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主題：理想與現實，批判與建設，個體與全域，問題意識與過程意識，權利意識與法制觀念
01
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懷
「如今的青年怎麽了」，近來，關於青春的話題持續引發社會熱議。有聲音批評，本是最富朝氣銳氣、最有權利做夢的年輕一代，不少人卻陷入利益的羈絆，精致利己而老於世故，熱衷實惠而恥談理想。
實際上，時常陷入利益羈絆的又何止青年？一事當先，做還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內工作，竭盡全力還是敷衍塞責，尚得仔細權衡。得與失，取與予，風險與收益，付出與回報——在利益的座標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演繹著價值排序，精準計算著投入產出。一切似乎都進行得準確順暢。只是，當物質的欲望填滿生活，利益的喧囂遮蔽生命的星光，在萬籟俱寂的夜晚，也會惘然惆悵：為什麽，我們「兩手滿當當，心中空蕩蕩」？
當今中國，利益的正當性早已「除魅」。對利益名正言順的主張，讓人人得享發展成果，「利益覺醒」可說是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馬克思早有斷言：「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刻意回避利益，豈止是陳腐迂闊，離開利益的齒輪，世界將空擋滑行。對個人也好，對社會也好，都如小平同誌所言，「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主義」。
但是，考量利益，並非讓利益的追求絕對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計較未必無益於社會的進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經濟奇跡。利益最大化的風輪，很容易鼓蕩物質的城堡遍地開花。然而，這樣的城堡卻精神雕敝，缺乏良性演進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會在意公共問題，只關心物質利益的人不會關心社會福祉。
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懷，我們的身邊便會充斥利己主義的鐵桿擁躉，責任能夠淡忘、道德可以離席、靈魂容許出醜。不是嗎？毒奶粉泛濫，地溝油盛行，在唯利是圖的利益盡頭，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線的崩塌。
誌願服務，主動回報社會，卻被猜測其中掩藏著利益動機；應對災難，企業獻出愛心，卻被揣度背後有著利益交換。楊善洲圖什麽，用利益的邏輯說不通，就斥為「傻瓜」；郭明義為什麽，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斷言「神經病」。利益的風暴撕碎了懸在一些人頭頂的崇高雲層，人不過是欲念死海中一個小小的漩渦。「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不與實利掛鉤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矯情」，利益於是成為時代價值的「粉碎機」，讓我們的社會只剩誅心之論，難言感動信任。
這是現代版的義利困惑，也是墮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恥於言利」的時代，難道就一定要拋棄「時刻準備著」的理想？經歷著「利益解放」的大潮，難道就一定要放棄「為了全人類」的信念？拒絕利益主義獨步天下，理想情懷又該何處安放？
就像文學家所說的那樣，「理想有如晨星——我們永不能觸到，卻可以借著星光在人生海洋中遠航」。確實，理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幫我們找一個優厚的工作，領一份體面的薪水。甚至一個有理想的人，活在當下，會比別人更覺生存的困難與尷尬。但是人若沒有了理想，生命將走向何方？我們贊頌希望「讓人類遠離饑餓」的袁隆平，我們欽佩把汗水灑落山間郵路的王順友，實際上是贊頌一種更飽滿的意義、欽佩一種更豐盈的人生。循著理想的星光，我們才能跳脫一己得失，眼界更遠、胸懷更大，找到一個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誌論」者固然舉步維艱，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樣蒼白無力，「喻於利」不是開啟幸福的萬能之鑰，「喻於義」才能推開夢想的必然之門。構築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靈魂的原野郁郁蔥蔥，文明的河流碧波蕩漾。這就是為什麽寫出【國富論】的亞當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論】，也是為什麽社會的改革者，既需要現實主義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擔當。
翻開歷史，越是大發展、大變動的時代，越需要有超越個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執著信念，法國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20世紀初葉席卷世界的紅色狂飆，都曾是導引時代前進的旗幟。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的當下，尤需在物質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懷。借用叔本華的一句話，它是對每個時代偉大事物的同一性和連續性的信心，是對一代代人的變化和衰退的抗議。
02
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設心態」
曾有人說，批判精神，是呼喚進步的閃耀火花，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沈淪；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聖之光，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墮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來的熱切向往，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絕望。
誠哉斯言。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批判是思想進步的活水、社會發展的源泉。沒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沒有神學大廈的坍塌，也就沒有我們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沒有費爾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沒有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登場；沒有共產黨人的批判精神，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中國的撥亂反正，也就沒有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正是在批判中，我們突破一個又一個禁區，從必然王國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國。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呼聲，那麽批判則是對這呼聲的回應。在認識論層面，批判是認識問題的邏輯起點；從方法論角度，批判為解決問題、推動進步提供了契機。然而，僅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叢生的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進一步，費爾巴哈貢獻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畫出太陽系執行的真實圖景。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毛澤東說得清楚：「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這樣的態度，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態度，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態度。在他們眼中，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熱諷，也不是痛快一時的情緒宣泄，而是破與立的對立統一、批判與建設的相得益彰。他們懂得，當批判精神異化為「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懷疑明天，結果只能陷入歷史的虛無：昨天一無所有，今天一無是處，明天一無建樹。
社會總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豈止車載鬥量。13億人口的中國，快速發展的轉型期，有問題，甚至有很多問題，都再正常不過；即便是已經「熊抱」現代化的已開發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今天，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得人類可以往返於地球與月球之間，但我們在處理人類事務方面依然捉襟見肘」。對這些問題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確而且必要。問題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論道，誰來為我們解決問題？
與解決問題相比，做個「批判家」並不難，對照理想，現實的缺憾俯拾即是。做個「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這個社會怎麽了」，微博便會「很有氣質」。但是，復雜的矛盾不會因批判自然遁形，社會的正義更不會因批判自動實作。斯洛文尼亞前總統德爾諾夫舍克說得好，「單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難以改善世界的」。社會的每一根毛細血管，都不能放棄對肌體健康所負有的責任。
批判是通向正義感的捷徑，是體現存在感的絕佳方式，但歷史的責任不允許我們滿足於道德飆車。中國的進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該不該」的判斷，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尋。制度的改革，社會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眾人一起發力。鞭撻黑暗時，點亮蠟燭；蔑視貪婪時，拒絕同流；痛斥冷漠時，伸出雙手……我們不僅要做提出問題的共同體，更要做解決問題的共同體。
「顛簸於批判主義的無邊波浪之中，我們需要尋找一塊陸地建構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們的時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過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學生司占傑傾註愛心的麻風病村莊；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質疑，也有碩士生李英強興辦鄉村圖書館的誌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虛手袋，也有誌願者行動的樸實守望；有校園裏「懷疑的時代還需要信仰嗎」的不休爭論，也有新聞界「我是建設者」倡議的強烈共鳴……站在這塊劇烈轉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沈溺於憤世嫉俗，有人習慣於悲觀抱怨，但總有一些人以行動肩起責任，用積極主動的點滴努力，積攢起改造社會的正能量。
時代不僅需要解構，更需要建構。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給自己，卻把創造的權利讓給別人。歷史的原野如此遼闊，作為時代的一員，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種下樹木、留下清涼。不僅當一個批判者，也要做一個建設者，每個人的一小步，就是時代前進的一大步。
03
有個體意識，也要有全域觀念
在今日中國的現實語境下談全域觀念，很容易招來拍磚乃至譏笑。一個傳統上如此重視集體歸屬感的群體，又剛從「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年代走出來不遠，很多人還沈浸在對「無我」的反思之中。追求個性的張揚，強調多元與多樣，思想的松綁，仿佛才剛剛開始。有什麽必要在肯定個體意識的同時，強調全域觀念的「也要」？
這正是社會治理的復雜性所在。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哪種觀念像個體意識與利益訴求一樣，如此席卷人心。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到「我的地盤我做主」，從「言利未必非君子」到「無利不起早」，個人利益已經成為很多人處理社會關系的出發點。或含蓄或直白，或溫和或激烈，對個體的強調，迅速在社會價值譜系中全線展開。
觀念的演進，源自奔流的實踐。個體意識勃興的背後，是告別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行程。明確的權利主體和利益邊界，是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也正是因為對個體利益的尊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才贏得了億萬人發自內心的推動。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的時代一去不返。
然而，「全域」從來不會因為對「個體」的強調就不復存在。辯證法的偉大在於，它永遠提醒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另一面。垃圾焚燒廠建在你這裏不行，建在我這裏也不行，但它總要建在一個地方，否則必然是垃圾圍城；修橋修路修車站，拆你的房子不行，動我的芝士不許，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除非大家都不過橋不走路不出遠門。一邊抱怨霧霾遮天，一邊不願安步當車節能減排；一面痛罵就醫難買房貴，一面又都想掛專家號住豪宅，這樣的「通吃心態」，不止是在初級階段的中國行不通，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會碰壁。
一切都讓個人聽命於集體，強調個人為「全域」無條件犧牲確屬苛求；但「我滿足了，才是公平，我滿意了，才叫正義」，肯定也非理性。如果每個人都想著一己之私的最大化，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會進步，「各私其私，絕無國民同體之概念」，不僅難以發育出良好的社會，也難以長久維持個體的利益。
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利益多元的時代。如果我們承認權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樣，歡呼由此帶來的文明進步，那麽也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個體與整體必須協調。近年來，無論是地鐵禁食的爭議，小區文明養犬的討論，還是公共場所禁煙引發的熱議，一系列公共事件無不提醒我們，個體行為並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權利是有邊界的。正如諺語所說，你揮舞拳頭的權利止於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體的妥協溝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
社會的發展，將個體的尊嚴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的個人主張，可能成為國家之痛。對「從搖籃到墳墓」高福利制度的過度追求，讓歐洲國家掉入高成本、高稅收的陷阱，社會危機由此而生。同樣地，在中國進入快速城鎮化的當下，要求取消所有城鄉差別，在教育、醫療、戶籍制度等方面實作絕對的均等化，不僅是脫離歷史的，也是超越時代的。
從世界範圍來看，20世紀以後，傳統的權利概念經歷了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即絕對的、排他的權利須受到某種限制，以服從公共利益的需要。這個過程也是作為個體的公民重新進入社會的過程，是意識到權利之上還有社會責任的過程。無視他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脫離時代的語境，抽象的權利只能在現實中逐漸風幹。
不要總讓「個體」與「全域」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總將對「全域」的考量，放在「個體」的對立面上。標簽盛行的地方，理性容易枯萎；思維陷入絕對時，真理即成謬誤。如果說，個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只是公民意識成熟的第一步，那麽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還需要每一個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域觀念，更多承擔力所能及的社會責任。
04
有「問題意識」，也要有「過程意識」
曾有學者慨嘆，我們遭遇了一個「問題的時代」。從大都市惱人的霧霾到田野間空心化的村莊，從「蟻族」、「蝸居」難圓夢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屢現危機。翻開報紙，相關討論不絕於耳；開啟網絡，種種質疑迎面而來。一時間，問題讓人煩惱，問題使人憤怒，問題令人「絕望」。
如何看待我們時代的問題？
「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的要求，是對問題應有的態度。「問題是時代的聲音」，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可以說正是在解決問題中步步向前。如果眼裏沒有問題、心裏沒有期待，也就不會改革、難言發展。有「問題意識」，是認識能力提升的表現；能暢所欲言直面問題，更是時代社會的進步。
然而，過猶不及。如果「唯以問題識天下」，群情激憤中，任「問題焦慮癥」裹挾成極端情緒，固化為狹隘認識，演變為偏執思想，將人人變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讓問題遮望眼」，心灰意冷間，讓「問題悲觀癥」驅逐社會自信心，抵消發展正能量，吞噬我們的幸福感，「問題意識」本身就也成了問題。
今天的中國，發展很快，矛盾高發，問題不少。我們固然要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但也不能期望萬年之事、朝夕解決。將問題拖成歷史問題誠不可取，畢其功於一役也絕不現實。任何時候不能忘了，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對各種問題，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超越階段的誇張口號，或是「一招就靈」的萬能良藥，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輕浮狂躁。
歷史無非就是問題的消亡和解決，現實也無非是問題的存在和發展。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關鍵是要把問題放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觀察，與國情對接、跟現實對表。一年一度的春運最為典型，一個多月34億人次出行，而人均擁有的鐵路，還不到一根香煙長度。現代化的速度提升了，過程卻無法壓縮，再加上不斷增大的人口規模、水漲船高的期待訴求，都使問題的存在有客觀性、必然性，問題的解決有復雜性、長期性。
希望找到一個總開關，按一下就解決所有問題，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滿糾結的生活中，幾乎每一個問題的細節裏，倒確實暗藏著一個「哲學按鈕」，按下那個按鈕，被遮蓋的意義就會一目了然。比如，農民工問題。過去十幾年裏，2.6億農民相繼進城，接近俄羅斯和日本人口的總和。他們的生活要在短時間內超越「綠皮車、編織袋」階段，子女教育與就業，自身醫療與住房，十幾年積累的問題要一下解決，即便是奧林匹克山上的希臘諸神，恐怕也無能為力。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消化問題同樣需要時間。用辯證法的方式考量社會行程，才能還原事件的真實意義。
解決問題的願望迫切，可以理解，更應該重視。不過，如果能多點「過程意識」，會更有利於看到主流、形成共識。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強。異地高考理應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開閘放水，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即使翻番，也無法滿足如此激增的就讀需求。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不正是在這樣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漸逼近問題的最終解決？
抽象的價值，存留在理論之中；具體的公正，則需體現在每一個人身上，不像喊喊口號那樣簡單。醫療改革既需協調利益魔術方塊，更需面對海量剛需和分布不均的現實；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確，具體調整卻是復雜的系統工程。知易行難，在當前中國，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種簡單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見影搞定所有「中國式問題」。30多年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正是從哲學層面上理清了問題與過程的關系，才摒棄了急於求成的冒進，拒絕了休克療法的誘惑，找到了正確的邏輯和順序。
風雨多經人不老，關山初度路猶長。有時候，我們的確感到被問題「追著走」、「推著走」。這可以理解，轉型期中國問題一大堆，公眾和輿論更加敏感，未來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滿挑戰。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對問題的不斷突圍中，國家社會得到了實質性改善。既有「問題意識」，也有「過程意識」，才能讓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會對未來更有信心。
05
有「權利意識」，也要有「法治觀念」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說，當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電影，曾讓人們充滿好奇，那麽今天，「討說法」已經成為社會口頭禪。從主張經濟、社會、文化和消費者權利，到捍衛政治、環境、食品安全和納稅人權利，「權利意識」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深入人心、影響社會、改變國家。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由平等意識、網絡媒體勃興提供的多元表達平台、民主政治進步造就的個體意識啟蒙，所有這一切，成為人們權利意識的萌發、表達和伸張的「時代註腳」。與之相伴，「權利意識」的高漲，也為樹立法律權威、培養法治觀念、發掘公民意識，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一元錢」官司的較真，厘清的是社會是非觀念；「物權」概念的普及，調動起創造財富的熱情；「環境權」的主張，增強著生態文明的群眾基礎……
與此同時，時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極短時期內高漲的權利意識，也呈現出某種「初級階段」特征。正如【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的，「一部份人只註重享受權利，不註重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由此導致公眾權利意識強與社會責任意識弱並存這一現象的存在」。飛機航班延誤，沖上跑道攔飛機；發生醫患糾紛，把棺材花圈擡到醫院；網上討論辯論，動輒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脅……一些人為了維護個人權益，無視他人權益，罔顧公共利益，甚至更進一步，把他人權益、公共利益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實作個人利益最大化。這種走岔道的極端方式，將「權利意識」異化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為，讓人遺憾，也發人深思：權利的風帆如何行進，才能抵達文明的彼岸？
「在一個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會裏，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一切權利，其唯一的來由是法律。」法學家傑里米邊沁的結論一針見血。「權利意識」的伸張，離不開「法治觀念」護航。在法律的條款中去尋找依據，權利的主張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進，權利的實作才能順理成章。反之，把「權利」當作為所欲為的通行證，認為有了利益訴求，就能夠理直氣壯地去沖撞底線、挑戰規則、突破邊界，整個社會又如何做到和諧運轉？
一個成熟的社會，有許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開車，盡管車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駛；在城市裏蓋房子，盡管土地使用權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從市政規劃。這些常識的背後，是對個人權利的清醒認知——沒有什麽權利是絕對的。任何個人權利的行使，都必須在法治的軌域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不得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權利才能得到維護，社會的福利才會趨於最大化。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爬坡中，法治觀念必須「跟得上」權利意識的步伐。一邊是權利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慣性思維，一邊是法治觀念尚未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其間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會生活的失序。沒有對公共規則的遵從，我行我素的自由，就會導致「組團式過馬路」的亂象；缺乏對法律程式的敬畏，對化工專案的異議，很可能演變成行為失控的騷亂。那種只問結果不計手段、「以錯糾錯」式維權，看似「高效有力」，卻會讓更多人不講文明、不守規矩。在這個意義上，權利如果不能正確行使，不僅不能成為法治行程的鋪路石，反而可能變成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哪裏沒有法律，哪裏就沒有自由。」任何社會行為一旦脫離法治視野，便不可能帶來公共福利的實質增進，也難有公平正義的真正實作。今天，如果說，「權利意識」的啟蒙我們已經完成，那麽「法治觀念」的啟蒙還在路上。這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深層原因所在。既要「權利意識」，也要「法治觀念」，二者彼此砥礪、相互促進，才能讓法治精神融入社會治理和社會生活，使「權利意識」成為構建現代公民人格、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