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要点，看看这些书

在传统产业方面，中国可以拥有后来者优势

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0098美元，美国是6万多美元，德国差不多5万美元，日本是4万美元，都比我们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力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大部分技术通过买设备就能拥有。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

如何衡量后来者优势？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历史数据也意味着我国利用同样的后来者优势，也具有实现二十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

实际上，我国从2010年到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是7.42％，这与我的分析很接近。这意味着，展望未来，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我国还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产业和供应链齐全，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优势。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保障，「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拉动中国经济正常增长百分之几，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经济增长，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CF40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否在大规模撤离中国？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欧洲品牌联合利华。

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早已扎根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往东南亚，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但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其内生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此外，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国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笔者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位列世界500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决定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在新发展格局下，重要的是如何通过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把国际金融资源用于推动国内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不仅可以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而且可以通过境外资本的参与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和投资理念，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放开对境外投资者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的信息披露、退市、卖空、投资者保护等制度还不够完善。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完善退市制度，防止行政管理的过度介入，加强投资者保护，为投资者提供良性竞争环境，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运行体系，能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必须坚定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尽管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但是国际经济联通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前我国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还需增强。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使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

正确理解转型升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优胜劣汰

转型升级与建设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不是矛盾的、对立的。地方政府在规划本地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中，不应片面和机械地理解转型升级，不能简单地以行政手段排斥、挤压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我国在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过程中，要避免产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的恶果。不仅是全国层面要吸取这个教训，地方层面同样要吸取这个教训。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县域，需要多层次的产业结构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同样需要多层次的产业结构来满足多层次技能结构人口的就业需求。地方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对一些先进、高端行业、产业进行适当的扶持与支持是必要的，但其他行业、产业都应该交给市场。对各类所谓的低端行业、产业，只要符合环保、安全等法定要求，不应进行任何的干预和限制。应该让市场来决定这些行业和企业的生存，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的规划来决定它们的存亡。

同时，要积极参与和帮助一些国家自建完整产业链。既然「去全球化」和「脱钩」可能是今后一段时期的趋势，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依然需要国际贸易来满足各国自建完整产业链，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消极坐等他们建成自己的产业链，而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过程，乐观拥抱这个趋势。要积极发现、创造「去全球化」中的全球化机会，输出我国在基建领域、设备领域、数字化领域的产品和能力。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可能是更受各国欢迎的「走出去」。这本身也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方面。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

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新模式

除了外部形势的变化，我国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也面临转型。过去我国主要是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竞争优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出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高点9.24亿到2019年已经下降到8.96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高点68.8％到2019年已经下降到64％。伴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当前我国人口、资本要素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依靠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已不能满足我国的发展速度。而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技术附加值，使我国占据产业链上游位置。因此，我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各地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由投资拉动转向创新引领，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要进一步扩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重点加大基础研究领域研发投入。财政对科技创新投入的支持只能起到引导性作用，未来除了落地实施鼓励和落实相关支持研发投入的财政政策，还应进一步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对研发的投入，拓宽研发资金多样化的来源，将庞大的社会资金诸如居民闲散资金、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资金等运用起来，扩充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田轩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