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應迎來開學季熱鬧的美國大學，卻迎來了一場「倒閉潮」。今年4月以來，美國兩所百年歷史的高等學府韋爾斯學院、費城藝術大學相繼宣布閉校。韋爾斯學院官方網站顯示，由於本科生數量減少、通貨膨脹壓力以及對高等教育的整體負面情緒，學校不得不選擇關閉。據統計，今年以來美國高校關閉速度急劇加快，平均每周有1所高校停辦。這一趨勢引發了人們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未來發展的擔憂。
【文/阿德賴恩·伍爾德裏奇，譯/楊珈媛】
1630年，清教徒於麻省灣登陸，並建立起殖民地。6年後，當地立法機關批準決議，成立哈佛學院。自此，美國一躍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領軍國家。
1862年，美國透過了【莫利爾法案】，一批「贈地學院/大學」（譯者註：該法案規定，聯邦政府依照每州參加國會的議員人數每人撥給一片土地，這些贈地所得的收益在每州至少資助開辦一所農工學院，又稱「贈地學院/大學」）隨即成立，標誌著世界上首個高等教育大眾化體系的建成。
19世紀90年代，美國將德國研究型大學和牛津劍橋住宿學院這兩種當時全球最成熟的高等教育模式相糅合，形成了一種獨一無二、實力強大的高等教育綜合體。
20世紀，美國又陸續發明了高科技研究園區、綜合學科大學和通勤學院（譯者註：通勤學院的大多數學生不住校園裏的宿舍，他們住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需要開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上學）等高等教育模式。有人諷刺稱，大學就是一種「對沖基金」。
時至今日，美國在教育領域依然領先全球：據2023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釋出的世界大學排名，美國大學占據了全球前30中的19所；迄今的諾獎得主大多來自美國；全球最具財力的10所大學中有9所屬於美國，其中，哈佛大學以500億美元的捐贈資金位列榜首。
然而，美國的大學體系在諾獎和贈金的光環下悄然成形。該體系的缺陷不是存在於某一個環節的小問題，而是整體性、結構性的復雜問題，當今美國的學術體系正走向病態：學費太過高昂（例如，康奈爾大學一年的學費高達9萬美元）；行政機構冗雜（例如，耶魯大學的行政人員數量幾與校內本科生數量相當）；學生債務沈重（全美學生債務總額已達1.6萬億美元，比信用卡債務總額多出60%）。
自新冠疫情開始，美國大學的入學人數銳減140萬，且這一勢頭並未隨著新冠影響的減弱而衰退。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上大學或許並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何況，當今的大學生活與我們印象中的田園牧歌大相徑庭。少數獲得終身教職的精英淩駕於其他教職工之上；而多數臨時教職工則只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無產階級，做著辛勤卻朝不保夕的短期工作。因此，加州大學的4.8萬名教職工在2022年發起了全美最大規模的遊行。當今美國大學的機制有類於上世紀70年代的車企——官僚機構臃腫冗余，對待工人的態度輕蔑又冷漠。
美國大學的教職工舉行遊行（圖源：Bloomberg）
那麽，我們如何才能防止作為美國最成功的行業之一的教育行業走向衰落？在這一問題上，美國人的立場分為兩派：自滿派和顛覆派。
前者主張提供更多公共補貼。美總統拜登曾提議聯邦政府一次性免除數十億美元的學生債務，同時調整學生資助規則，給予學生更多補貼和幫助。
但是，且不論該提議能否透過被保守派把持的最高法院審查，即便其能夠生效，也無益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反而可能導致教育成本進一步升高。
後者主張以新型技術手段重塑高等教育。基利頓·克里斯坦森在【創新者的大學】一書中寫道，新技術或將有助於大幅降低教育成本、徹底改變教育方式，從而使教育行業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然而，這場所謂的技術革命尚未到來。誠如蘇格拉底所言，教育作為典型的人類過程，其理想目標是「點燃火焰」。在這一方面，技術只能作為輔助，而永遠無法取代真實的人際互動。
民主化、市場化、擇優錄取和言論自由是美國大學制度的四項基本原則，自創立伊始延續至今。要改革美國高等教育，也需從上述四條原則入手。
當前，美國大學在民主化和市場化方面表現得太過激進，需加以約束；在擇優錄取和言論自由方面卻有所動搖，需加以重視。大學改革應側重於在四項原則間維持平衡，從而使教育系統處於健康狀態。
當今的美國大學固然在某種程度上實作了民主化原則，卻也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上過大學的美國人數量達到史上最高，但與此同時，許多學生背上了沈重的債務，更嚴重的是，這使美國人將大學教育視作了成功的唯一途徑。
在德國，對善於動手的孩子而言，技術學院和學徒制是一條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然而，美國的學生除了上大學之外，幾乎別無選擇。3900萬美國人在進入大學後無法完成學業而輟學，既背上了巨額債務，又拿不到畢業文憑，左右為難，進退維谷。可見大學教育的全民化實非明智之舉。
有人辯稱，盡管美國現行教育體系以大學為中心，但其實各類職業院校也屬於「大學」。問題是，希望獲得職業培訓的學生很難進入大學；更何況，選聘大學教授的標準是學術經歷而非教學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將職業教育並入大學範疇，真的合適嗎？
我們不應以「民主化」為借口，將不同的教育模組強行捆綁在一起，而應當讓不同的專門機構應各司其職、負責相應的教育模組，從而使各大教育模組更好地發揮作用。在這一方面，德國或許是值得效仿的榜樣。
與教育民主化相對應的是教育市場化。市場化是大學財政的基石、是「常春藤」的根系。
大學的市場化確實帶來了巨大紅利（例如，史丹福大學首次將大學與當地科技產業結合起來，這一模式被世界各國競相模仿），但也造成了浪費（例如，大學紛紛斥巨資建造體育場館或聘請那些根本不來上班的明星教授，企圖吸引學生、提高學校排名）。
而且，美國的大學引入了最為惡劣的公司營運模式：行政總裁享有超高薪酬，中層管理機構龐雜冗余，非終身聘用的教職工被視作臨時工而非科研後備軍，行政人員數量飛速激增（例如，2019年至2021年間，史丹福大學的行政人員數量從8984人躍升至11336人）。尤其令保守派感到懊惱的是，市場化不僅未能「馴服」大學內的激進分子，反而將大筆開支用於「覺醒資本主義」（註：「覺醒資本主義」是Ross Douthat提出的概念，指企業宣揚「自由」「進步」等符合千禧年代消費者價值觀的理念或支持相關社會活動，以此擴大自身的社會影響力）。
顯然，大學需要向企業學習一些「強硬技術」，「精簡「中層管理人員，「重新設計」部份行政程式，提高教學能力等「核心競爭力」，明確行政部門與學術部門各自的職能，更為重要的是，應該確立起錄取學生和選聘工作人員的標準與原則。
美國的大學太過重視民主化與市場化，以至於動搖了擇優錄取原則。大學在錄取學生時，會優先考慮捐贈者的子女、校友的子女、從事「富人運動」（例如擊劍、曲棍球等）的學生，或出於「多樣性、公平糊包容」的政策原則而對某些族裔降低錄取門檻。
上世紀30年代，為了在家庭背景之外衡量學生的能力，美國大學引入SAT考試，以此為標準擇優錄取。而今天，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在保留對特殊群體的優惠政策的同時，不再將SAT考試列為必選項，這一趨勢令人憂慮。
SAT本有助於發掘出身寒門的潛在人才。誠然，精英父母可以為子女提供輔導，以提高其SAT成績，但這一問題並非不可解決：我們可以為每名學生都提供一定的輔導，或將學生按家境分組進行橫向比較。如果放棄SAT，完全以課外活動、教師評價等主觀因素為錄取標準，則難免有偏袒家境富裕或出身特定族裔的學生之嫌。
雅各·斯坦伯格在其經典研究【守門人：一所頂級大學的招生過程內幕】裏描繪了一幅令人作嘔的畫面：大學招生人員基於偏見和勢利，草率地做出足以改變他人一生的決定。大學招生人員的工作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公共財政的使用和未來精英的培養，但是，如果不給出普適且客觀的錄取原則，招生人員很可能無法做出合適的判斷。
言論自由原則更是遭遇了最嚴重的沖擊。在今天的美國校園，學生打斷嘉賓演講的情況已屢見不鮮。例如，美國前總統杜林普任命的聯邦法官凱爾·鄧肯近日在史丹福大學法學院演講時就被現場學生喊停。美國個人權利和表達基金會的數據顯示，2014年到2022年間，類似的事件發生了877次，學者難以自由地表達思想。
事實上，相較於公開的欺淩，威脅言論自由的行為是更深層次的侵權。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論自由】中指出，唯有在觀點多元化的前提下，言論自由才能蓬勃發展。但是，當今的美國大學越來越容不下多元的觀點。
中立偏左的學者遠遠多於中立偏右的學者，而且正變得越來越左。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大多數保守派學者自稱「被敵視」；大約半數左翼和中間派學者也都承認，他們會歧視保守派或杜林普支持者。
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更應該堅決反對打斷演講的行為，捍衛少數派發聲的權利。
平衡四項基本原則的要求聽起來非常困難，但實際上，進步已經初現端倪：有人公開就高校學歷與「好工作」繫結的現象提出質疑，曾擔任麥肯錫顧問及奧巴馬政府官員的巴朗·奧古斯特創立了非營利組織「Opportunity@Work」，他指出，勞動市場對學歷的迷信造成了「文憑天花板」，在這樣的環境中，以其他途徑獲取知識和文憑的群體難以晉升，少數族裔受到的傷害尤其嚴重。
一些科技行業的龍頭企業已經取消了對於部份職位的學歷要求；耶魯大學校報【耶魯大學每日新聞】著力批判學術官僚現象；美國亞裔群體正在團結起來，向最高法院起訴哈佛大學「平權法案」，並呼籲大學擇優錄取、關註SAT等其他客觀測試的成績，以免亞裔在大學錄取時受到歧視。
亞裔學生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起訴哈佛大學「平權法案」（圖源：Bloomberg）
在保護言論自由方面，史丹福大學法學院院長珍納·馬天妮絲旗幟鮮明地支持言論自由原則，主張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關於言論自由和法律職業規範的培訓課程；（在個人權利和表達基金會的言論自由排名中位列170/203的）哈佛大學成立了一個由教師領導的組織，呼籲學術自由和公民言論；康奈爾大學決定將言論自由的意義、歷史和挑戰作為下一學年的特色討論主題，校長瑪莎·波拉克表示，「大學必須深入思考言論自由的意義，並理解失去言論自由所可能帶來的後果，這是至關重要的。」
長時間的高速發展使高等教育部門嚴重失調。我希望，面對未來幾年入學人數的銳減，美國的大學能反躬自省，抑制對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過度熱情，強化對擇優錄取和言論自由等自由主義基礎原則的支持。
獨裁勢力的陰霾和社媒資訊的疑雲籠罩著世界，當此之際，美國的大學理當如耶魯大學的校訓所言，站在「光明與真理」（Lux et veritas）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