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李沁樺 張奕丹 江西新余報道
順著江西省分宜縣的縣城大道向南，起伏和緩的山脈在厚厚的雲層下一路綿延。山脈盡頭處的鍛壓廠社區內，推開兩扇鐵門，可以看見兩棟不高的小樓。這就是德仁苑，一個專為困境兒童設立的福利院。
余暉中的分宜縣德仁苑。
德仁苑的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串故事，包括這裏的校長黃梅生。
有的孩子年幼失怙、母親離家，有的孩子生下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也有的孩子雙親入獄。負責照顧這些孩子的老師們，有的從鄉村的窮小孩一路攀升成為縣城小學校長，有的在丈夫車禍去世後照顧一對雙胞胎，困難重重。
在德仁苑這個小家裏，沒有人會對他們的故事感到驚訝。17年裏，從這裏走出去的348個孩子是彼此的兄弟姐妹，黃梅生是他們的「校長爺爺」。黃梅生說，「照顧好一個缺愛的孩子，少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可能比多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貢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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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白楊樹
11月9日是黃梅生65歲的生日。孩子們給他畫了手抄報，祝他生日快樂和身體健康。有一個孩子給他疊了十顆紙星星，每一顆開啟來，裏面都用稚嫩的筆觸寫著「生日快樂」。黃梅生把那些五顏六色的小紙條握在手心裏，收進櫃子裏，蓋在一大堆紅色的榮譽證書上面。
孩子們為黃梅生慶生。
從18歲做代課老師開始，黃梅生一路做到當地的小學校長和縣教育局副局長。他的人生經歷以10年為單位，10歲前家境貧困甚至要挨餓，20歲當老師，30歲當中學校長，40歲調到分宜縣教育局任副局長，同時兼任分宜縣第一小學校長。到了快50歲，2008年，他創辦了德仁苑，多了一個「校長爸爸」的身份。
榮譽紛至沓來，他的櫃子裏漸漸堆滿了厚厚的紅色證書：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建設先進工作者、江西省勞動模範、全國關愛留守兒童百名愛心校長，以及2017年的「中國好人」。他把這些證書一股腦堆在一起， 「太多了，沒收拾整理，實在有點不好意思。」
黃梅生不愛笑，兩簇灰黑色的眉毛總是緊緊地皺在一起，久而久之，眉心已經有了一道深深的豎紋。但是和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會蹲下來，笑著和他們說話， 眼角的魚尾紋會一根根綻開 。銀框眼鏡下，是沈靜的、略顯疲憊的眼睛。
他總是感到累，尤其是這幾年。從2000年去一個「野孩子」家裏家訪開始，到建成德仁苑，再到今天，他看過很多事實無人撫養的孩子投過來的目光，「怯生生的、孤僻的、迷茫的，那些沈默的註視沈甸甸地壓在心上。」
德仁苑的一個孩子，從小由爺爺帶大。爺爺去世後，她站在家門口想爺爺。受訪者供圖
一開始，他也和所有人一樣，每隔一兩個月就拎著米和油去家訪。但是這些孩子們生活在原本已殘缺的原生家庭，偶爾的看望和一點錢，一旦斷掉，像拉伸的橡皮筋一樣，只會讓一切關心和幫助彈回原處。黃梅生還記得，有一個孩子年幼喪父，由爺爺奶奶撫養長大。他去家訪，看到一家人吃飯，孩子父親的黑白遺像就擺在飯桌上。他的心揪在一起，把孩子抱在懷裏，問：「你想爸爸嗎？」小孩擡起頭來，一臉是淚。
黃梅生想做一件大膽的事。他要把這些家庭殘缺的孩子們聚在一起，為他們建一個新的家庭。困難擺在面前，他沒有錢也沒有地。對於他想照顧的這些孩子，由於孩子們尚有親人在世，不能算作孤兒，但實際上無人照顧。在2019年民政部出台【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之前，這些孩子的定性存在政策空白。黃梅生一遍遍地跑縣裏、市裏、省裏反映情況，為孩子們爭取資金，用他的話來說，是「去化緣」。
2008年，黃梅生希望的契機終於來了。一些來自上海的企業家準備在分宜縣當地建一所希望小學，黃梅生對他們說，「你們把這筆錢給我，讓我去建一所不一樣的學校。」
34個，這是第一批進入德仁苑的孩子的人數。每一個孩子，都是他親自走泥路挨個探訪核實過，認為家庭情況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黃梅生說起那些被篩選下去的人，眉頭皺得更緊。他嘆了口氣， 「沒辦法，我的能力只能養這麽多孩子。」
動工前，工人要把工地上一株營養不良的白楊樹挪走。黃梅生自掏腰包，花了100元錢把樹買下來，「希望這棵樹能夠保佑孩子們，保佑德仁苑。」
2008年，德仁苑院子裏的白楊樹。受訪者供圖
2024年11月，德仁苑院子裏的白楊樹。
16年過去了，白楊樹長成了一棵二十多米高的大樹，亭亭而立。孩子們去上課，黃梅生喜歡一個人坐在樹下的長椅上，聽著風搖動樹的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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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張桂梅」
德仁苑剛建起來的時候，質疑的聲音很多。一個有大好前程、即將退居二線的「教育官」，為什麽平白無故地幫助一群不認識的孩子？
黃梅生覺得，「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過那些孩子」。他始終認為，作為一個老師，沒辦法不管孩子，哪怕那些是會偷會搶的「野孩子」和「窮孩子」。
不僅僅是貧窮。在偏遠的鄉鎮，有孩子的家只有四面土墻，墻上還掛著孩子父親的遺像。政府撥下來的低保金和救助款，一大半變成了大人麻將桌上的賭註和嘴邊的煙卷。孩子沒人管，也不知道被人愛是什麽感覺，像野草一樣瘋長。黃梅生想，如果不把這些孩子救出來，去愛他、教育他們，讓他們走一條正確的道路，未來社會上不就多了一個走上歧途的人嗎？
黃傳庚是黃梅生在當中學老師時的學生，他大學畢業後回到分宜縣融媒體中心工作，也是最早關註和報道黃梅生的記者之一。2008年，德仁苑動工的時候，他也在現場幫忙，「那時候黃校長開始招生，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這裏來，家長心裏都沒底。」
每隔半年，黃傳庚都會回德仁苑走走，看看孩子們過得怎麽樣。2020年後，受疫情影響，原本出資的上海德仁基金會不得已斷掉了資金援助。他原本想，可能德仁苑就這麽散了。事實上，該基金會在江西設立了4所專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建造的「德仁苑」，3所均先後關停或更名。 只有黃梅生的分宜縣德仁苑，活了下來。
「靠的是黃校長咬牙堅持下來的。」德仁苑所有人都這麽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黃梅生既是德仁苑的校長，也是發言人。每天的重要任務就是接打電話，他要和愛心企業、愛心人士溝通捐贈，和地方政府檢查單位匯報情況。
德仁苑的愛心捐款箱。
這兩年，時不時會有網絡博主探訪，拍德仁苑和孩子們的影片，黃梅生也磕磕絆絆地學會了用微信和抖音。他把套用的字號調到最大，面對滿屏跳出來的訊息，一個字一個字手寫回訊息，「非常感謝您關心關註德仁苑的孩子們，愛心滿滿！」
講電話的時候，他會慢慢地踱步，從德仁苑的院子這頭走到那頭，再折返回來。大多數時候，他每天的微信步數顯示都是一兩萬步，多的時候，比如暑假去每一個孩子家裏家訪，他可以每天走上三萬步。他走路的步伐邁得很大，如果落後兩步，就只能看到他瘦小但板正的背影。
這個身影要扛起整個德仁苑。孩子們的日常起居由生活老師負責，2010年就在德仁苑工作的晏紅衛是整個家的「大管家」，走到哪裏都帶著兩個手機和一大串鑰匙。同樣在這裏待了十幾年的，還有負責做飯的鐘秀花。丈夫車禍去世後，只留下一雙年幼的雙胞胎兒子，她本來以為自己「沒希望了」，但是黃梅生收下了她，還收下了她的一對兒子。
鐘秀花給黃梅生送了一面錦旗，上面寫的是「情深似海」。錦旗幹幹凈凈的，就像那顆「為了孩子的紅心」。
鐘秀花和孩子送給黃梅生的錦旗。她的兩個兒子在今年考上大學，從德仁苑邁入了大學。
還有今年剛加入德仁苑的生活老師黃艷青和種菜工袁誌毅，他們就住在空的學生宿舍裏，和孩子們同吃同住。袁誌毅早年在國營墾殖場當工人，「種了一輩子的菜」。看到德仁苑發資訊招人種菜養雞，他走過來面試。黃梅生跟他說，咱們這裏的薪金不高，他說他不怕。黃校長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愛孩子嗎？」他就知道自己來對了地方。
「你知道張桂梅的那個電視劇，我每一集都守著看。我就覺得我們的黃校長就是那樣的，只是規模沒那麽大，沒那麽出名。」袁誌毅說。
有媒體問黃梅生，你覺得自己和張桂梅比怎麽樣？
黃梅生搖頭，「我不願意成為張桂梅，太多的榮譽，我已經不需要了。」他辦德仁苑的目的，從來都不是再多培養一個大學生，而是少一個為社會添亂的人。「我的孩子們可以成為老師和軍人，可以成為科學家，也可以只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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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不簡單的小事
每個重返德仁苑的人都會感嘆，不論過了多少年，德仁苑似乎都沒有變化。
一批孩子長大走出去，另一批孩子又會走進來。有的家庭，姐姐、妹妹和弟弟三個孩子都是在德仁苑長大的。從外表上，很難在孩子們身上看到德仁苑的烙印，他們和所有同齡孩子一樣天真活潑。
11月的江西冷風凜冽，但德仁苑的孩子們每一個都臉頰紅彤彤的，飽滿潤澤的小臉上都是笑容。「孩子們營養要好，每一頓飯，食堂有剩飯和剩菜，我才能知道他們吃飽了。」黃梅生每一次都這麽叮囑。
德仁苑的墻上，貼著這樣一句標語，「容易的事天天做就不容易，簡單的事天天做就不簡單」。
吃飯、睡覺、學習， 這些孩子們的小事，都是黃梅生的大事 。每個周末，會有前來捐款捐物的好心人，也有誌願來給孩子們上課的老師和心理咨詢師。他們中的大部份人，和德仁苑的孩子們已經認識了四五年，甚至更長。「我想我有這樣的能力，就可以為孩子們做一點小事。」這是他們共同的想法。
在孩子的自習室，兩個大姐放下東西正要離開。2020年，她們知道黃梅生為孩子們做的事後，每隔一兩個月都會來，SUV的後備箱裏，塞滿給孩子們吃的糧油、零食和牛奶。每次她只會略略坐一會兒，再靜悄悄地開車離開。「有人捐點物資，會拉個橫幅，看起來很拉風，但是我覺得沒必要。」
來了三四年，孩子們會靦腆地笑著叫她們「阿姨」，只知道她們一個姓楊，一個姓季。「我們文化水平不高，幫不了太多忙。」她不好意思地笑，「現在的社會，做點好事其實不是那麽容易。」退休後，她隨大流每天和人搓麻將，但麻將桌逐漸變得枯燥，內心總想「做點事」。她開始接觸公益，感覺自己終於走上了一條「正確的路」。
楊大姐也有兩個孩子，她相信黃梅生是真正為孩子著想的「好人」，是因為一個細節。「有一天他去外面吃酒，帶了喜糖回來。就好像我們小時候的父親，小孩子知道了，全部湧過去，叫他‘校長爺爺’，朝他撒嬌要糖。」
黃梅生去海南出差，給孩子們帶回來幾個椰子嘗鮮。受訪者供圖
說起「爺爺」，黃梅生眼皮耷拉下來，搖搖頭，停頓了很長時間。他說話的語調一直高昂且鎮定——四十年的教師生涯，讓他在日常生活中也習慣像課堂講課一樣說話——一下低落了很多，他想起了自己的兒子，以及兒子的一雙兒女。「我是這些孩子的校長爺爺，但不是我的孫子孫女的好爺爺，我其實深感虧欠。」
現在他看起來還是和17年前沒什麽兩樣。飯後在路邊散步，看到有小孩落單，他一定會走過去，蹲下來摸摸孩子的頭，問「你叫什麽名字」和「你在學校有沒有聽老師的話」。去做報告演講，他只挑距離德仁苑一個小時路程的地方，其他都推辭掉了，「因為孩子們需要我在身邊」。
黃梅生的愛人笑著說，「可能他這個人，註定就是只能當老師的。」
他會和孩子們一起例行做社區衛生，把周邊社區地面上的垃圾掃得幹幹凈凈。德仁苑門口的布告欄上，貼著從2008年到現在，他和孩子們每一年的合影照片。孩子們吵吵嚷嚷的，快樂地在這些全家福裏面尋找自己。
2008年，黃梅生和孩子們。受訪者供圖
2024年，黃梅生和孩子們。
「校長爺爺，那是你嗎？那個時候你的頭發還是黑黑的。」一個男孩指著老照片問。
「是啊，那個時候我還很年輕。」黃梅生突然有點感傷。 他彎下腰和孩子們笑著說話的身影，和過去的歲月重合在一起。那是他花了17年的時間，做成的一件「不簡單的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