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望了快两天了，决定出来从自己的领域说一下话。
在谈论抵制 Nike 之前，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这些事件的背景：
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外长王毅回国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不停蹄地前往了欧洲。而也正是在布林肯访问欧洲期间，EU 拿出了制裁涉及 XUAR [1] 官员和实体的措施，并且取消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H&M 发布不当声明的半年后，这个议题才开始突然在国内发酵。 H&M，就是杀给欧洲人看的那只鸡。
而为什么不是以 Nike 为首的美企？
在签署了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 之后，川普政府在政权交接前再次出手， 禁止从 XUAR 进口棉花和番茄，以及所有用这些原料生产的产品。 而拜登政府也继承了川普政府对于 XUAR 议题的强硬态度，在上台后并没有取消这一法案。
因此，对于 Nike 为首的美国企业来说，今年年初禁令的出台已经彻底断了后路，使得企业被迫在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中做出选择，将企业推向了对抗的最前线。这一操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川普政府极限施压的贸易战策略的延续。
而对 Nike 本身而言，品牌过去在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被爆出的血汗工厂对品牌形象曾经造成过严重的冲击，至今还承受着大量的负面评价。因此，即使 Nike 以往一直在涉及中国市场的问题上较为保守（尤其是在 2004 年的 「恐惧斗室」 广告事件后）， 但在这一涉及所谓人权的议题上，给予 Nike 迂回的空间实在是小得可怜 。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美对抗的大格局已经不可更改。在川普政府抢先拿出禁止令之后，在 XUAR 这一议题上争取美企已经没有太大可能或是意义；
而欧洲企业，和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必须要全力争夺的盟友。 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欧投资协定，都是希望借助巨大的市场优势，在对当下急于恢复经济的欧洲更为现实，更具诱惑力的经济议题上尽可能实现与欧洲的绑定，弱化美国过去透过意识形态议题和欧洲建立的同盟。
在昨天，商务部就 H&M 事件召开了发布会，其中的措辞已经就当前行动的根本目的做出了明确的答复：
「希望有关企业尊重市场规律，纠正错误做法，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可以说，商务部的发言已经为了企业准备好了台阶，接下来就要看企业自己的真实立场。
关于抵制，我个人一直认为 单纯的抵制并不是最为合适的一个方法。
在之前，我已经点明，对于美国企业而言，真正主导其行动决策的，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强大法律压力。 因此，仅仅采用民间抵制的方式表达对于错误言论的态度，显然是收效甚微。 在这方面，应当作出积极表率的是商务部和外交部，从政府的层面进行平级的对抗。
而对于以 H&M 为首的欧洲企业，在欧盟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仅是收到了澳洲智库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一份报告的压力的情况下，就纷纷积极表态。这些企业，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迂回的空间。因此，在这一事件上表达强烈愤慨的态度是绝对必要。但同样，单纯的抵制是起不到太多作用的。
我十分认同 @李建秋 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
如果说十年前的中国，还需要用抵制日本车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市场的潜力和实力，
那么如今的中国早已越过了这一阶段。
零敲碎打的抵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是作为反击，也是无效率的。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最需要学习的，恰恰是欧盟在互联网反垄断问题上的操作：凭借自身市场的体量，制定出细致的法律条款，来大幅增加企业违法的成本，并对典型案例采取强硬的手段。
这些行动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动，也需要民意的积极响应，或许当下的事件能正好为此提供契机。
如此体系的建构，也能在未来取代诸如全民抵制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因为政治动员也从来不是没有成本的，需要付出行政成本、人力资源、社会动员、政府注意力等方面的高昂代价。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形下，强力有效的政治动员只能是有选择的、局部的、暂时的 [2] 。事实上，考虑到未来中美将长期处于对抗的大背景，解决类似问题的贸易法案的出台已经势在必行了。
参考
- ^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 参见周雪光所著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