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或许你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一位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她叫段孟宇，是河南周口人，21年前，她9岁，她的父母离开老家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京城郊，卖过水果、麻辣烫和煎饼，她父亲后来做了滴滴司机。当时的很多报道，把段孟宇定义为一个教育奇迹，是从打工子弟到哈佛学子的「逆袭」。
在这个奇迹故事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段孟宇初中就读的北京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民办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南五环外，20年来，它「收留」了一代又一代城市建设者（包括菜农、服务员、滴滴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家政工作者）的孩子。被哈佛录取后，段孟宇在朋友圈里写到，「2008年我去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时候，从不曾想过它会怎样影响我的人生」。
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段孟宇考上了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全球知名的高中，她因此去到了英国。后来又在外界资助下，在美国路德学院读了本科。本科毕业后，她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到了哈佛教育学院的研究生。从周口到波士顿，她的人生一直在往上，不断在展开。许多人好奇，她还会走向哪里？
但就在从哈佛毕业后，段孟宇做出了让一些人意外的选择——她回到了蒲公英中学，做一名老师。过去三年多，她教初中历史，也做跟学生心理相关的工作，也做教师培训，支持边远地区的老师们。她曾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无论是在十几岁时，还是在申请哈佛时，还是在毕业后，她都想要做跟留守和流动儿童相关的工作。这个愿望从未改变。
2022年，【人物】曾联系过她，想请她谈谈这个有些不同寻常的人生选择。当时她拒绝了，她说，想要先扎根一线，专注教学。今年秋天，她的教学已经满了3年，对于教育、对于平等，她有了更多思考。我们和段孟宇见了两次面，在蒲公英中学，她带我们看了一些特别的作品——孩子们从各自家乡带回来的土拼成的画，有的贫瘠有的湿润，有的褐色有的深红；他们画的自己父母的手，有的伤痕斑斑，有断指，有的贴着创可贴。那是劳动的痕迹。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学校，才能看到这样的作品。
过去几年，我们湮没在「中产教育」「精英教育」「鸡娃」等等词汇之中，打工子弟这个群体和他们身上的教育困境似乎被忘记了。但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之中，在蒲公英中学拍摄的一些视频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节：拥挤狭小的自建房里，孩子和爸妈睡在一个房间，床顶架着木板，堆着生活杂物。但就在这样的空间里，也养了很多植物。
当被问到「自己的希望」，做装修工人的家庭，希望在装修了那么多的家之后，自己也能有个家；做滴滴司机的爸爸，希望能为家庭带来幸福；做停车管理员的爸爸，愿望非常朴素，希望大家停车要停到网格里。而孩子的希望，是妈妈多回家给自己做几顿饭；是奶奶能早点卖完水果；他们想当军人、宇航员、律师、老师、画家……想长大买一所图书馆，捐给有需要的孩子；想得到一辆自行车；也希望世界上再没有流浪狗。
我们和段孟宇谈了谈，她如何在这样一所学校里被托举着长大，她为什么决定回到蒲公英，以及这三年里，她所看到的新一代打工子弟是什么样子，她和她的同事们，为了支持孩子，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 林松果
编辑｜ 姚璐
蒲公英的孩子，回到蒲公英
2020年，我从哈佛研究生毕业，当时因为疫情不能回国，我就在美国做了一些实习，还有一些与教育研究相关的工作。其中有一个研究，是关注疫情对教育的影响，要去访谈国内的老师们，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老师，和他们聊天。
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种舆论说，农村的老师，工作懈怠，不好好给学生上课、教育质量差……但我访谈了一个女老师，她和丈夫都是乡村教师，不太会上网课，就让孩子们到他们家去上学，她家有个黑板，她丈夫的学生上午来，她的学生下午来，他们还找了一些五子棋，让孩子们有东西可以玩。
她说话非常朴实，说自己就是不会技术，只能让孩子到家里来，但她说的内容让我非常感动，有这样的老师，这么认真对待孩子，我就觉得，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外界都觉得教育非常受影响的时候，老师们还是可以找到空隙和方式，支持孩子的成长。这也让我有一些决心，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跟教育更直接相关的工作。
大概到了2020年的四五月，我就开始寻找一些学校的工作机会。当时其实我也看了国际学校，也看了一些做创新教育的乡村小学，也看了一些公益机构，也在考虑回蒲公英工作。这个过程中，你去各种投简历，去面试，筛选工作机会，我发现自己慢慢想清楚了，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真正想为谁服务？
2019年申请哈佛，我在文书里写，「我想支持到那些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学生」。我的想法还是没变，反而是逐渐清晰、更加确信了——我想做跟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相关的工作，我做的事情应该是在促进教育公平。这是我找工作时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目标。
于是我就给我们校长（蒲公英中学的创校校长郑洪）发了短信。她那段时间比较忙，好像是过了一天，她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特别好，正好学校有个心理项目（段孟宇大学本科有学习心理学），我回来就可以参与这个项目，自然而然地，我就回到了蒲公英。
可能会有人问，哈佛研究生毕业，为什么会回到打工子弟学校工作？我的同学们，有去世界银行工作的，有去继续做研究、读博士的，有去教育科技公司的，也有去国际学校的，选择很多元。我是觉得，没有哪个选择比其他的更好或更高尚，人都应该选择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东西。还有人说，打工子弟学校待遇有限，但在薪资待遇方面，我其实没有任何不满足。
2011年，我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其实一直都和学校有连接。包括前段时间，在贵州毕节威宁的一个彝族乡村小学给乡村教师开展研修坊的时候，我组织过一个叫「人生长河」的活动，让大家回忆自己的人生河流中都有哪些关键点，我自己也做了一次。我觉得，自从我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到了蒲公英，一直就很幸运，人生一直在不断打开，这个曲线是一直向上的。
就像回到蒲公英、继续做老师，这个选择看似随心，但回头看，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相关的，很多经历都在支持我做出这个选择——
2012年，我到英国的UWC（世界联合学院）读书，学校很注重学生的社区服务，这个社区服务大概有四个方向，社会公正、政治、户外、环保，我选的就是社会公正，那几次社会服务，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
第一年，我们去了一些学校，帮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做阅读训练。
第二年，我们去了当地一个男子监狱，我们的工作，是在母亲带着孩子见服刑的父亲的时候，在一个角落，带着孩子玩儿，给这对夫妻留出一些时间。当时大家会说，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去了之后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我们也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陪同，母亲只能自己去，不能带小孩进监狱，孩子也就不能和父亲见面、保持沟通。这段经历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会觉得这样的设置很人性化，而且就算是在监狱里，只要有心，还是可以做跟儿童福利相关的项目。
还有一次是2013年暑假，我和UWC的同学一起去柬埔寨支教。我从一个一直受帮助的人，变成了志愿者，去支持别人，给孩子们上美术课、数学课、体育课，其实就是带着他们玩儿。我们当时带了一些呼啦圈过去，我就看到一个孩子，在那儿玩呼啦圈，居然玩得那么高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因为一个呼啦圈而高兴。那个画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之后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教育？我都会想起那个暑假，想起那个画面。当时我给郑洪校长发邮件，我就跟她说，我希望能够支持更多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当时我是高三，19岁。
柬埔寨夏季教学组（前排坐着的人中，左三为段孟宇）。图源UWC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公众号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我是河南周口人，我爸妈是2003年来的北京，3年之后，我也来了。当时我们住在海淀区香山附近，家里卖煎饼。
我最开始是在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六年级。来北京之前，我都没有学过英语。当时上英语课，我听不懂，压力非常大，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去找了英语老师，说着说着，就不受控制地哭了。但老师很好，她鼓励我说，我能主动去找她就挺好的，后来，她在课上会经常提问我，还让英语课代表做了我的同桌，我会觉得自己被支持到了。
小学毕业之后，要上初中，当时刚好我小姨在大兴种菜，知道了大兴有一所蒲公英中学，说这个学校很好，有外国人来做（志愿者）（笑），还可以住宿，我爸妈也希望我住宿，我就来了。
当时学校是在一个厂房里，条件还是挺艰苦的，住的是简易房，也没暖气，我们宿舍就是一个大通铺，睡好多人，晚上放一盆水都会结冰。老师们的宿舍也是一样的，两位老师可能要挤在一个被窝里取暖。
同学们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打工子弟，很多人家里是种菜的，或者在新发地（北京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卖菜。但现在想起来，学校好像并不会觉得，孩子的家庭状况已经这样了，我们做不了什么。老师们反而觉得，因为学生住校，在学校的时间长，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建校的时候，学生也是穿得邋里邋遢的，但是学校建了澡堂，请外面的师傅来给学生剪头发，至少做到整洁卫生，这样的环境里，学生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帮助学生构建一个积极自我；当时也有外面的公司进来做测试，发现学生的身高比北京市的平均身高要低，就有人捐了补铁的酱油、添加了维生素的米；当时还有个捐方，专门给学校募捐「鸡蛋基金」，所以每周一、三、五，每个师生都可以补充一个鸡蛋，我们都叫他「鸡蛋先生」。
物质不丰裕，但你也会觉得，大家的精神并不贫瘠。我们有个地理老师，现在也还在，当时他是全校唯一的地理教师，教所有学生。我们初二学中国地理，做长江黄河的课题，大家去图书馆查资料、做集子，特别开心。最后做成果展示，他要给大家评奖，那么多班级、那么多小组，都要写颁奖词，写到半夜一两点。但他说，当时他是完全自愿的，觉得大家辛辛苦苦付出了一学期，应该要给学生写一个颁奖词。他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老师给学生的这种人文关怀，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我每次说起来都会（想掉眼泪）。蒲公英一直有家访的传统，我上初三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周末去我家家访。我们家住在香山那块，当时十号线还没开通，路上特别远，我记得她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去车站接她。我家离车站还挺远的，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我们就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有两张床。
班主任当时就坐在我家那个大床上，和我爸妈聊天，聊我平时周末都在干嘛。当时我家在卖麻辣烫，我周末回家，就帮爸妈穿串儿、洗衣服。后来班主任就在班里表扬我，说我在家里帮父母分担工作什么的。
她当时还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她来自新疆，通过高考来到北京，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她觉得，教育把她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当时她也想告诉我们，教育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很感动，在蒲公英遇到这样的老师，她会鼓励你。
墙上的照片是蒲公英学校曾经的校舍，由工厂改造，被师生们画上了彩虹桥。摄影：林松果
所以我一直觉得，孩子的成长，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支持，不仅仅是物质上，还有那种自我效能感。来自外界的深度陪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除了班主任，我还遇到过一位志愿者。
那是2011年，我初三，从蒲公英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了学校一个叫「下一步（next step）」的夏令营，这个「下一步」是说，大家如果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接下来怎么办？有一些已经读了职高和普高的学长学姐回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夏令营，一起探索人生的下一步。
就在这个营里，有一位志愿者，她当时要去北大读研究生，当时我们就聊到一个话题——2010年，学校一位学姐考上了UWC，我是从学校的橱窗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觉得很震撼，「原来从蒲公英毕业，还可以去外国读书！」从那时候起，我就非常渴望去这个学校。
当时那位志愿者就像导师一样，鼓励我申请这所学校，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支持和陪伴。在那个阶段，这是我爸妈没办法提供的，他们肯定是支持我读书，砸锅卖铁也会供我上大学，但具体怎么读，他们没有太多想法。我记得当时我回家，跟他们说我要考UWC，他们说「UWC是个啥」，当我真的考上英国的UWC，我妈也是很懵的，她说，「英国在哪」？所以那个志愿者提供的陪伴，在那个时间节点，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在我理解中，蒲公英营造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我们会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有老师，有志愿者，有捐方……它营造了一个公共场域，信息在这里交汇，很多事情都会以课程的方式，来到学生面前，UWC出现在我面前，也是信息交汇的结果。
这些年来，蒲公英确实是有20多个孩子出国读书了，但可能绝大多数的孩子，还是通过普通的路径，上高中、考大学，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一所学校，不是只有最好的学生，任何学生在学校的成长，都不应该有上限，那要怎么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
比如升学问题，孩子们中考之后，如果不能在北京上学，怎么办，我们的很多家长是不了解这些信息的，学校一直都有专门负责升学的老师，会提前跟他们分享和普及这些信息。而且这种关心，不仅说学生毕业了，就结束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一日蒲公英，终身蒲公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从蒲公英毕业，已经读了高中，有一位老师还一直支持我们，经常询问我们的情况，还帮我们找了寒假工——卖手机卡，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块钱（笑）。后来我去国外读书，我高中的学费，也是郑洪校长帮忙联系了一位捐助者。
如果让我说，我们这群孩子有什么特别，我想起的是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我们当年从蒲公英毕业之后，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特别幸运，去到了北京一所私立学校读高中，当时我们叫「蒲公英班」。我们班的英语老师，英语讲得特别好，特别开朗，每次发卷子，他会走到每个人的座位，挨个发下去，他走过教室的时候，就会听到一连串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刚开始我们没有意识到，你觉得很正常，但他后来在我们班公开说过，他教的所有班级里，只有我们是这样的。
段孟宇（左下）在蒲公英中学就读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看见打工子弟，让他们往前走
2011年我从蒲公英毕业，2020年再回来，确实会感觉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每届100多个学生，只要来的，我们几乎都收了。
我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家里都是在大兴种菜、卖菜，或者开黑车的。但这两年，种菜卖菜的少了。现在的家长，很多是送快递、送外卖、开滴滴、做家政……还有一些是在新发地做蔬菜批发。（根据【第一财经】2023年6月的报道，2014年，北京市共有127所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年来因为产业转移、办学资质、拆迁等问题逐渐减少。）
总体来说，时代是变了，整体经济水平往上了，但我们的家长依然是北京市民在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人，服务你的人，维持城市运转的人，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我们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写了，关于学费，「费用不必一次交齐，采取分期付费，学校提供助学金，幅度为30%至100%」。因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家庭，可能家里有人生了重病，没了劳动力，真是一贫如洗。他们的经济困难程度，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我们一直有家访的传统，这两年我去过十几个家庭，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全家住在一间房里，二十三平米的自建房，摆了两张床，可能旁边就是做饭的地方，孩子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学习空间。我们去了，就坐在床上和家长沟通。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过，很熟悉，瞬间就可以理解。
我们坚持家访，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很低效，但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孩子天天上课捣乱？去了家里，你什么都明白了。一个孩子坐在教室里，背后有很多东西，有家庭，有成长的经历。
去年有一次家访，我印象很深，有个孩子，他父母是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时来的北京，快30年了，他们还是住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这位母亲最开始是做环卫工人，后来生了孩子，没人带，只能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特别可怜。现在她还是打两份工，白天在工地，晚上在阿香米线，从来都不休息，但是每周五，她会来学校接孩子，陪他打篮球或者跑步，提供一点陪伴。去了他家，我觉得很感动，但也很感慨——那么努力地在北京工作将近30年，只能在北京租得起小小的一居室。
这样的家庭情况下，学生的学业水平，你可以想象。
我教的是初二历史，近代史。刚刚从哈佛回来时，我完全不了解学生的情况，就觉得，我学到的那些教学方法很好，想在课上实践。但很快就发现，学生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校长经常打比方，「有时候一节课，老师想带大家去王府井，但最后学生都没去，只有老师一个人去了」。意思就是说，老师讲课节奏太快，学生们没跟上。我们有个志愿者是北京四中的数学老师，来了之后也说很难教。怎么带一个基础非常差、且个体差异很大的班级？对老师的挑战真挺大的。
后来我就发现，还是要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真正的知识水平，跟着他们的水平慢慢往上走。你想让学生发展出一些更高阶的学习能力，但基础知识是原材料，没有这种原材料，生产不了高端产品。
段孟宇老师在辅导学生。受访者供图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学历史有很多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带学生去李大钊纪念馆、国家博物馆，让他们读【活着】，每周四给他们播放纪录片，甚至推荐他们玩游戏、读小说……先「加工」他们的原材料，让他们把历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它更有趣、生活化，孩子才会喜欢。
我们当然非常在乎他们的成绩，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初中毕业之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回老家读高中，或者去河北，或者在北京读职校。回了老家，他们就是「县中的孩子」，和林小英老师那本书里提到的一样，这些孩子从流动变成留守。
但成绩和素质教育其实不矛盾。我们校长一直说，很多学校从初一就开始刷题了，可是我们不想这样，还是希望在初一、初二，给孩子们提供更多拓宽性的活动。
我读书的时候，也有美术课，有一些兴趣社团，但不像现在这么丰富——现在有小提琴、合唱团、管乐队，有艺术基金支持，还有排球、旱地冰球、篮球、足球的校队，平时也会有很多校外的志愿者过来。我常常说，真的很想回来再上一次学。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看到有俩小男生，用着一样的文具盒，旁边还放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箱子。我就问，为啥只有你俩有？他们说，因为自己是校队的优秀队员。我们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校队，他俩平时学习成绩可能不算特别好，但在成绩之外，孩子能被肯定、认可，这样的激励非常重要。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at least one」理论，研究表明，每个人人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爱、陪伴和安全感的来源。这个人可以是家人，老师，也可以来自某项爱好。
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获得感，有能过好一生的本领和技能，只有这样，孩子毕业之后才会有动力继续往前走，对很多事情才有探索的欲望。即使他们没有考上高中，读了职校，但只要他们能继续往前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想办法克服。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最可贵的。
蒲公英中学墙上挂着学生们画的「问题树」与「生命树」。 摄影：林松果
在此地和远方，建造理想课堂
前段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了贵州毕节威宁县，给去当地的老师们开展研修坊。
现在我的工作大概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教学，一部分在乡村教师心理研修坊，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教师培训。
我在哈佛学的是「教育政策」，除了课堂上的教学、教法，我会更关注宏观的教育议题，比如教育公平、教育趋势、AI怎么影响教育。入职蒲公英之后，我也想做跟教育公平相关的工作，希望不仅仅是在蒲公英，还可以走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支持老师。
前段时间，我们引入了芬兰的一个基金会，来给学校做了关于特殊教育的培训。我回来之后，很多老师会说，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太一样，「越来越不好教了」，这背后的意思是，今天的孩子面临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比如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越来越常见。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可能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是生病了。
在芬兰，他们觉得每个孩子都需要特殊的支持，ADHD的孩子需要，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可能也需要，也许会有情绪管理的问题，我们希望能通过培训，更好地支持孩子。
这两年，我跟着学校的乡村教师心理研修坊去了很多地方，去过湖南、甘肃、贵州……在我回国之前，我并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走入乡村，了解乡村教育的机会。
去年我们在甘肃省会宁县，特别受触动，那里条件很艰苦，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但会宁也是「状元县」，出了很多硕士博士——如果不学习，孩子可能确实没有别的出路，这里的家庭，会为了孩子的教育，从农村搬到城市，很多家庭接近一半的收入都会花在教育上。
这次去贵州毕节，我们选的是一个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县城，威宁，选了两所中学，一所是超大型中学，一所是彝族小学。
那所中学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配套学校，很多学生都是从山上搬下来的，一个年级就有20多个班，学生们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很多孩子都来自单亲、离异或者重组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在很年轻时结婚、出门打工，然后离婚。再加上留守，很多社会问题叠加在孩子身上。老师们也都很年轻，他们会困惑，怎么才能支持到这些孩子，也觉得压力很大。
我们的工作，是做了三场工作坊，希望给老师们一点支持。有些研究表明，其实老师的抑郁指数跟学生的问题指数是差不多的（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于2021年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5.2%的乡村儿童存在抑郁风险，高于全国普通人群，而乡村教师的抑郁的检出率为29.6%，甚至高于乡村儿童）。有心理健康的老师，才会有心理健康的学生。只有当老师们感到被关怀和支持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能量和热情，去关怀和支持孩子。
2024年10月，段孟宇在贵州毕节威宁的乡村小学上课。受访者供图
另外一所彝族小学，硬件设施挺好的，但我们听了几节课，发现很多课堂都没有互动，老师都是拿着PPT往下翻——他们面对的可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有一堂【道德与法治】课，主题叫「如何看电视」，就是教学生们看电视，但我们一问，好多学生家里连电视都没有，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频道」，可能现在大家用手机会更多，这堂课改成「如何使用手机」可能会更符合现实。
我们还听了一堂课，布置的作业是给妈妈写一封信。但实际上，这个小学的孩子，也有很多是父母离异的，或者妈妈不在身边，这个作业反而又触到了孩子们的伤疤，我们就觉得，改成给亲爱的人写一封信会更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可以，思路可以拓宽一些。所以在这个学校，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参与式课堂」，培训老师们怎么让学生能参与课堂互动。
我也遇到了一个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她是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长，是一位女性。她说，因为当地重男轻女的传统，从出生起，她就知道自己是不被期待的，升学的过程中，她还曾经被人冒名顶替，用了她的名额，她是很辛苦才读完了初高中。正因为这种经历，她说，希望自己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庭情况薄弱或者需要支持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老师，从这样的经历中走过来，她只要存在，对这个学校的女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就是在影响孩子。因为她没有被所谓的偏见或歧视打败。
真正走到这些地方，我会觉得非常有幸，老师们真诚地分享他们的故事、回忆，有很多人也都提到，他们想要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真的没办法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感，难道在城市里的白领，真的就比一位乡村老师，对社会贡献了更多价值吗？人对自己价值感的确信，是很珍贵的。
三年前，我回到蒲公英，如果现在让我再选一次，我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因为我确实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之前我说过，还想回去读博，目前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可能性。但现在，我更想继续工作下去，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完全脱离研究。有个词叫「行动研究」，我们去支持乡村学校，也是一种研究，到底怎么样更好、更系统地支持一所学校？有哪些方法？这也是在一个研究场域里，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样能反馈于现实的研究，带给我的乐趣好像更多。
从贵州回北京之后，我继续回学校上课，我越来越感受到，一堂课没上好，其实真不是学生的原因。怎么让学生们参与进来，让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完全是可以设计的。
我们刚考完期中考试，我就在想，怎么讲这个试卷？其实完全可以由我来讲，但这次，我想让每个学生都讲一道题。我们班里是有分学习小组的，每个小组里，都有基础好一点的同学，也有基础薄弱一点的同学，他们会互相带动。我就让每个小组都负责几道题，让他们自己去对答案，去研讨，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为什么其他答案不对？
前两天上课，完全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基础相对弱的学生，可以选容易回答的题，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在主动去找相关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时，是在加工他们了解到的信息。
如果从所谓效率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我直接讲效率更高，我可能一堂课就能把试卷讲完，如果学生参与进来，他们一节课只能讲完选择题。但我也在反思，所谓「效率」，到底是对学生来说的，还是对老师来说的？我的课程计划上是划掉了一项，但学生真的学会了吗？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堂课，你的目的是开到王府井，最后只有老师自己到了，学生都还原地不动，这样是不行的。在理想的课堂上，我们一定是一起到了王府井。
蒲公英中学校园里，学生在踢球。摄影：林松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