上，这并非是美日双方共同商定的结果，而是日本人摸着美国政府底线起草的。甚至在日本驻美大使向内阁报告时，他们还隐瞒了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附加原则。
当这份草案传回日本国内时，日本军方和政府都误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的意愿。因此，昭和天皇曾经兴奋地向内大臣感慨：「美国总统如此干脆，真是出人意料。」
这份谅解案自然不能令罗斯福满意，赫尔的劝说下，他才同意将其作为对日谈判的切入点。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份要求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文件，也未能满足日本军部的胃口。
通过轴心国的外交往来，日本政府获悉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在恶化，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日本军部对欧洲盟友的信心十足：「德苏战争对于德国完成大陆霸权是必不可少的，而苏联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更不应妥协于美国，而必须紧急完成北伐、南进。」
随着轴心国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对中国和东南亚有所动作。随着德国在欧洲启动新一轮扩张计划，日本也积极参与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随着轴心国力量的增强，日本人开始将对美国的担忧抛之脑后。
5月12日，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新的【对美国回答】（即5.12日本案）。与之前的【日美谅解案】相比，这份回答直接删除了日本对中国问题所作的承诺，同时要求美国承认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出卖国家利益的协议。
根据【对美国回答】，美国政府将无权干涉中国事变。美国政府对这份文件的评价只有一个词：诡计多端。
收到5.12日本案后，美国政府意识到日本的野心已经难以抑制，并且此时美日双方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三国轴心问题。
6月21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对美国回答】的修正案。这份文件与其说是「修正」，不如说是对日本政府的批驳。
美国政府针锋相对地重新加强了对中国事变的立场，要求「美日两国均无领土野心」，并且指明美国将限制对军需品的出口。
然而，美国人的态度并未能震慑到日本人。7月25日，日本军队水陆并进，发起了对东南亚的入侵。
当天，美国政府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1日，罗斯福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
直到这时，日本人才意识到自己仍然极度依赖美国的原材料和产品，尤其是美国的石油，被视为「战争的血液」。禁运政策出台后，日本陷入了「拖延一日即减少一份物资储备」的困境。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禁运的恐慌很快转变为对美国的新一轮仇视。
此时，日本军方已经开始排斥对美国的谈判，但日本政府尚未完全放弃。当年8月，日本向美国发出倡议，让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和总统罗斯福进行一次「巨头会谈」。
然而，罗斯福对这场会谈并不感兴趣，他提醒日本政府，与其进行元首会谈，还不如先进行「就基本的、核心的问题进行预备会谈」。
在此期间，日本海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年4月，海军对于扩大战争的态度还是「不乘良机行使武力，为自卫而使用武力」，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他们一直持谨慎态度。
然而，由于美国的禁运和冻结资产政策直接打击到海军，到了7月底，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转变了之前的态度，公开要求天皇对美开战。
得到海军的支持后，日本军部达成了彻底的一致。8月9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帝国陆军作战纲要】，要求迅速稳定东南亚战局，以便「加速对美英开战的准备」。
10天后，杉山元再次提出【帝国国策实施要点】，要求日本上下「立即决定开战」。
8月27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开启了新一轮对美开战的动员，提出「在不顾对美英开战的决心下，大体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这一提议得到了海陆军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支持。
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近卫文麿内阁为阻止对美开战做了最后的努力，而东条英机则提出了「心脏论」，认为「（从中国）撤兵事关核心问题，若服从美方主张，不仅中国事变成果付诸流水，还将危及对满洲国和朝鲜的统治」。
东条英机的言论再一次表明，美国的禁运只是导火索，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对立才是日本不惜对美开战的根本原因。
10月16日，近卫文麿承诺的最后调解期限已过，政府与军部争吵之后，近卫内阁不得不辞职下台。
10月18日，东条英机组阁上台。如果说近卫文麿是战争贩子，那么东条英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疯子，他所组建的内阁也充斥着法西斯军人。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东条英机在军部召开了8次会议，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为对美开战做足了准备。
11月5日，东条英机以天皇的名义召开御前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项成果：一是决定12月1日前美日谈判再无成果，日本将开启战端；二是制定了新的、也是最后的谈判方案。
这一轮的谈判方案有两份，其中之一在轴心国盟约和美日通商问题上作出了有限的让步，在中国问题上坚持不退让。另一份是备用方案，新增了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让步。
此时，美日两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东条英机的方案与罗斯福的想法相去甚远，这也只是开战前的一个过场。
11月26日，美国政府否定了东条英机的两份方案。12月1日，御前会议作出了「帝国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