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本質是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集合，你在某座城市購買了一套房子，實際上等於是購買了一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集合，它包括交通、學校、醫療、購物、寫字樓、娛樂等，不同城市、不同區域的居民分別享受不同水平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需遵循服務半徑的函數，具有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的特點（網絡效應），簡單講，就是使用的人越多，平均成本越低。
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是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則來提供對應水平的產品和服務的，只有在單位面積內維持足夠的消費密度，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才能最大化的分攤成本，壓低價格。所以，政府為了獲得較高的效益，同樣的基礎設施投入要服務盡可能多的人口。
作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比如居民和企業部門，為了節省各自的交通成本，會自發地向區位較好的空間集聚。
根據上述的邏輯，如果你想要享受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只可能在在那些空間擁擠的區域才會有提供。
講到這，城市和非城市，或者說城鄉差別的本質是什麽？
是公共服務密度和效率的不同，量級，能階越高的城市，規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相對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水平高密度大的城市的核心地段，房價自然也是高的。
農耕文明（鄉村）下強調的土地是耕地，耕地是一種農業經濟的生產資料。商業文明（城市）下強調的土地是共識，富人紮堆的土地才有價值，富人離開，這塊地就沒啥商業價值（消費是往人工更便宜的地方尋求極致體驗，投資則是反過來的，往富人紮堆的地方抱團取暖）。
農耕文明下強調的人口是人丁，人丁是一種耕地經濟的勞動工具。商業文明下強調的人口是指消費，俗稱有消費能力的人口，才叫人口（窮人生一堆小孩，不能解決人口問題，因為沒有消費能力）。所以現代管理和古代管理也是不一樣的。不是說你管的人越多就越有錢。你管五千個工人，都不如你管五十個碼農。因為後者比前者更掙錢。
你會發現邏輯一旦轉變，視角就會煥然一新。在城市的制度原型裏，政府的角色非常簡單，那就是基於空間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不同類別的政府對應不同的產權：獨裁或威權的政府擁有廣泛的產權，民選的政府則只有有限的產權，只能在法定範圍內行使權力，重要的決定必須獲得授權。像世襲的封建國家，政府是私有的，比如大清，滿清皇族實際上是雇用經理集團和職業城市經理來負責具體經營的。
那在現代城市裏，企業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企業的真正本質是一種商業模式。
所謂的商業模式，就是將潛在市場需求轉化為以可盈利的方式提供產品的一種投入產出機制。
簡單講就三件事：1，找準客戶的需求；2，做成可盈利的產品；3，低成本的獲取流量
市場上有形形色色的多種需求，但只有透過合適的商業模式，才能轉化為有效需求。
當下的通縮=有效需求不足
這也是企業家的核心職責，就是創造一種要素的組織方式，將這種潛在的需求轉化為真正的利潤。
為什麽會產能過剩？就是企業家沒有創造出真正消費者需要的東西（有效需求）來，1710 年的時候，英國有個企業家叫阿布拉哈達比，他發明了新的煉鐵的方式，到 1760 年的時候，英國的鋼鐵就大量的過剩了。那鋼鐵過剩以後怎麽辦？
按照現在政府搞經濟的思路，可能就要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端了，這顯然不是企業家做的事，企業家是要創造出一個新的市場。
英國有個企業家叫約翰維爾金森，他說我們可以用鐵來造椅子，他說我們還可以用鐵來造船。所有人都說他瘋了，鐵扔在水裏邊，它是飄不起來的，船只能用木頭造，但是這位天才企業家的想象力變成現實。什麽是企業家的創造力？
創造力=想象力變成現實=符合邏輯的想象力=有用的想象力
他真的造出了鐵船，那就為鐵了開辟了一個新的市場，後面又發現鐵還可以蓋大樓，所以芝加哥出現了摩天大樓。
so， 現代城市裏，我們要用企業家的想象力去創造新的市場，而不是用像凱斯主義那樣用貨幣政策創造市場。
再比如電視和互聯網需求巨大，但向使用者收費困難。於是企業家（雅虎的楊致遠）創造了一種收費模式：廣告。透過廣告，電視和互聯網的經營者可以間接向消費者收費，消費者透過被迫觀看廣告享受免費的服務，廣告商則可以透過購買「收視率」或「點選率」來獲取流量。所謂的羊毛出在豬身上，狗買單。
你在新的角度下去重新審視城市間的競爭，它和我們前面權力系列中提到的國家一樣，每次朝代興替，都是固化世襲的低效體制被競爭流動的高效體制所擊敗。
六國對秦國的失敗，是血統制對選拔制的失敗；大清對大英的失敗，是封建制對市場制的失敗。秦到清之間的改朝換代，固然沒有制度創新，但也有同樣的邏輯，都是流動性強的新官僚，取代流動性固化的舊官僚。
說穿了，各級城市的掌舵者，最終還是不同城市制度之間的競爭。
所以，一個城市的長期發展中，城市規劃中的制度設計遠比空間設計更加重要。在這樣的邏輯下，你可以重新審視你所選擇的城市以及你所選擇的地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