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这一时期,确实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武人时代, 但是问题来了,武人时代的社会风气就真的一定「轻文」吗?或者再换个问法,掌权的武人就真的一定「轻文」吗?
已经有部分学者统计发现,唐末五代以来,虽然社会秩序崩坏,但是很多武人却保有了大量的私家藏书。 事实上,很多武人本身就爱好读书、艺术,至少爱读书的武人在五代史料文献中并不罕见 。
刘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猎史传。寇彦卿:善骑射,好书史。
赵克裕:少为牙将,好读书,谨仪范,牧伯皆奇待之。
王师范:雅好儒术,少负纵横之学。其藏书数量竟至万卷,并有专人负责管理。
王都: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
宋令询:知书乐善,动皆由礼
张希崇:素朴厚,尤嗜书,莅事之余,手不释卷。
张从训:读儒书,精骑射。
赵延寿:稍涉书史。
韩建:建比不知书,治郡之暇,日课学习,遣人于器皿、床榻之上各题其名,建视之既熟,乃渐通文字。
柴荣: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
朱友伦:幼亦明敏,通【论语】、小学,晓音律。稍长学欧阳询笔迹,甚得其体势。
张公铎:倜傥有节义,好文史之学。
赵延进:涉猎经史,好作诗什。
张永德:涉猎经史,颇善吟咏。
符昭愿:谨厚谦约,颇读书好事。
王处直:杨穿百步之外,别著文词。
韩仲举:「诚文武之全才,实伟奇之硕器」,「诗书是敦,文武俱美」。
西方邺:素探经史,宿蕴纵横,每于料敌之谋,常中必成之术。
李从珂之子李重吉:多才多艺,闻礼闻诗
周令武:「志在韬钤,心通书计」,「有则有仪,多才多艺」。
韩守钧:正君臣而资孝行,读周公、孔父之书;挫强暴而羡忠勤,猎乐毅、相如之传。
当然,上述嗜好读书的武人只是五代时期广大武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但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至少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很多中高层武人,是并不排斥读书的。
罗绍威这个人十分有特色,不仅擅长文学,还精通音律。据【北梦琐言】所说,罗绍威碰到幕僚所作之文不合其意时,甚至可以下场亲自作文。其文学境界,远非一般武人所及。 所以当时想来自视甚高的文人罗隐也乐意和罗绍威交往。
李存勖更不用说,「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
邓小南在【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一文中曾提到,唐末五代是「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而「活动在社会基层,活动在乡里闾巷、佛寺道观乃至行伍军旅的文士,对于推动这一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
虽然唐代科举不如后世明清那般平民化,但客观上仍然推动了文化教育在全社会的普及,至少让普通老百姓看到了那条上升渠道。唐末的赵犨、赵昶、赵珝三兄弟出身武人世家,但赵犨却有「 及赴乡校,诵读之性出于同辈 」的记载。赵匡胤年少时,也有跟从陈学究学习的记载,而陈学究也是「聚生徒为学」。从这方面来看,当时的「乡村教育」或许还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武人作为唐末五代时期政治的主导者,没有文化显然也寸步难行。梁唐晋汉周五朝君主大多出自军营,却鲜有轻视文化教育的。就比如上文提到的 韩建,此人任职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之前,不过一文盲而已,然而出镇后,便立马努力读书学习,虽然史书不载其动机,但想来是为了任官更加称职。 翟光邺出任青州防御使后,有感于青州凋弊,也「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论议,唯求理道」。显然也是出于发展地方的目的。
又比如说魏博节度使韩简,就曾因「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于是请文士来给他讲解论语。乌震颇好读书,就「常交儒者,以讲诵为乐」,其死于非难后,「燕、赵之士皆叹惜之「。
除了经史外,当时喜读兵书的武人也不少,朱友宁、王檀、刘鄩、石敬瑭、马仁裕、周令武等,都有学习兵书的记载。而【左传】中由于含有大量军事战争的内容,所以也往往为当时武人所喜。
从上述例子来看,不管是出于服务行政,还是提高军事素养,亦或是为了不让人轻视自己,当时的武人读书还有比较强的功利性。
在我看来,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其实并没有完全遏制住「尚文」风气。 与其说存在「重武」风气,倒不如说「重武」风气是武人政治引起的表象,而并非是「重武」风气导致了武人政治的产生。 随着武人政治逐渐解体,那么社会上原有的「尚文」风气,自然也会再度显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