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东线战场溃败后，好多德军士兵成了苏军战俘。他们大部分被送到老远的西伯利亚，在那儿过着苦哈哈的劳改日子。不过，在这段黑暗的历史里，有些不为人知的事儿悄悄发生着。有一小拨德军战俘留在了苏联西部的城市，他们的命数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这些留在城市里的战俘都经历了啥呢？他们咋在异国他乡找到活下去的盼头的呢？为啥这段经历成了他们之间不能提的秘密呢？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了。这场打了将近六年的战争一结束，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战俘。在这些战俘里，被苏联军队俘虏的德国兵命运特别惨。
汉斯·米勒是个巴伐利亚的普通士兵，在柏林保卫战里被俘虏了。那时，他跟战友们都被集中到柏林郊外的一个临时战俘营。米勒回忆说：;
米勒本以为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可更大的噩梦才刚刚拉开帷幕。没过多长时间，苏军就把战俘们往火车上装，要运到很遥远的东方去。米勒跟其他战俘被塞到货运车厢里，踏上了漫长又痛苦的行程。
这趟旅程持续了好几周。车厢里热得让人受不了，汗臭味和绝望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着。途中有很多战俘因为缺水、饥饿和生病死了。米勒回忆说：;
最后，活下来的战俘们到达了目的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这儿的环境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差。又冷又饿，还要干很多活，这就是他们日常的主要状况。
在劳改营中，战俘们都得干各种各样特别累的体力活。有一些人被安排去砍树，天天都得在零下40度的大冷天里工作十几个小时。还有一些人被弄到矿井里，在又暗又潮的地方挖矿石。
奥托·施密特是个被派到矿井干活儿的战俘。他这样描述：;
食物不够是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战俘们平常吃的大多是稀汤和一点面包。有时候，他们饿极了只能去吃树皮和草根。因为营养不良，好多人得了坏血病和其他病症。
身体上受折磨就已经够难受的了，精神上的煎熬也同样让人受不了。和家人断了联系，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到故乡，这种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的恐惧和绝望，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每个战俘呢。
不过，就算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人性的光辉还是有的。战俘们彼此照应，把仅有的食物和衣物拿来分享。还有些人搞了些简单的文化活动，像讲故事或者唱歌之类的，用这种方式来抵御绝望、守住希望。
弗里茨·韦伯原本是个教师，后来成了军官。在劳改营里，他偷偷组建了一个小型「」。他讲：「」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些战俘受不了艰苦的环境就自杀了。还有些人想逃跑，可几乎没一个能跑成的。西伯利亚那一大片荒原就像个天生的大笼子似的，就算逃出了营地，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也很难活下去。
【留在城市的幸运儿】
在好几百万的德军战俘里，有一小撮人没被送去西伯利亚。这些比较「幸运」的战俘留在了苏联西部的城市和城镇。这么做可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想法，是因为苏联战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1946年初的时候，苏联当局渐渐发觉，把所有战俘都弄到远东去，这可能不是最聪明的做法。战争让苏联西部地区人口减少了，经济也遭到破坏，那里急需劳动力来重新建设城市、恢复生产呢。就这样，一个新政策悄悄出现了：挑出一部分有特殊技能的德国战俘，把他们留下来使用。
卡尔·施密特就在这批人当中。他是个工程师，被俘之后没多久就被苏联军官给注意到了。施密特说：
经过筛选的战俘被分到不同的城市和工厂。施密特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机械厂。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好很多，他们有比较舒适的住所，定量供应食物，甚至还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不过，这可不是说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这些战俘还是得干苦活，只是工作内容从单纯卖力气变成搞技术活了。他们被安排参与苏联的工业重建工作，有时候还会涉及一些敏感的军事项目呢。
汉斯·穆勒是个机械技工，被分到列宁格勒（现在叫圣彼得堡）的一家造船厂呢。穆勒表示：「
这些战俘的技能不只是在工业方面。不管是医生、建筑师，还是农业专家，各个行业的人才，苏联当局都把他们安排到了相应的有需求的地方。约翰·魏伯，他以前是在德国乡村当军医的，就被派到了一个集体农庄的诊所。他回忆说：;
虽然这些战俘的状况还算不错，但也面临不少挑战。语言障碍就是个大问题，大部分德国战俘都不懂俄语，这既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又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很不方便。于是，苏联当局就组织了一些基础的俄语培训课。
弗里茨·莱纳是个建筑师，被派到基辅参与战后重建工作，他说道：「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当地居民怀有敌意。说到底，这些德国人以前是侵略者，让苏联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好多苏联人对有这些战俘存在感到心烦和愤怒。
沃尔夫冈·施耐德在明斯克的一家纺织厂上班。他回忆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些战俘慢慢和当地人有了一定程度的友好往来。有部分人都开始学着欣赏苏联的文化与生活模式了。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盼着有一天能回自己的国家。
虽然这些留在城里的战俘比较「特殊」，可他们的状况依旧充满变数。他们不晓得自己啥时候能重获自由，也不知道自己的技术贡献会不会左右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状况既让他们觉得幸运，又让他们十分煎熬。
德特勒夫·布劳恩是个化学工程师，被派到高尔基（现在叫下诺夫哥罗德）的一家化工厂工作。他表示：「
【意外的爱情故事】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可人性的光辉照样能冲破黑暗。哪怕是在最没可能的环境里，爱情也会悄悄滋生。那些留在苏联城市的德国战俘，他们的境况虽说艰难，却也为一些意想不到的爱情故事提供了发生的可能。
1947年的基辅，冬天冷得厉害。埃里希·施密特以前是德国装甲兵，这时候正在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呢。那天，有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被拖到了修理厂，车主是个年轻姑娘叫娜塔莎，她在一个集体农庄当司机。
埃里希回忆说：「
虽然语言障碍让他们交流起来费劲，但埃里希和娜塔莎之间就是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反应。在后面的几周时间里，娜塔莎老是找借口把她的卡车送到修理厂来。而埃里希呢，每次都会主动去修她的车。
慢慢地，他们开始趁着工作之余偷偷见面。最开始的时候，他俩就在附近的公园走走，用简单的字词和手势来交流。再往后呢，娜塔莎就开始教埃里希更多的俄语，埃里希也向她讲德国的文化和习俗。
不过，他们的关系可不是顺顺当当的。埃里希是个德国战俘，他这个身份肯定会有争议的。娜塔莎的家人和朋友知道她跟这么一个人来往，心里又不安又生气。
娜塔莎的哥哥伊万在打仗的时候没了一条腿。他察觉到妹妹跟一个德国人处对象，一下子就火冒三丈。他还威胁说要告发埃里希，并且想办法阻拦妹妹去修理厂。
埃里希和娜塔莎虽然遇到很多阻碍，但感情却越来越深。他们开始秘密见面，在城市的旮旯里悄悄约会。有时候，他俩会躲在废弃的建筑里，避开别人的视线，分享各自的梦想与恐惧。
1948年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局面就这么改变了。伊万的摩托车在郊外坏了，埃里希和娜塔莎正好路过看到了。伊万一开始不愿意让埃里希帮忙，不过娜塔莎坚持要帮，最后埃里希还是把摩托车修好了。
这件事使伊万对埃里希的看法有了细微的转变。他渐渐发觉，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冷酷无情的侵略者。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伊万逐渐接纳了埃里希，在家人跟前还为他俩的关系辩解呢。
不过，埃里希与娜塔莎的爱情故事可不是独一份儿的。在苏联的其他城市当中，类似的事儿也在发生着呢。
在列宁格勒有个叫海因里希·米勒的人，他是造船厂的工程师。有个俄罗斯翻译叫奥尔加，她被安排来给德国专家们日常工作帮忙，米勒就和奥尔加认识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俩就只是工作关系。不过过了些日子，他俩发现互相之间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海因里希表示：「
他们的感情进展迟缓，不过很稳固。奥尔加的家人相较于娜塔莎的家人更能接纳这段感情，也许是因为奥尔加的工作性质使她对德国文化有更多认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承受着社会带来的压力。
在莫斯科，有个更具戏剧性的爱情故事正在发生。格哈德·施耐德是个被派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音乐家，在那儿，他碰到了年轻的小提琴手安娜。
他们的相遇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有一回音乐会彩排的时候，安娜的小提琴坏了。格哈德主动过来帮忙修理，他俩就这样认识了。音乐成了他们交流的语言，这种交流跨越了国籍和身份的界限。
格哈德回忆说：「
不过，他俩的关系很快就被当局察觉到了。格哈德是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被当局当作重要的文化财富。当局怕他会企图逃走，或者被西方的间谍给利用了。
安娜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音乐事业危在旦夕，家人也因她和一个德国战俘的关系被牵连。不过，即便面对这些难题，他俩的感情不但没动摇，反而愈发坚定了。
这些跨国爱情故事，在当时的苏联社会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它们冲击了人们对战俘原有的看法，还促使人们重新考量战争、仇恨与和解的意义。
不过，这些故事的结局不总是好的。国际形势一变，苏联就开始把德国战俘送回去了。好多恋人都要承受分离的痛苦。有些人就放弃了，还有些人则打算冒险留下来。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会面临一段难熬的适应期。他们得承受社会的歧视，还要尽力融入曾经敌对的文化。不过，就是这些冲破重重阻碍的爱情故事，给战后的和解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逃跑与惩罚】
虽然有部分德国战俘在苏联城市里得到了相对「不错」的待遇，可对大多数战俘来讲，想回家的念头就像影子一样一直跟着自己。这个念头让一些人冒险去干一件事，那就是试图逃出苏联的管控。但是，逃跑的后果常常很严重，这不仅对逃跑的人自己，还对其他战俘有着很深的影响。
1947年夏，莫斯科郊外的一家机械厂出了件大事，有个逃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汉斯·穆勒和弗里茨·韦伯这俩在工厂做技术顾问的德国工程师，精心谋划了一个特别大胆的逃跑方案。
穆勒回忆说：;
他们挑了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跑路。靠着事先备好的工具，他们顺利翻过了工厂的围墙。可这时候，真正的难关才刚开始呢。
两人打算分开行动，这样成功的几率能大些。穆勒朝着西北方向走，他想途经波罗的海的国家逃到西德去。韦伯呢，选了南下的路线，打算从黑海地区逃到土耳其。
穆勒的运气能稍微好点。他在最初那几天的搜捕中成功躲过去了，还想法子搭上了一辆去明斯克的货车呢。不过，快到拉脱维亚边境的时候，他就被一个很警觉的边防哨所给拦住了。
韦伯的情况更糟，他才离开莫斯科不到100公里就被抓了。有个农民发现他躲在谷仓里，然后就向当地警察告发了。
这次逃跑事件让苏联当局特别重视起来。他们马上强化了对所有德国战俘的监管。以前比较宽松的管理政策一下子收紧了很多。好多战俘的有限自由活动权没了，被禁止走出工作场所。
更糟的是，苏联当局开始怀疑可能有其他德国专家参与了逃跑计划。于是就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好多无辜的战俘被反复审问，有的甚至还遭受了酷刑。
奥托·施密特是在基辅工作的建筑师，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穆勒和韦伯面临着严厉的惩处。他们的所有特权都被剥夺了，还被送去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在那儿，他们得面对特别恶劣的环境和沉重的体力活。
韦伯被捕后没多久就生病死了。穆勒呢，在劳改营里待了长长的七年，一直到1954年才被放回国。他后来写过：「
不过呢，不是所有逃跑的尝试都是失败的。1948年冬天的时候，有个叫埃里希·莱曼的德国飞行员，弄出了一个特别让人不敢相信的逃跑奇迹。
莱曼被安排到列宁格勒的一个军用机场工作，工作内容是维修苏联战斗机。借着这个机会，他偷偷学习了苏联战机的操作方法。
莱曼逮着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是个雾蒙蒙的清晨，守卫没留神的时候，他偷偷摸摸地爬进了一架正准备起飞的米格 - 15战斗机的驾驶舱。
「莱曼后来回忆说，」
莱曼顺利把战机启动了，还没等塔台反应过来，他就飞离了跑道。他朝着波罗的海那边飞过去，最后在瑞典降落了。这一场令人震惊的逃脱行动，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也让苏联当局特别难堪。
莱曼成功逃掉了，这让其他战俘看到了希望，可苏联那边呢，也因此采取了更严的管控手段。好多在军事相关方面工作的德国专家都被从敏感岗位上调走了，还有些人干脆被送回劳改营了。
1949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特别引人注意的逃跑事件。这次可不是一个人跑，而是一个有15名德国战俘的团队集体行动。这些战俘都在乌拉尔地区的一个矿场干活儿呢。
这个团队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偷偷地收集食物和工具，做简易指南针，还想法子搞到了一些很糙的地图。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他们一块儿逃出了营地。
可是，这次集体逃跑最后落得个悲剧的下场。苏联官方马上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在随后的两周时间里，14个逃跑的人被抓住了。只有一个叫沃尔夫冈·施耐德的矿工，成功跑到了伊朗。
逃跑后被抓住的人受到了严惩。有三个人被处死，剩下的都被判了25年劳改。这件事让其他战俘特别恐慌，好多人都打消了逃跑的想法。
时间一长，逃跑的事儿就越来越少了。这里面有管控措施加强的原因，不过更关键的是，好多战俘开始看到回家的希望了。从1949年起，苏联慢慢释放和送回德国战俘。虽说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但也让很多人有了耐心等着的理由。
这些逃跑的事儿，不管最后成功没成功，都成了战后历史的一部分。战俘们对自由的渴望，通过这些事儿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极端环境里人性的坚韧和勇气也展示出来了。与此同时，苏联对战俘的政策也被这些事儿深深影响了，这让最终释放和遣返战俘的进程加快了。
【回归与新生】
国际局势变了，苏联政策也做了调整，于是开始大规模遣返德国战俘了，这时候终于到了。从1949年就开始遣返，一直到1956年才结束。那些在苏联待了好多年的战俘啊，回家的路上有高兴，有不安，也有不少挑战。
1949年10月，第一批被允许遣返的德国战俘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汉斯·米勒就在其中，他是一名曾在基辅工作过的电气工程师。米勒回忆说：「
可是，刚回家时的那种喜悦很快就被现实的艰难处境给冲淡了。好多战俘都发觉，他们要回去的祖国已经不是记忆里的样子了。德国分成了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不少城市在打仗的时候被毁掉了，家人或许已经失散或者不在人世了。
机械师弗里茨·舒尔茨从乌拉尔地区回来后，讲述了他回到汉堡时的状况：;
那些老家在东德的战俘，情况就更复杂了。他们好多人直接被送去东德，得面临适应新社会主义制度的难题。有一些人甚至打算接着去西德，哪怕这就意味着又要离开自己的老家。
卡尔·赫尔曼是来自德累斯顿的战俘，他就做了这样的选择。他说：;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顺顺当当回德国去。有些战俘在苏联的时候跟当地人有了感情，有的还组建了家庭呢。对这些人来讲，离开就意味着要做个艰难的选择。
埃里希·韦伯便是这样一个实例。他在列宁格勒邂逅了自己的妻子娜塔莎，还育有一个女儿。韦伯表示：「
那些成功回到德国的战俘，重新融入社会是个漫长又艰难的事儿。好多人发觉自己的技能过时了，或者对战后重建德国派不上用场。有些人因为有在苏联工作的经历而被怀疑，甚至被当成叛徒。
奥托·施密特是一位在莫斯科工作过的建筑师，他讲述了自己遇到的困境：「
德国政府设立了一些特殊项目来帮助那些回来的战俘，像职业培训课、心理辅导还有经济援助这些。但这些举措效果不咋地，好多战俘还是觉得自己被社会边缘化了。
时间一长，大多数被遣返的战俘慢慢适应了新生活。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经济奇迹的那段时期抓到了机会，成了德国重建的重要力量。
海因里希·施耐德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苏联学会了俄语，回自己国家后就当上了一家贸易公司负责东欧业务的主管。施耐德讲：「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转型成功的。有些战俘适应不了新环境，就得了抑郁症或者酗酒。还有些人干脆自杀了。这些悲剧让人们知道，战争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消失呢。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德国战俘大多都回自己祖国了。不过呢，还是有一小拨人愿意留在苏联。这其中有些人彻底融入苏联社会了，就连苏联共产党都加入了。
古斯塔夫·赫尔曼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苏联的时候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师，还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里担任着高级职位。赫尔曼表示：「
冷战缓和之后，留在苏联的一些德国人开始有机会重新和他们在德国的亲人取得联系。有些家庭在过了数十年后重新团聚了，不过这种团聚往往夹杂着复杂的情感。
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苏联境内最后一批滞留的德国人有了返回自己国家的机会。有些人就选择回国，也有些人打算继续留在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而言，不管是回德国还是留在苏联，这段经历都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是20世纪欧洲历史的重要部分，见证了战争、囚禁、和解与新生这一复杂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