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张子鲤因酒后闹事，获寻衅滋事罪，被送进了昌平看守所。
欺凌、侮辱、体力劳动，起初，他跌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在这个聚集着诈骗犯、纵火犯、盗窃犯、毒贩的看守所里，他也收获了一些狱友的帮助、友谊，和他们的故事。一个博士强奸犯向他建议，不如进行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
2020年7月，即将出狱之际，他一共收集了522名犯人的数据。监狱里的信息几近透明，他在不停更换的狱友嘴里获取到了看守所近一半犯人的信息。
其中一项有趣的发现是：在他所统计的60余种罪行中，盗窃罪人数最多，占比14.75%，盗窃犯前科次数最高达到15次，有前科的占比55.84%——这代表了二次犯罪、职业犯罪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在监狱的一年里，他慢慢知悉了江洋大盗们的前半生。
「在你这个年纪，我就从没为钱发愁过，真的。」45岁的刘明海看着我，以为我不信他，一连说了几个真的。
2020年5月，在昌平看守所4区9号，对我讲起往事，刘明海掩不住兴奋。
夜深人静，刘明海和团队摩拳擦掌，他们闯进钢铁厂，运走钢条、铁块、成吨的铁粉；翻进电器厂，将尚未封箱的电视录音机一箱箱装上车；溜进汽车厂，一点一点，蚂蚁似的搬空所有零件……
有一次，在一个极其破烂的厂子里，他们发现了金疙瘩。其中一个同伙，仅仅将他们遗弃的金皮偷偷带走，就卖了五六万。
他记不得偷了多少厂子，多少次翻墙进入却发现空无一人，便像主人一样大摇大摆走出去，也算不清到底赚了多少钱。也许得有数百万，或者更多。
这次入狱，却是栽在一桩作案价值7800元的小案上。他是因为偷工地的卡扣进来的。他叹了口气，向我解释这次「失误」：「如果不是那傻娘们，根本进不来。」
卡扣有三千多个，一辆金杯车装不下，他不得不骑三轮车来装。结果，空的三轮车被监控拍了下来。两个同伙早刘明海20多天被捕。依他的判断，光凭空三轮车是不能定罪的，只要咬牙撑着，37天取保期一过，一定能无罪释放。
但人算不如天算，警察攻陷了同伙的老婆。警察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没多大的事儿，要是不说，那性质就严重了。
「傻娘儿们不懂」，刘明海说，刚一下车，就被抓了。当时，他刚刚回到河南固始县的老家。警察在他村上布控，惊动了村长，村长赶来替刘明海说好话：「这人在大牢里待了十几年，老娘80多了，一定要少判点，否则出来都见不到人了。」
按照市场价格，他盗窃的卡扣价格在7到8元，6000多个卡扣，大概在5万元左右。
固始派出所将村长的话带给了昌平派出所，昌平派出所又递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同情他，在刘明海的起诉书上打了7800块的作案价值。
法院开庭，宣判。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刘明海很高兴，刑期10个月，很少，按他的预期，至少得判一年半。
对成为贼这件事，刘明海刚开始只有朴素懵懂的感受：「那时候哪知道这个，家家都穷，都出去干……」
老家固始，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县，承载着近2000年的厚重人文历史，被刘明海情绪化地表述为：「全县人都出去干。」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这不妨碍刘明海做出选择。
从河南固始县到北京莲花池客车站，行程1227公里，用时11小时56分。上世纪80年代末，刘明海被邻居带上这趟客车，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淘金之路。邻居说，带他奔前程。前程，是钱程，也是贼程。
此刻，刘明海既紧张又兴奋，迷迷糊糊地，他似乎知道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而其中书写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该有的生活。
两个哥哥比他早几年来北京，干仓库管理员。1987年，他们偷走了厂里的8台进口电子设备，包括录像机和录音机。回到村里后，他们得到了一致的羡慕和赞美，不出意料地成了英雄。
到达北京，刘明海没有心情欣赏首都的名胜古迹，他必须开始打拼自己的前程了。
「害怕呀，能不怕吗？」回想起第一次工作的情景，刘明海至今仍心有余悸。
朝阳区的呼家楼、国贸，是他们的主业务区。邻居和刘明海分工明确。邻居负责撬开自行车的车锁，刘明海骑车离开。
「一直骑，别回头。」邻居对他说。
骑着自行车，刘明海的速度越来越快，树木被一棵棵甩在后面。心脏胸腔里剧烈跳动。他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便默默重复着邻居的话：别回头——其实，「也不敢回头，感觉有很多人在看。」
等发现回不了头，他只能那样过下去。他说服自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县出婊子，那个县出毒贩，这个县专门造假鞋，那个县专门干盗窃。做生意、讨生活罢了，违法不违法的，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全村人」、「全县人」都干，抓得了吗？抓得完吗……
等远离了密集的人流，车停下来，刘明海才松了一口气，擦擦浑身的汗。这次盗窃，价值一百。他还年轻，拿得少，但能挣到钱，这让他感到高兴。干了几次，钱像雪球似的越来越多，习惯了，就不怕了。
「哪天能少得了十辆八辆？」他有些得意。
普通自行车转手卖只能拿到一百左右，而山地车可以拿到双倍的价格，干了一年多，刘明海和邻居的主营业务从普通自行车拓展到山地车，收入一下子翻了两翻。
但随后的一次同乡同行聚餐后，刘明海跳槽到另一个团队，目光转向国营、集体、民营的工厂，开始了另一种生意。工作地点由国贸、呼家楼面向全北京，时间从朝九晚五调整到半夜三更。
人往高处走，没什么能拦住刘明海由小偷的「小」变成大盗的「大」。
小大的变化，不是文字游戏的切换。二者之间，在业务方向和产出利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自行车、手机、电动车、钱包等业务本身价值低，偷一个，」撑死了也就一万」；而工厂、字画、奇珍异玩、保险柜、轿车等业务，利润可能是前者的数倍、数十倍。
「没有人管，随便拿。」游荡在北京城的90年代，刘明海很难用挑剔的词汇形容它。在他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束缚，只能靠纯粹道德去约束个体的时代。
野心肆意生长，欲望遍地开花。
2020年6月6日中午，刘明海在生日这天等来了一碗寿面，吃了一口，便再没有动筷子。
他想起80多岁的母亲，她曾开过早餐铺，能蒸人间最美味的包子、做最好吃的面条。
但让刘明海记忆深刻的是她的性格，慈悲、宽容，这也为家族中的许多孩子带去了幸福和温暖。受母亲影响，成为贼后，刘明海依旧把慈悲、宽容当做箴言。
1995年，团队的钱越赚越多，野心越来越大，偷了那么多工厂，不仅没有被抓住，甚至连最初的冒险气息都消散得无影无踪。
有人便觉得，什么都偷，业务太过分散，光是踩点就耗去大量的人力成本。
有人提议，只撬保险柜，搞入室、抢富人、生意人的钱，提议得到了赞同。
保险柜业务的对象依旧是工厂、公司，工作时间定在半夜。而入室业务相对特殊。如果趁着做生意的主人不在家，那依旧是盗窃。
团队对该业务的定位是抢劫，只能趁着主人在家去。后来，经过实践，他们将入室的时间定在了黄昏晚饭时，偶尔中午也工作。
从95年到被抓，在撬保险柜和入室抢劫的来回切换中，刘明海和团队陷入了疯狂。
团队在业内有了名气，昌平某中学的混混也想加入。他们20岁左右，正处于荷尔蒙无法发泄的阶段，不要钱，「给钱也不要」，只是想让刘明海带着他们玩，包吃包喝包打台球就行。
「这几个小子下手狠，一进去就打。」刘明海对他们的业务能力勉强肯定，但采取暴力的方式违背了他的原则。
「只要我一去，就让他们别打。」在无数次工作中，刘明海恪守着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慈悲、宽容，少用暴力。
正因为此，1999年末，北京中院在对其团伙的审判中，判处其中两人死刑、1人死缓、3人无期，刘明海是团队骨干中唯一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
看守所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刘明海会将一段人生、一个往事截断成好几个部分，每周说一点。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他的故事，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他。
95年到98年，三年时间，刘明海的团队还是积攒了3条人命。
「有一次，翻进一家工厂，我们被一个看大门的发现了，老头，我们几个打他，往死了打他，让他别喊，又不是他家的东西，可这老头越打他越喊，我同案就拿起钢管，这么粗——」刘明海比划着，大概大拇指粗，「从他后脑勺敲，敲了两下，敲死了。」
又一个晚上，他们摸进一个宿舍，进了屋，就发现一排武警衣服。灯突然开了，队长坐了起来。他们这才发现里面睡着五个人。「我的同案上去一刀，就把这个队长捅死了，然后对其他人说，‘没你们的事，都躺下。’剩下的四个人就躺下了。我们关了灯，走了。」
回忆到此处，刘明海微微低垂着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的眼睛不大，朦朦的黑褐色，浑浊，这一笑，混沌的眼睛里多了几丝诡谲。
我忽然警觉，一个将慈悲、宽容当做人生信条的人，在同案残忍地屠戮生命之时，为什么无动于衷。
几分钟后，刘明海又走过来，脸上重新露出讲述老头被同案敲死的愤怒，看着我说：「真的，那老头就该死，多管闲事。」
我陡然一惊，浑身哆嗦起来，那之后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敢再和他说一句话。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图 | 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