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差别涉及到对自由的理解。
西方传统当中对自由的理解，其中无法回避的是「意志」的存在，或者说是以「意志」为前提的。所谓自由是指「意志的自由」，自由的主体是意志。那么自律指的就是意志自身对自身的超越，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规范。
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人自觉的承担某种义务、责任认为是自律，但是其实某些情况下这种所谓自律的背后是他律。这是因为这种对义务的自觉承担并非是出于个体意志，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身份。这个身份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意志，但是这并非是个体的意志，而是一种身份秩序整体性的意志，ta不属于具体的个体，这种意志是抽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自律是一种「无自由的意志」。
另一种情况则是相反的，比如说道家反对儒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个相传是庄子说的。就是说庄子觉得不要分什么圣人、大盗，这些「身份」本就是人为区分的，反而是不自然的。所以庄子是要任自由，不要被这些人为的条条框框给定义了，由此去否定这些「身份」带来的各种不自然（不自由）的欲望，去归附自然。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这会被误读为一种无主体的自由，也就是说无限制的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相较于「无自由的意志」，这又成了一种「无意志的自由」。
这种自律、自由的理解，在近代中国引进这一理念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偏差和误读。比如在严复的【群己权界论】中，一方面是严复把西方的自由比附为老庄的任自由（无意志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把群己的边界问题，也就是个人权利的度的问题，比附为儒家里面的中庸之道（无自由的意志），也就是不可偏废。但是作为一种法、一种权利的自由，也就是本体论层面的自由，一种精神的东西，是被去除掉的。这种误读使得自由之主体——意志的问题被掩盖了，自律、自由变成了一种边界问题、度的问题，变成了无根之木。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源于邓晓芒的文章【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更详细的可以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