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份港人懷念英女王原因何在?
沒有英國的占領,就沒有香港今天的繁榮。這種情結是港人潛藏的一部份,會在某些特殊時刻,如英女王去世,顯現出來,與民族復興的大潮產生沖突。
英國向東亞殖民的過程中,充滿了欺詐、屠戮、搶劫、不仁、邪惡,中國深受其害,唯獨香港成為寥寥無幾的得益者之一,甚至起著助紂為虐的作用。
奪取香港,使英國控制了進入廣州和華南地區的門戶,為其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侵略提供了戰略據點;同時也使其殖民範圍向東亞推進了一大步,為其爭霸遠東提供了重要條件。
就在英國強占香港不久,廣東民眾義憤填膺,自發組織起來準備收復失地。他們提出「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復。」
士人們也紛紛賦詩作文,宣泄一腔怨忿。從那時起,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無不以遺失香港為奇恥大辱。查良鏞,一位報人,曾經回憶起在小學讀書時,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中國慘敗割地賠款時掩面痛哭,他和小同學們也跟著哭泣的情景。
他說,這件事在他心中永遠不忘:「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從來就認為收回香港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要我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查良鏞,但這段歷史記憶在部份港人的心裏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心理學有一種稱為「斯德哥爾摩」的癥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此癥源自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宗銀行劫案,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
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況,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
以這種癥狀來分析港人對英國的微妙心理是最適合不過的。英國人和香港人起初便是劫匪和小人質的關系,父輩打了敗仗,小人質被養在仇家家,訓練成搶劫家族財富的能手。
19世紀香港經濟和財富的增長主要得益於兩個方面:一是鴉片走私。英國占領香港後,這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鴉片走私巢穴和貯存、轉運中心,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幾十年。
僅1845年,就有80艘裝運鴉片的快艇往來於香港。1888年,輸入香港的鴉片多達7萬1512箱,絕大部份被轉銷到中國內地。
同時,每年有價值數百萬元的白銀由中國內地經香港流往國外。外國鴉片販子和港英政府都是這種毒品交易的最大受益者。
1880年前後,僅港英政府每年征收的鴉片包稅銀即達20萬元,在其稅收中占第二位。
二是苦力貿易。據統計,1851至1872年間,從香港運往美洲、大洋洲和東南亞的苦力華工總計為32萬349人。
人販子每販賣一名華工到美洲,便可獲利200多元。從1883至1898年,經香港去外國的華工累計達99萬1568人。
與此同時,從國外經香港回內地的華工共有157萬332人,他們每年都會攜帶上千萬元甚至更多的財富過境。這些人不僅支撐了香港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香港帶來了活力。
三角碼頭,形象地描述了香港的繁榮景象。在這個過程中,小人質幫著劫匪搶奪家族財富,從中分得了一點點的收益。
這種起點使得小人質對同胞表現出一種虛張聲勢的態度,並且在經濟上獲得了收益。因此,部份港人對英國殖民統治並沒有產生抗拒之心,反而因為長期在其他華人社會中表現得更富裕、更體面、更西方,形成了一種扭曲病態、助紂為虐的歷史觀。
然而,這種歷史觀只能偶爾發作,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實力才是最重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原生家庭不斷努力,已經成為世界二強之一,而劫匪則變成了一個衰敗的老人,自身難保。
在這種情況下,部份港人的行為只會成為未來人們嘲笑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