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必学胡雪岩，从政必看曾国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两句话，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曾国藩是一位晚清时的重臣，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既然曾国藩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大家还要必学曾国藩呢？随着阅历的增加，对事物的认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进入高中期间，有时间也有精力和条件来把一些问题细细探个究竟。
近来，有幸读了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结合现实社会的分析，感觉自己多年的疑问有了一个虽然可能不是很完美的答案。唐浩明先生以一种敬重历史的态度，和曾国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得上「曾国藩家」了，厚积薄发写下了这部历史巨著【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都对曾国藩有着很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我观近代，独服曾文正。」 而蒋介石更是以曾国藩为师。蒋介石说＂曾国藩修为可为世后法＂毛，蒋互为敌，为何同时赞赏曾国藩，这是因为他功劳极大，政治手段极其高明，心性坚韧，曾国藩本是一代鸿儒，文官中的高官，后来由于形势所逼，不得以投笔从戎，招兵买马，建湘军，平太平天国，创造了历史上文官带兵平天下的奇迹，扶大厦将倾，挽狂澜即倒．成为颓废晚清王朝一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何以有如此之高的魅力呢，竟能让左右中国命运的人都以之为师？ 首先，是他广阔的胸襟，拥有广阔胸襟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如此影响后世人的，他应该算是典范。他曾说过一个人有多大的胸襟，就会有多大的成就。想起我小时候就知道的一个有关曾国藩的一个典故，他的家人因为建房与邻居为三尺地而互不相让，打起官司，家人就写信告诉曾国藩，希望他的权势能助一臂之力，谁知曾国藩捎来一封信，上面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信后豁然开朗，将地退让了三尺。邻居也深深的感动了，也不想输这气度，于是也退让了三尺，桐城六尺巷的佳话因此传开（一说此事源于张英家与邻居吴氏）。是呀，人都不能免于生死，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何必计较太多呢，少计较，知足者常乐。
第二是他历经坎坷，却永不言败的精神。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便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历来有效法古人的传统，而曾国藩在审视中华悠久历史时，独辟蹊径。他认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不可拘泥于往事的成败，因为每件事有每件事的逻辑性，只有率先变法者才能不被动，一成不变只能变成一具死尸，前有汉景帝削藩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曾国藩具有敏锐的洞悉力同时是极其的聪明，书中计载他在平太平天国之初时，被困长沙，屡战屡败，心灰意懒，最后在父的勉励下重拾信心，认为大丈夫无刚不立，于是就命幕僚上奏章，告之皇帝战况，幕僚如实的写了战况，湘军＂屡战屡败＂，曾国藩看了之后，认为不妥，便改为＂屡败屡战＂。两词前后调换，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咸丰看了之后，对他虽未胜但精神不灭表示满意，命他再战。不久形势转悲为喜，否极泰来，曾国藩立下誓言决定与太平军殊死一战。要弟弟在家为他准备一口棺材，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于是幕僚又将他要弟弟为他准备棺材的事，决心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情况也写了一份奏折，此时获胜的曾国藩看了这份奏折后意犹未尽，又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从而更加彰显他的凌云壮志，咸丰看了奏折非常的赞赏同时也很感动。由此可见他是极其的聪明，善于变被动为主动来实现精神的升华。
第三是曾国藩对洋人的态度，他深知当时大清朝无法与希望强国直接开战，在他的支持之下，洋务运动开始，大清派遣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举动让我们今天仍在受益。「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既不愿意北上处理此事，然而又不能不遵从旨意，只得极不痛快的前往京城打点这件棘手之事。由此，「卖国贼」这顶帽子总算扣到他的头上了，当时有人这样叫他，现如今还有人继续这样来认为，当时叫他「卖国贼」的人如果说是身处当世之中，一味地「清议」，不知其中的辛酸，倒还可以理解。而如今的人还如此认为，如果不是无知，就是认识上习惯性的偏差了。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举已属于很好的解决办法了。国家整体实力落后，从何谈起外交颜面呢？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则更是善于同洋人打交道，用很多人的话来讲，这个「卖国贼」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为李，曾二人平反昭雪的文章已有很多了，这里便不再赘述。
第四是他的教子有方。曾国藩把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得，推己及人用来教导自己兄弟子女和族人，在这种家教的约束下，曾家和睦旺盛，人才辈出。他的儿子曾纪泽就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据理力争的为我国收回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维护了我国的主权。曾国藩家训中，分门别类的涉及了养心、求学、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相信即使对于今人，若能按照家训中的道理行事也必能成就一番大事。曾家家训中，有两处我感触最深：一是他提到，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也就是读史时要做到身临其境，好比自己正在于当时的人对答应酬。如果遇到当时的事，你自己会怎么做，应该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二是，他提到题作诗文时，「情极真挚，不得不倾吐之时。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盛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抽，所谓修调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
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久矣」。也就是说，在写文章时即使有真情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以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以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而修辞立诚的宗旨早已荡然无存，这就更为拙劣了。这是初写文章人的通病。而要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曾国藩也有提到那就是要多看书、多思考、多积累。
晃眼几十余载，他在疆场上，官场上，搏击沉浮，救了大清王朝，官至顶峰，地位名声都无以复加。然而，却始终没得到朝廷的信任，尤其是功成名就后愈被朝廷猜疑，众人诽谤，最后几年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孤立无助，冷寂萧瑟，他感到阴寒荒漠，万念俱灰。「剿捻」无功时，就想到辞官归隐，只感到「无善退之法」预料到以后这官，应是无法再做下去了。
这也是必然，在那个大厦将倾，危急存亡之秋，没有人可以保全自己，全身而退。
不论怎样，在腐败的晚清权利场中，曾国藩能做到不入污流，不陷卑污，仍能有所建树。仅此，便值得我们深深敬佩，学习。
那么在你眼中，曾国藩算不算得上晚清官场的一股清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