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裏，一種陌生的小白花引起了萬歷皇帝的註意。
這是一種「貢品」。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後，馬鈴薯便因為易種植、產量高、澱粉含量大等優勢，風靡歐洲的餐桌，為解決各國的饑荒問題立下汗馬功勞。
16世紀，隨著荷蘭人進駐台灣設立據點，他們多次派使節入京，這種黃不啦饑的土疙瘩，便來到了中土，並改名「薯仔」，成了皇家貢品。
但晚明的皇室貴族們，根本瞧不上這種貌不驚人的農作物。好歹也是「貢品」，有司於是將馬鈴薯當作觀賞植物，種在西苑太液池邊，希望皇帝路過時能瞧見馬鈴薯獨有的小白花。
這種白色的花，卻被萬歷皇帝認為不祥。
很快，作為「貢品」的馬鈴薯，便遭嫌棄，被發配到了菜戶營。
雖然萬歷皇帝瞧不上馬鈴薯，但在他手下做官的蔣一葵卻很早就留意起這種新作物。
作為京師治安官員，蔣一葵的日常愛好是收集民間奇聞趣事、小道訊息。他文筆還算不錯，寫了本【長安客話】，專門記述在京師的見聞。在這本書中，他寫到了薯仔：「薯仔，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也就是說，馬鈴薯傳入中土時，樣子像芋頭，唯獨口感比較一般。
不過，明朝的菜戶營可不是一般的機構。根據【北京百科全書】記載，菜戶營是為皇家種菜的專業農人的聚落，歸上林苑嘉蔬署管理。因此，菜戶營裏幾乎雲集了當時全天下最會種菜的一群人，而他們生產的蔬菜瓜果，最後大都流入宮廷，供帝後享用。據此可知，最早吃到馬鈴薯的中國人，應該還是晚明的皇室貴族們，雖然他們打心底裏看不上這種外來作物。
崇禎年間，太監劉若愚在他所著的【酌中誌】中有關於皇宮飲食的記載：「遼東之松子，蘇北之黃花、金針，都中之土藥、薯仔，南都之苔菜，武當之鷹嘴筍、黑精、黃精……不可勝數也。」換言之，經過數十年的培育，曾經不堪入口的馬鈴薯，已經成了京中少有的能拿得出手的「特產」了。
然而，菜戶營所培育的馬鈴薯仍然難以走上普通人的餐桌。離開皇家、京畿，一般人依舊無法獲得優良的薯種。這一點，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便可佐證。
在這本明末的農學巨著中，徐光啟面對幾乎同時期自歐洲傳入中國的紅薯，著墨甚多。他專門寫了篇【甘薯疏】，將紅薯第一次在上海試種後的經驗總結了出來，成為農學史上著名的紅薯松江種植法。而面對馬鈴薯，這位明末的大學士卻只介紹了其別名、形狀和吃法，說明即便如他那般位高權重，想要試種並總結馬鈴薯的栽培方法也是無從下手的。
當馬鈴薯之味逐漸為明朝上層所接受時，一場大饑荒卻持續席卷著大明天下。
【中國氣象史】記載，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四次小冰河期。所謂「小冰河」，最明顯的特點便是天氣驟然轉寒，且持續的時間相當長。根據竺可楨推算，中國的第四次小冰河期大約出現在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之間。其中，萬歷至崇禎年間，這種極端氣候引發的次生災害最為嚴重。
在這段時間內，太湖、鄱陽湖、洞庭湖、淮河等南方水系相繼出現結冰狀態，甚至往南到今天的廣東、海南等地，「夏寒」「夏霜雪」的記載，也屢見不鮮。
到了崇禎末年，極端氣候引發的旱災幾乎席卷了明朝四方，其中，河北的順德府、大名府、河間府，相繼暴發因旱災引發的疫情，「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而旱災最嚴重的陜甘等地，大小旱事、蝗災竟持續了15年之久。
自萬歷時代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以來，明朝便甚少有經濟計劃上的變通。「一條鞭法」的核心，是將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融為一體，允許百姓按自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交付一定的稅銀即可。這種稅收體制到了崇禎時代，卻成為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方面，明朝南、北地域的發展不均，用統一標準征稅，雖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官員貪贓枉法的行為，卻也無形中加重了百姓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稅法規定只收銀子，百姓只能將糧食賣了，換錢充公。
在災荒之年，糧食是用來救命的。如今，賣錢交了稅，便只能餓肚子了。
由於長期吃不飽飯，陜西漢子李自成揭竿而起，打出「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迅速集結隊伍，活動於陜、甘、川、鄂一帶，意在推翻明朝腐朽的統治。
如果明朝的統治者有先見之明，意識到馬鈴薯不僅是「貢品」，還是度過饑荒的「功臣」，大力推廣種植，這場因餓肚子而起的動亂或許能消弭於無形也未可知。但明朝之於馬鈴薯，錯過了便永遠錯過了。
李自成真的攻進了紫禁城，明朝壽終正寢。但李自成也不是真龍天子，不久，在吳三桂的裏應外合下，關外清軍八旗一擁而入，成功問鼎中原。
大歷史的巨變，也改變了馬鈴薯的去向。
清朝取消明朝的皇室飲食供應系統，原先替皇家種菜的「菜戶」們瞬間淪為了平民。伴隨著菜戶身份的變化，馬鈴薯等一批原先僅供給皇家的蔬菜瓜果，通通被貶「下凡」，逐漸登上老百姓的餐桌。
雖然，京畿一帶的百姓此時已能吃上馬鈴薯，但它畢竟是舊時皇家貢品，與小麥、水稻等主食相比，馬鈴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處於相對尷尬的地位。
作為馬鈴薯在中國的傳播使者，荷蘭人卻從未放棄過希望。
明亡後，「國姓爺」鄭成功率部進駐台灣，趕跑了在此實行殖民統治長達38年的荷蘭人。荷蘭人只能灰溜溜地跑到爪哇島上，借助先前建立於此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展東方海上貿易。由此，一大批進入中國南方的馬鈴薯，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的夏天，與荷蘭使團一起從爪哇經廣州，抵達京、津一帶。
荷蘭人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與清朝皇帝就荷蘭人在中國內陸貿易問題展開共識性談判。荷蘭人認為，神秘的東方還保留著諸多古老的習俗，與日新月異的歐洲存在很大的隔閡。當然，對當時正享受著勝利喜悅的大清而言，曾經上過明朝皇帝餐桌的馬鈴薯，依然不受待見。
但荷蘭人始終沒有放棄開拓中國市場的願景。
從1663年至1792年，荷蘭的傳教士、官方使團前後五次來華。由於馬鈴薯富含維生素C，對當時海上船員易犯的壞血病具有很好的預防作用。因此，使團成員來華時，船上必備馬鈴薯。馬鈴薯隨著使團的腳步，流向途經的南方沿海城市。從此，在北方被稱作「薯仔」的馬鈴薯，在南方又多了一個「爪哇薯」的名字。
此時，中國的人口正在經歷一輪爆炸性的大增長。康熙、雍正兩代帝王為安撫中原百姓，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的政策，這在客觀上為人口增長提供助力。據統計，在雍正之後的乾隆年間，中國人口呈直線上升趨勢，短短半個世紀內，全國人口從乾隆六年的1.43億人激增到乾隆五十九年的3.13億人，增長一倍有余。
人口激增，導致整個社會對糧食的需求量大幅上升，進而導致了人地矛盾的進一步激化。這為乾隆時代糧食短缺、米價哄擡埋下了伏筆。
為了糊口活命，缺糧少食的百姓只能鋌而走險，與富商大戶、官府對抗，搶米占糧。由此，全國各地搶米風潮接連發生。乾隆八年冬至十年春，「湖廣、江西、江南等處，搶糧之案俱未能免，而江南尤甚，一邑之中竟有搶至百余案者」。
漕運經過的地區，如蘇州府，鬧糧風潮更是厲害。袁枚筆下的顧堯年，不過是蘇州一介布衣，「以請平米價，倡眾毆官」，被官府抓起來審訊，不料引發蘇州百姓的群怒。官府持續派兵鎮壓，前後逮捕了30余人，事件才得以平息。
面對糧食短缺引發的社會動亂，乾隆帝顯然不想重蹈明末覆轍，於是決定放松戶口管理，鼓勵百姓遷移開荒。在此背景下，馬鈴薯也開始了「攻城略地」的歷史行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朝廷提出「永停編審」，戶口管理松動，自耕農有了自由遷徙的機會。人口的增長和流動，使得社會對墾荒增糧的訴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前僅在京、津一帶小範圍種植的馬鈴薯，因澱粉含量多、可果腹等優勢，此時一躍成了遷徙百姓的主糧。
由於馬鈴薯耐寒耐旱，跟隨來自天南地北的開荒者，其種植也播撒全國，落戶於河北、山西、陜西、山東、河南、四川、雲南等地。
曾任漢中知縣、知府長達20年的嚴如煜在【三省邊防備略】中寫道：「洋芋（馬鈴薯）花紫、葉圓，根下生芋，根長如線，累累結實數十、十數顆。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溝地一塊，挖芋常數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貯，磨粉和蕎麥均可作餅、饃。」
這說明，最晚在嘉慶、道光年間，馬鈴薯已經成為西南地區的主食之一。
同樣的歷史行程也發生在西北地區。位於陜西的興安府（今安康市）在當地府誌中提到：「乾隆三十年前，本處秋收，以粟、谷為大宗，十年以後，則雜以包谷、洋芋（馬鈴薯），至乾隆末，則已遍山滿谷。」
漸漸地，飽受饑荒之苦的人們發現了馬鈴薯高產的秘密。
原來，馬鈴薯一年至少可以種兩次。一般在每年三四月份種下，夏季八月即可收成，並且畝產量可高達一噸。要知道，同時期北方小麥畝產僅為300斤左右，而南方即便有兩季稻，全年畝產也不過五、六百斤。
可以說，高產的馬鈴薯，救了不少中國人的命，也改變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飲食結構。正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湖北【建始縣誌】所載：「民之所食包谷也，洋芋也，次則蕨根，次則蒿艾，食米者十之一耳。」
至此，馬鈴薯在傳入中土二百多年後，終於為中國百姓所接受和依賴。
隨著老百姓對馬鈴薯的主食依賴性越來越強，進入19世紀中葉，在「薯仔」的稱呼之外，人們又給它取了山藥蛋、陽芋、地蛋、地豆、番仔薯等符合各地特色的中文名。
作為吃馬鈴薯長大的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科舉狀元，河南人吳其濬在他的【植物名實圖考】中第一次完整記錄了馬鈴薯的種植方法和食療功用：
「馬鈴薯，原名陽芋，黔滇有之。綠莖青葉，葉大小、疏密、長圓形狀不一，根多白須，下結圓實，壓其莖則根實繁如番薯，莖長則柔弱如蔓，蓋即黃獨也。療饑救荒，貧民之儲，秋時根肥連綴，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膳煨灼，無不宜之。葉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雋永。開花紫筩五角，間以青紋，中擎紅的，綠蕊—縷，亦復楚楚。山西種之為田，俗呼山藥蛋，尤碩大，花色白。聞終南山氓種植尤繁，富者歲收數百石雲。」
吳其濬不知道的是，在他寫成此書前後，地球的另一端，西歐的愛爾蘭正在遭遇史上慘絕人寰的大饑荒。
這場因晚疫病菌引起的大饑荒，足足在愛爾蘭肆虐了五年。其間，「日不落帝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人口銳減近四分之一。而這起大饑荒的背後，正是因為病菌侵蝕了當地居民賴以為主食的馬鈴薯。感染上晚疫病菌的馬鈴薯苗，莖葉和食用塊莖統統腐爛，導致這些年份的馬鈴薯大量失收，居民無以為食，餓殍遍野。
同理，作為19世紀中國百姓的主要口糧之一，當馬鈴薯發生大面積種植災害時，也會引發一定程度的饑荒。
光緒十五年（1889年），四川、貴州等地夏天的雨量比往年多，耐旱耐寒的馬鈴薯被大面積淹壞，當地百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糧食，大量饑民湧入山間，「四鄉餓殍甚眾」。
縱觀中國歷史，盡管百姓的吃飯問題在清末乃至民國時代依舊存在相當大的壓力，但對於一向抱有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國人而言，馬鈴薯的育種與選種一直是扭轉這種民生劣勢的重頭戲。
作為中國最早的農業期刊【農學報】創辦者，羅振玉在1900年便主張從歐美引入優良薯種，設立種子田，「俾得繁殖，免遠求之勞，而收倍蓰之利」。這為國內馬鈴薯育種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爾後，在帝國主義入侵和國人引種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的馬鈴薯出現了白皮、黃皮、紅皮、紫皮等數種耐寒品類，並在20世紀30年代迎來了畝產高峰。據唐啟宇先生統計，單是1936年一年，全國馬鈴薯總產量便高達2500萬斤。充足的馬鈴薯產量，為那個飽受戰爭與饑荒雙重打擊的年代，帶去了生命的「薯光」。
延續這一傳統，1939年，從美國學成歸來的農學家楊鴻祖，帶來了他從明尼蘇達大學馬鈴薯育種專家克倫茨那裏引進的馬鈴薯雜交品種，打算在四川成都開展首批雜交育種試種。豈料，當年正好趕上晚疫病大暴發，楊鴻祖移種在四川的馬鈴薯苗幾乎損失殆盡。後在蘇聯馬鈴薯育種專家的幫助下，楊鴻祖才得以引進16個在歐美種植的馬鈴薯野生種，繼續其雜交試驗。
經過多年的反復試驗，1951年，楊鴻祖終於在18個品種的雜交種子中，發現了8個可以免疫田間晚疫病流行的品種。
在新技術的加持下，馬鈴薯再一次在上世紀50年代的饑荒中保住了許多中國人的性命。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馬鈴薯出產量最大的國家。許多專家認為，隨著全球人口的快速增加，未來世界出現糧食危機時，只有馬鈴薯可以拯救人類。為此，中國也率先啟動了馬鈴薯主糧化戰略，使得這一舶來中國四百余年的農作物，與稻米、小麥、玉米共同躋身中國四大主糧之列。
時光流轉，當馬鈴薯實作「身份」逆襲之時，是否還有人記起它初來乍到時那窘迫的身影？而誰又能想到，當初在紫禁城裏被認為「不祥」的白色小花，竟是歲月安好的最後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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