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是杜林普正式擇定【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萬斯為其副手。關於杜林普此舉，有的論者說是主要受了矽谷富豪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影響，有的分析說主要是杜林普的兒子們力挺萬斯，有的人說萬斯和杜林普一樣都有那種來自於「華盛頓局外人」背景的鮮明氣質，有的論者認為杜林普主要是想透過萬斯進一步鞏固其在鐵銹帶諸關鍵搖擺州裏所獲的支持率（尤其是來自窮白人階層）。這些分析可謂各有其一番道理，但筆者認為，萬斯背後所代表的那股美式新右翼（New Right）風潮，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論述系統，可能才是杜林普所喜好和希望能借重的至為關鍵因素。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7日，美國明尼蘇達州聖克勞德，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出席杜林普的競選集會。
萬斯所代表的這種美版新右翼（"the New Right"）勢力，往往又自稱為民族（或譯為國族）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sm"），有時候簡寫作natcon，以區別於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大名鼎鼎的所謂neocon路徑。還有一個非常直接的例子可以有力證明民族保守主義勢力在共和黨中的興起。7月共和黨密爾沃基大會開幕那天的會場上，和杜林普同坐在第一排最起眼位置的很少的幾個人裏，除了萬斯，還有美國新聞名嘴、霍士原主持人塔克·卡爾森，而在2023年時將卡爾森從霍士炒了魷魚的其前東家傳媒大亨默多克則絲毫沒能得到相近似的尊榮待遇。引得美國媒體驚呼：「共和黨全國大會上卡爾森強勢崛起，而默多克則不得不選擇屈膝」（Tucker Carlson rises as Rupert Murdoch 'bends the knee' at RNC）。這件事情非常能說明問題。因為不僅卡爾森本人常年都是民族保守主義（natcon）運動的堅定支持者，早在好幾年前卡爾森就曾公開說過萬斯甚至比杜林普要更適合於出掌白宮大位[1]。
這些人的政治主張其實與共和黨傳統的政治立場頗有不同之處。後者一般而言，包括了（列根式）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小政府式自由放任主義（small-government libertarianism）和外交政策上的積極幹預主義（foreign policy interventionism）等核心要素，但美式新右翼則更傾向於主張將一些經濟上的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元素（economic populism & nativism），與極端傳統的（有時幹脆是嚴格天主教範式的）社會保守主義（ultra-traditionalist social conservatism）和明顯更為克制（或者說孤立主義範式）的外交政策相結合。這些人認為社會議題上的保守主義立場和經濟議題上的自由市場主義立場這二者間是很難調和與相容的。這些人還認為美國政府在適當的時候可以直接介入插手幹預經濟，比如說，在他們的設想中，政府可以旗幟鮮明地向自由貿易宣戰，他們還主張政府大規模遣返非法入境美國的移民；又如，他們堅定反對全球主義取向，他們支持美國聯邦政府利用關稅、稅收和補貼等政策工具來「保護和促進」美國國內的戰略性支柱產業[2]。他們還認為，聯邦最低薪金的基準線應被提高（盡管這傳統上是一個偏左派的立場）。美式新右翼的最核心主張是：被美國自由派長期視為「進步」標誌的那些發展——包括不斷擴大的全球經濟體系、加速的技術創新以及傳統的社會方面和性方面的習俗觀念的逐步放松——實際上恰恰正是觸發文明崩潰的引擎[3]。他們宣稱自己非常關註自由主義所持的相對主義立場（liberalism’s relativism）對道德秩序的威脅，及其所導致的人們道德定位的逐步淪陷喪失[4]。他們時常會將今天的美國形容為共和制度晚期的羅馬，要麽任由其自由落體，要麽就期待一個像凱撒那樣的人物以超越日常憲政秩序之上的非常手段（extra-constitutional）來集聚權力並以政治強人手腕引領美國[5]。按照這樣的邏輯，則杜林普當年否認2020大選結果的合法性、策動國會山騷亂的行為根本就不算什麽大事。
早在2010年時，美國知名政治學者James W. Ceaser就已指出，當代西方保守主義大致有四個不同的分支（頭），而共享同一個內核（心臟），這個被共享的同質內核是針對現代自由主義（亦即所謂進步主義）的根深蒂固的敵意，而呈現出的四個不同的分支則分別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自由意誌主義（libertarianism）與宗教性右翼。在民族保守主義者們所持的觀念看來，美國只需要這四個分支其中的兩者——亦即傳統主義文化與宗教性的啟示精神——即可，自由意誌主義的過分依賴市場和新保守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以武力捍衛與推行其所謂「自由」原則都是絲毫不必要的。而美國建制派政治保守勢力的最愚蠢之處就是一味強調自由意誌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原則，反而忽視了另外兩個實際更為重要的分支。
或者換一個說法，我們可以拿列根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所謂「保守主義三腳凳」理論為例。這三個腳分別是社會保守主義（包括基督教右翼勢力等），戰爭鷹派（包括積極幹涉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等），財政保守主義（包括右翼自由意誌主義者與自稱是自由市場中逐浪的資本家群體等）。很清楚地，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者們的誌向是要打斷並拋棄掉後兩個腳（當然，這裏並不等於否定其全部政策主張），只需留下第一個，並借助國家力量做進一步的增補即可。
如果再進一步，聯系到福山當年鼓吹的「歷史終結論」，就更好玩了。當年冷戰結束，美英的列根保守主義與戴卓爾保守主義取勝，福山舊瓶裝新酒，寫下黑格爾範式的「歷史終結」，認為人類文明社會大概率都要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體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之途，但現在的西方，對這種圖景質疑和批判得最厲害的人群中正好就包括了各路民族保守主義者（natcon）們[6]。
有學者將這種民族保守主義的核心論點歸納為：認可和支持國家在經濟事務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強調宗教等傳統價值觀和等級性的制度，在外交政策中采取積極主動、偶爾趨向對抗的立場[7]。而最後這一點，在其美式版本的演繹中則更近似於米爾斯海默式的所謂「聯俄制華」策略思路。
從更為政治理論的層面看，這些民族保守主義者們認為，西方民主的最大希望是回歸美國和英國的經驗主義、宗教性和民族主義的傳統——他們認為這些保守傳統曾給英語國家帶來了「輝煌」，並成為全世界所謂民族自由的典範。他們將這個英美式的傳統與其它三個不同的且均已破產或瀕臨破產的傳統——分別是舊式神權君主制、清教徒式神權政治和自由主義革命的範式——相對立，並強調只有這個英美式的民族主義保守傳統（authentic Anglo-American conservatism）才是真正值得格外珍視、值得花力氣去復刻的制勝法寶。在這些人看來，啟蒙式自由主義（Enlightenment liberalism）到今天已完全走入死胡同，過度沈迷的身份政治、種族議題與性別議題只會給美國和西方社會帶來無盡痛苦；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們則是一群智商低下的好戰分子，將美國拖進無休止海外戰爭的泥潭。他們特別強調美國作為一種民族國家的獨立內容與全權自行處理自身事務的性質。更有意思的是，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質疑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價值，並認為若美元適度走弱，可能會更有利於美國國內經濟成長。他們同時反對左翼的要求更多實質平等的身份與族裔政治訴求，和右翼陣營中傳統上存在的要求「最小化政府、最大化市場」的所謂自由意誌主義。他們明顯在追求意識形態上的統一性，比如，他們會將美國大型公司這個群體和支持女性墮胎權的立場聯系起來，宣稱這些大公司都是站在那些尚未出生就被流產掉的嬰兒的對立面，同時宣稱想捍衛這些嬰兒的生命權就一定要旗幟鮮明地反抗這些大公司（尤其是要反對那些處於壟斷地位的大公司）。
他們宣稱自己不僅僅只是政治保守主義陣營中的一支勢力而已，他們將會是21世紀整個西方政治保守主義的最大最有力代言人。在他們看來，麥康奈爾及其共和黨領導層盟友們的那種建制派保守主義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淡化版，是「大沼澤」固有精英統治階層的一環而已，「屍居余氣」，何足論也。這裏的較為聰明和巧妙之處在於，他們基本回避了高度敏感的種族族裔問題，他們的理論包裝看起來似乎是「只要你選擇信從我們，你是什麽膚色都毫無問題」（這其實也算是符合亨廷頓當年留下的「要以理念分，而勿以族裔分」教導），但實際上很清楚地，這個運動的主要健將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拉馬斯瓦米是其中較少的例外），而且整個運動確實充滿了父權制的色彩。
他們希望自己這一派的人可以大量進入政府參與執政，或者用萬斯的話說就是杜林普若能再度執政，應該即時「炒掉」美國政府內的「每一個中層官僚」，「用我們自己的人去取而代之」。他們往往覺得匈牙利的歐爾班政權很好，若美國能變成一個歐爾班主義式的國家，則屬幸甚至哉之事。在他們眼中，政府應擔起的職責不是維護個人權利和處理好對公共善（或者說「美好事物」）的各種不同解釋間的平衡，而是透過調節諸社會關系來強制性地推行一種單一化的「善」的概念。與此同時，毋庸諱言的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觀一直堅持將「中國崛起」的時代潮流視為其眼中釘、肉中刺，他們甚至有時無比荒唐地用「帝國主義」來形容今日之中國[8]。這些人時常會將柏克（Edmund Burke）作為其重要精神符號，當然，這是很荒謬的誤讀，實際上，如果柏克生逢我們這個時代，親眼見到這種所謂民族保守主義的運動，他大概率會嗤之以鼻的。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8日，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落下帷幕。
在這些人看來，在二十世紀美國政治史上，有一個政治運動可以和他們今天所不懈致力於的活動遙相呼應，那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美國一度興盛的所謂「保守主義範式的民粹主義運動」（the conservative populism of the interwar period）。在當時的歷史場景下，共和黨中最偏右的一翼人士強烈支持對進入美國的貨物施加高關稅，對進入美國的移民數量進行嚴格管控，同時積極反對美國卷入各類海外武裝沖突，自然，也包括反對美國加入二戰。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甚至頗有些扭曲和反常識）的歷史觀，它等於是將羅斯福總統新政秩序在美國國內最重要的對手所留下的事業視為二十世紀美國政治史中最寶貴的資源和財富。在這種歷史觀下，不僅美蘇和世界上各反法西斯勢力聯手擊敗納粹的宏大歷史背景變得不再重要，甚至美國是否需要和納粹勢力（尤其是歐洲納粹勢力）發生直接沖突，都變成了一個可被反思與重估的問題。同樣的道理，前述所謂「英美式的民族主義保守傳統」的敘事也是很可疑的，因為它幾乎完全無視英美民族主義在近代擴張時犯下的各種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如大西洋奴隸貿易等）的罪責。
最有意思的是，學界一般認為，美國的全球霸權位置是在二戰之後才正式奠定的，那麽按照萬斯等人的這種歷史觀的邏輯，要麽這個全球霸權位置絲毫不值得當代美國人去留戀，要麽就是即使不加入二戰美國也能最終獲得並建立起這種霸權地位（這實際是很可疑的）。
杜林普選擇萬斯，是否是一種成功的策略，這個問題的檢視仍有待於未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有一點大概是比較確定的，那就是杜林普大概率是想透過萬斯這類人將自己的政策遺產理論化、定型化、系統化、意識形態化，並促使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去逐步取代共和黨中更趨於美國傳統保守主義模式的那種舊形態。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杜林普再度問鼎美國總統大位並大舉展開其「復仇」計劃的嘗試歸於失敗，也不妨礙那種所謂的「杜林普式民族保守主義」逐漸成長為美國共和黨乃至於廣義的美國政治右翼勢力中的一種「共主」版本的新型意識形態。這大概就是杜林普選擇萬斯為副手時打的一種謀劃算盤。我們看到，從杜林普初涉政壇時的意識形態色彩漫漶不清，到他第一個任期的借重右翼民粹主義路線，到今天的扶植民族保守主義（natcon）思潮，此人正一步步地精心營造和構築其政治理念上的長期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杜林普也許是想借助萬斯之力實作其終極的成為某種版本的「哲學王」的目標。另外，上述這三個層次彼此之間並不是相互對立與否定的關系，而更多屬於層層加碼、層層遞進。
註釋:
1、https://harpers.org/archive/2020/02/trumpism-after-trump/
2、https://www.npr.org/ps/planet-money/2024/07/23/g-s1-12513/economic-mind-jd-vance
3、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7/16/jd-vance-new-right-00168383
4、Varga, M., & Buzogány, A. (2022).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Right」: Revolutionary Conservatives and National Conservatives. Critical Sociology, 48(6), 1089-1107
5、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2/04/inside-the-new-right-where-peter-thiel-is-placing-his-biggest-bets
6、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2/the-sad-path-from-reaganism-to-national-conservatism/606304/
7、Altinors, G., & Chryssogelos, A. (2024). Beyond populism and into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conservatis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0)
8、Yoram Hazony: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Regnery Gateway, 2022
李海默（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