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又看過東方人玩棒球呢？中國投手之髙招，使奧克蘭隊已感情勢不妙，球場觀眾大嘩：中國 人打美國的「國球」，且使老美潰不成軍，不可思議！全場終局，中國隊大勝，幼童及華僑興高彩烈。
——留美幼童溫秉忠
一、
1881年的舊金山，半個城市的華裔和僑民都聚集到了公園草坪上，早有人用白色石灰線畫出了一片棒球場地，沒過多久，奧克蘭棒球隊和一群中國面孔的棒球隊員握著手跑步登場。奧克蘭隊當然有理由相信職業與業余之間的巨大鴻溝，但對9名參賽的中國選手來說，這場臨時規劃的棒球賽卻有著更深遠的意義：榮譽、鄉情、別離，和被棒球激起的最簡單的熱愛。
沒過多久，在觀眾們喜出望外的歡呼聲中，奧克蘭隊的隊員們開始懷疑自己的職業水準，他們驚嘆於梁敦彥投球的迅猛淩厲，也被詹天佑的跑壘速度所折服，這簡直不像是一群苦讀政經工商等硬核專業的清朝學生，而是一群整天圍著棒球打轉的職業選手。最終，由留美幼童組成的「中華棒球隊」——這支即將回國、臨時湊成的全華班，大比分擊敗了主場作戰的奧克蘭隊。
32年後，已經成為交通總長的梁敦彥又與老隊友打成配合，推舉詹天佑為京張鐵路總工程師。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棒球運動早在一個半世紀前，就如星星之火一般，在大洋彼岸的棒球國度燃起了第一把火炬。
在19世紀70年代，被各路列強降維打擊了30年後，清政府決定派出幼童留美，培養實業和外交人才。當這批平均年齡12歲、還留鞭子穿馬褂的孩子搖搖晃晃地走下郵輪舷梯，踏上另一片土地，他們受到的沖擊，不亞於一顆高速飛行的棒球迎面撞上揮來的球棒。這批從書齋裏走出來的幼童迅速沈浸到新式知識、思想和文化中，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之外，他們也積極參加各種體育活動：賽艇、橄欖球、滑冰、單車......這些在國內聞所未聞的運動，遠比百草園和三味書屋吸引人。而在這些種類繁多的運動專案中，留美幼童們尤其鐘愛棒球。
可能是揮棒擊球的打擊感過於震撼，也可能是這種團隊運動最適合他們組隊玩耍，據一戶曾經撫養過幼童的美國家庭回憶：「幼童們尤其喜歡棒球。我當時住在森孟納街，孩子們到住的地方總要經過我住的房子，他們總是將球和球棒放在我家前廳。」
作為第一批留美幼童，年齡較長的梁敦彥率先組織起了「中華棒球隊（也叫東方人棒球隊）」，吸收各批留美學生參加，並擔任球隊投手。每到夏天，就率隊遊歷美國各地，與不同學校的棒球隊舉行比賽，憑借勝多負少的戰績讓各界驚嘆，甚至成了小有名氣的業余棒球強隊。到第四批幼童登陸美國並逐漸成長之後，吳仰曾（後成為礦冶工程師）就成了隊內的投球主力，在棒球場上，他是中華隊的絕對主力，投出去的球幾乎沒有被擊中的可能。
從1872到1875年，清政府一共派出了4批幼童，其中在棒球領域造詣最深、最有知名度的，當屬清末外交家梁誠。在校期間，他是校隊主力三壘手，並數次在校際聯賽中力挽狂瀾，成了校園棒球界的一顆新星。1881年，梁誠在面對埃塞克特大學的比賽中一擊制勝，直到20余年後，已經成為駐美公使的梁誠回到母校，依然有不少人記得他那場比賽的光輝事跡。
在母校125周年的演說現場，時任美國總統狄奧多·羅斯福向梁誠詢問「當年貴校備受好評、聲名遠揚的棒球手是誰？」梁誠笑答：「就是我。」
白宮人員後來回憶道：「從那以後，總統和梁誠的關系親密了十倍。」
20世紀初，美國總統塔虎脫將棒球定為美國的國球，數年之後，梁誠就利用這顆小小的棒球，為當時中國的外交開啟了一扇小小的天窗。據外交家顧維鈞回憶：「梁誠是一名棒球運動員，還效力過安度華棒球隊，中國學生和美國公眾都對他很欽佩，對交涉事項，梁成向來做得一帆風順，而白宮政員無不刮目相看。」
雖說弱國無外交，但梁成還是利用「棒球外交」的機會，從列強的虎口中奪回部份資源，並用這部份經費贊助了清華大學的建立。多年之後，梁誠如果看到清華校園裏「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號，或許會微笑頷首。
在這批留美學生出國之前，中國本土的棒球運動僅限於美國僑民的自娛自樂，而在1881年後，留美幼童紛紛回國，在帶回工業國的知識、文化、思想和習慣的同時，華人棒球隊的成員們也把棒球帶了回來。經歷了20世紀初的風雲變幻，留美、留日學生群體逐漸規模化，清華、燕京、復旦、南開等新式學府誕生發展，棒球這項運動，也開始成為中國校園體育的支柱。
到中華民國成立後，棒球還一度成為民國版全運會的正式專案。1934年，貝比·魯斯率領的美國職棒明星隊在日本引燃全國熱潮、激發出了日本職業棒球體系之後，又抵達上海進行表演賽，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中國同樣掀起了棒球運動的一波高潮。
但在當時，絕大部份中國人還掙紮在生死線上，棒球只是大城市學生和名流們的玩具，與其說是純粹的體育運動，不如說是隱性的階層門檻。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地上的黨派、軍隊、思想開始日益明晰，在大家都忙著救亡圖存、舉刀揮槍的時候，棒球這顆小小的蒲公英，又飛向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地方。
二、
1952年8月，當華北軍區棒球隊在「八一」體育運動大會上獲得棒球冠軍時，隊長陳春蘭揉了揉腫成蘿蔔的手指，不禁想起了被棒球打得鼻青臉腫的集訓時光——他們用木棍削成球棒，用舊炮衣改制成手套、面罩、護膝，拿出軍事訓練和戰鬥的勁頭，練習滑壘、揮棒、投球。起初戰士們用線纏成球，後來又換成了豬皮包裹棉花的升級版。熬夜縫補棒球，也成了陳春蘭的日常功課。
距離全軍號召開展棒球運動過去了近三年，解放軍利用手頭有限的資源，在每個連隊都成立了棒球隊，每個團還召集優秀選手，組建團屬棒球隊，邀請棒球專家上課訓練，在集訓的同時，還派這支精英球隊去各連隊「傳幫帶」。1950年秋，這支隊伍參加了北京市舉行的體育大會；1951年，為了在軍隊內部推廣棒球，他們又在全軍籃排球大賽中打了一場表演賽。
棒球和人民解放軍的羈絆遠比大多數人想象的早。紅軍能在延安窯洞裏學習航母和飛機的構造，那對於打棒球這種新鮮事物自然也不排斥。他們不僅積極組織比賽，並將其作為「軍事體育教育」的一環。而日本戰俘的到來，又為八路軍帶來了更專業的技術指導，129師還在報紙上刊登棒球教學文章，以此鍛煉戰士們的臂力、團隊協作能力，尤其能提高投彈水平。
到解放戰爭時期，原129師師長劉伯承還在關於大別山作戰的報告中寫道：「我們今天擺的陣勢就像打棒球一樣，擺好幾個壘。你來時，我就一閃，那邊就多啃一口。他一閃，我就多啃一口。」可見從高層到基層，棒球文化已經深入人心，由此，解放軍在1949年下半年發起」全軍打棒球「的號召，也就水到渠成了。
當年的人民日報上寫道：「棒球對鍛煉體力、視力，培養正規軍人勇敢進取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敏捷靈活的動作、迅速果決的判斷力和配合協同等方面有特殊的作用，而且這是一種可以同時吸收幾十個人參加的很有意義的集體遊戲，可以活躍部隊的文化生活。」
除了鍛煉戰士，棒球在當時還有一定的「統戰」價值，新中國成立後，從美國和日本等地回國的知識分子絡繹不絕。棒球也就成了團結歸國人士和高知群體的絕佳選擇，物理學家謝希德和自動控制學專家陸元九都是鐵桿棒球迷，從日本歸來的華僑，也成了新中國民間棒球的主力軍。
但是這種勢頭戛然而止於60年代，棒球被視為美國文化入侵的代表，支持棒球的將領們在旋渦之中也不好逆勢而動。於是從軍隊到地方，日漸火熱的棒球運動又逐漸銷聲匿跡，就像夏日的一陣疾雨，連水漬都沒留下。
不過時間就像熨鬥，總會熨平一切褶皺，季節和時代同步輪轉，沒過多久，小小的棒球又成了體育外交的主角。
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和古巴是少數兩個有棒球風氣的國家，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後，兩國就借助棒球這一媒介，短暫地展開了體育外交之旅，一度消失的棒球隊重新在內地復蘇，古巴也派出了棒球隊伍來華存取。
但當時的古巴離美國和蘇聯都太近，隨著古巴完全倒向蘇聯，棒球外交上壘失敗，中國的棒球只能繼續蟄伏。
三、
1977年9月3日，東京讀賣巨人隊員王貞治打出了職業生涯第756支本壘打，超越MLB選手漢克·阿倫，成為世界上打出最多本壘打的職棒運動員。全場上萬名觀眾歡呼著，共同見證了新世界記錄的誕生。
48小時後，日本首相福田糾夫就向王貞治頒發了「國民榮譽獎」，以表彰他對日本棒球的貢獻。不久之後，漢克·阿倫本人也從美國本土發來賀電，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也寫信祝賀：「棒球是我們兩國人民所共享的愛好，也是將日本人與美國人連線在一起的眾多方式之一。」
不過卡特總統顯然還沒搞清楚，雖然王貞治出生於東京、已經在日本生活了37年，但他始終沒有加入日本國籍，而是維持了華僑身份（雖然王貞治當時連中國話都不會說），從法律層面來說，他的確不算是「日本人」。這一點給他帶去了不少麻煩，王貞治不止一次地面對國籍相關的尖銳問題，在他執教期間，也一度因此而飽受爭議。但國籍帶來的不只是問題，也有他意料之外的轉機。
在王貞治打破記錄之後，東京華僑總會就向他發送賀電，其中寫道：「我們確信（這一紀錄）能更增進八億中國人與一億日本人之間的友好關系！」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也同步刊登了這一訊息，【讀賣新聞】駐北京記者寫道：「雖然棒球運動在大陸並不普及，甚至一度消失，但王貞治的成就還是在中國國內引發了關註。」
事實上，就在王貞治破紀錄之前，中國棒球考察團剛剛存取日本，還在【讀賣新聞】的安排下，多次與王貞治溝通。70年代正是中日破冰的關口，棒球作為中日兩國的共同回憶，再次扮演了」小球推動大球「的角色。早在1973年，廖承誌就率領代表團訪日，並邀請王貞治的父親王仕福赴宴。
同胞在異鄉取得好成績，總會在本國引發熱潮，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都不罕見。王貞治的世界紀錄迎上中日破冰的大潮，讓棒球成了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話題。短短數年間，日本派出了十余支棒球隊訪華。在王貞治破紀錄之後，讀賣巨人隊還邀請北京棒球隊到日本訓練一周，並使之成為定期活動，王貞治本人也收到了無數中國人和僑胞的賀電與來信。
【讀賣新聞】還延續了1930年代的敏銳度，王貞治原定於1976年到訪中國台灣，作為嘉賓出席「中正棒球場」的落成典禮。但隨著中日關系迅速升溫，讀賣巨人隊管理層用書面形式拒絕了台灣方面的邀請，並給王貞治本人寫信：「有關本次您將存取台灣一事，如您所知，近來在日本國內的球迷間引起了不必要的誤會 ……希望您能明察事理，做出明智判斷。」
中日關系正常化，和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讓中國的棒球土壤重新萌芽，就在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的同一年，棒球運動就在北京等地復蘇；1974年，全國性棒球比賽重出江湖，第二年，棒球重回全運會；1978年，就在北京棒球隊前往東京訓練的同一年，中國棒壘球協會正式成立。中國棒球正式有了官方背書，棒球也有了更多余裕，開始承載更為純粹的運動熱情，而不是單純作為軍事、統戰和外交工具。
從棒球到乒乓，再到足籃球等各個體育專案，它們的發展變遷從來都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基本盤息息相關。一個國家的某個體育專案強大與否，其關鍵往往不在場上，而是在場外，在那些與體育無關的地方。將軍決勝不止在戰場，體育也同樣如此。
另一方面，在危機面前，體育一般是最先被冷卻的棄子；而當第一縷陽光灑向冰面，體育又往往成為破冰的急先鋒。這是體育的脆弱之處，但也正是體育的頑強所在——你可以賦予它很多意義，並用這些意義來打壓、操控、扶助、整頓它，但說到底，體育真正承載的，還是人們對運動發自本源的熱愛，對超越自我的渴望，對高水平競技的熱衷。
就像黃山松的種子，落進石縫也能發芽生長，就像蒲公英的種子，不經意間就能飄向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