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曾国藩受命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将长沙文武官员得罪了遍。
审案局管理范围极广，从偷盗抢劫到杀人放火什么都管，就是被搁置多年的案件只要有人提起，也会迅速处理。
这本事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曾国藩的办案的手段让当地官员又气又脑，又因他是受命钦差，所以一众官员也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曾国藩从自己嘴里抢肉。
为什么这么说？
其一，曾国藩办案手段严酷，轻则鞭刑，稍重则杖毙，非常严重者斩立决。
其二，办案从来不遵守正常程序，只求快，不把规章制度放在眼里。
其三，不讲情面，同朝为官者只要犯法也绝不姑息。
曾国藩自觉这是为民除害，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青天大老爷」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文官的利益。
案子是清朝官员钱财的主要来源，也是处理人情世事的途径之一。
如今，曾国藩不管大案小案一把抓，从知县到巡抚什么油水也捞不到，可以说把文官从上到下得罪了遍。
看不惯又干不掉，让众文官窝了一肚子火。
这还不算完，曾国藩又因一份奏折，得罪湖南提督，差点送命。
曾国藩初到长沙，一方面建立审案局严办罪犯，另一方面治军练兵，为以后建立嫡系湘军做准备。
每月六次大练兵，自己组建的乡勇与提督亲兵一起训练。然而，几次统一会操后，曾国藩对提督亲兵大失所望，说出「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义；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这样的话。
可见，面对毫无纪律可言的标兵，曾国藩失望至极。
此时，太平天国的军队步步为营，绿军（清朝汉人军队）却屡战屡败，曾国藩想组建一支能够抗击太平军的队伍，但理想和现实往往都是背道而驰。
1852年，太平军攻城，守城的副将吓得摘掉顶戴，躲到百姓家里。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如此胆小如鼠的长官，手下士兵还能勇猛到哪里去？
一个士兵脱掉号服，穿上普通百姓的衣服，混到人群中躲避，接着就有无数的效仿者。
太平军还未开始攻打，城内守军就已经不战而败，街道上到处都是士兵的号服，趁乱逃跑者更是不计其数。
战后，此副将因为与湖南提督鲍起豹关系莫逆，并没有被革职，平日里养花种草，活得潇洒逸致。军训从来不参加，更没把曾国藩这个钦差大臣放在眼里。
新官上任三把火，曾国藩其中一把火就烧到了此副将身上！
到长沙半年后，曾国藩密上两封奏折，一封保举去年守长沙有功的塔齐布，一封弹劾落荒而逃的副将。
不久，圣旨到，副将被革职，由塔齐布顶替其职。
这一举动让提督鲍起豹怀恨在心，连使两招，让曾国藩练兵计划受阻，甚至差点命丧标兵之手。
第一，泄私愤针对塔齐布。 以虐待士兵为借口，禁止塔齐布参与军训，并叫停每月的日常训练。放出话，没有提督命令，谁也不准乱动。
第二，怂恿标兵侮辱乡勇。 引起两军内斗，让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计划落空。
标兵为正规军，本就看不起乡勇，两军之间常有摩擦，大小恶斗时常发生。
如今，有提督授意，标兵更是肆无忌惮，多次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砸曾国藩的轿子。
1853年8月，塔齐布手下士兵与标兵发生冲突，标兵以此为由，要和乡勇开战。
曾国藩以钦差之名要求鲍起豹严惩挑事者，鲍起豹也不生气，将带头闹事的标兵捆绑起来，送到曾国藩府衙，暗地里却挑唆标兵到曾府抗议。
面对如此情形，曾国藩犹豫不决。如果杀了闹事的标兵，恐怕会引起兵变，可如果放了人，肯定会被别人耻笑，外面文武官员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
曾国藩犹豫了两天，标兵围堵了两天。等到第三天，众标兵见曾国藩还无动静，便要硬闯抢人。
曾国藩知道标兵早就看他不顺眼，难说会干出什么样的事，于是便向只有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
骆秉章早就想除了这个眼中钉，哪肯帮，就以官兵不受巡抚管理为由，婉言谢绝。
围堵的第六天，众标兵已经没了耐性，纷纷冲进府衙，守卫、门丁受伤者无数，曾国藩知道若在待下去性命堪忧，不得不硬着头皮躲到骆秉章府上。
最后，还是由骆秉章出面平息了此事，但曾国藩已经颜面扫地，在湖南文武官员口中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朝廷命官差点被杀，曾国藩完全可以告到皇帝那里，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第一，这场官司不一定能告赢。 毕竟带头的是标兵，没有鲍起豹直接参与的证据。
第二，赢了官司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最后被惩罚的还是标兵，鲍起豹肯定会报复，自己在长沙更没有立足之地。
经过深思熟虑后，曾国藩决定不告御状，但自己的面子又不能丢，所以当座师吴文镕问起此事时，他是这么说的：「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所不安。」
经此一事，曾国藩自己颜面扫地，不可能再与文武百官交心相处，也不能能再对下属发号施令，再在长沙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