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杯具？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因为公然承认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fú）一语中的： 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更令人羡慕的是，林则徐死得非常及时，死在了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俩月，是非功过就不好说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 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尽管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四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一天要换六七个场子，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不见讨好」。 据汪康年记载，用八个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
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活跃无比的社会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由于冗官太多，对身处中层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辞辛苦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单单李慈铭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四十年日记，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二十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学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百家讲坛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一白领的生活水准，实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事实上，地方官送钱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人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归宿。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大把撒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而来的候补官纷纷倒在了梦想的光锥之外，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绝望之下，终于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开卖乌纱的高官，因为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同治七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平定，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跟城管一样遭人唾弃，工作强度堪比富士康流水线，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四十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写木马程序一样可笑。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技术宅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话说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答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一顿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久之，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草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以至于一个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头痛不已。 可惜，从古至今，这套都是不容侵犯的。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袁世凯伸出手去，举过头顶。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鸣。 「大野龙方蛰（蛰伏），中原鹿正肥。」（作于十三岁）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作于十四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不了解大头。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个由异族统治，上层故步自封中层百般渔利下层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君主专制国平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何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清廷出于维稳压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颁的法令也只会沦为官员盘剥民众的新式武器，从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贿越多」的怪圈之中。 内忧外患下，最坏的结果是爆发革命。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设。
托尔斯泰评价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时说：「它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 怎样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剑封喉地杀死清廷，缔造共和？
顶层亡清 。
然而，这毕竟是一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且黑暗的政治机器。「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作于十二岁），怎么办？ 黑洞吸纳一切，将万物碾成齑粉。我却要与黑洞同黑，融为一体。在遵循其运作逻辑，从内部窥测到全貌，纤毫毕现后瞄准破绽，一击毙命！ 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门，用大头后来的话说，类似于拔树： 专用猛力，拔不出树根；过分去扭，树根又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把树根的泥土松动后，不必用大力气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拔起来不容易。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松动，自然会被拔出来。
「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作于十六岁） 杀人者，满清也。 死者的名单，罄竹难书！ 孙承宗、史可法、张煌言、刘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陈子龙、夏完淳、黄道周、李定国…… 在明末所有名将里，只有李定国的军队敢和八旗铁骑打野战；只有李定国击破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只有李定国能一条道走到黑，在崇祯吊死煤山二十年后还同满清缠斗。 南明「监国」无数，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云，只要李定国还有一口气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战至山穷水尽的李定国最终死在了中缅边境，临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 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每每读此，袁世凯都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个目力所及皆是蹒跚学步的鹅的国家，当英雄，代价何其高昂。 灾难降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 英雄，不死于殉道即死于献祭。 可不当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凯了。为天下人复仇，既非出于私愤，也无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儿时立下的那个鸿鹄之志： 愿流芳百世，毋遗臭万年。
老戏骨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活了八十五年，差点能看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谙进取退守的节奏，在乱世中若危若安、凌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时人常怀「冯道转世」之感。 徐世昌对袁世凯影响之深，不下荀彧之于曹操，张良之于刘邦。 初次邂逅，大头留给徐世昌的印象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跟那些装逼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由自主的人不同，袁世凯的豪言在逻辑上自洽，在感情上诚恳，深深地打动徐世昌。 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个青年当场结为生死之交。 徐世昌对「顶层亡清」不置可否，却和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庚子国变，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北上收拾残局签订条约，临行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 李鸿章单刀直入：「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彼时慈禧已位居八国联军开列的战犯名单之首） 卜力：「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拳乱）没有责任的话，英国不反对由他出来继续维持统治。」 李鸿章追问：「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要是义和团把北京的各国公使都杀了，列强就将出面干预，宣布立一个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们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盯着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长道：「也许是个汉人？」
一代人办一代事，亡清的重任还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极图另一端人选的轮廓，徐世昌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引自
【中夏误会了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