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7月15日，亞美尼亞國防部稱將於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以緩解和西方的關系。並稱，此次名為「雄鷹夥伴2024」的演習，「將重點關註我和任務期間沖突各方之間的維穩任務。」
「雄鷹夥伴2024」聯合軍事演習旨在提高亞美尼亞部隊的戰備狀態路透社
而在此前的7月9日，俄新社援引俄羅斯對外情報局訊息稱，美國正在計劃於格魯吉亞的議會選舉中推動政權更叠。為此，白宮已經制定了一場抹黑執政黨「格魯吉亞夢想」的宣傳活動，核心內容是指責俄羅斯是格魯吉亞所有問題的根源，一場由西方支持針對俄羅斯的顏色革命一觸即發。
再加上此前達吉斯坦地區的恐襲，對於俄羅斯北高加索「邊疆」地區來說，這些事件似乎只是一個再次印證當地由來已久的傳統安全問題的縮影。但是隨著歷史梳理和現實對比，結合世界範圍內的大格局、大背景綜合分析就會發現，高加索地區的安全問題頻發，除了帶有傳統「暴力」問題的固有「面具」和「標簽」外，也展現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表現。
亞美尼亞的新舉措造成了它與俄羅斯之間的關系緊張路透社
一、北高加索區域安全問題的歷史特征
北高加索地區的區域安全問題，其根源深植於歷史的長河之中，最初與沙俄時期「高加索戰爭」所帶來的領土和政治紛爭有直接關系。在蘇聯時期，該地區頻繁的行政領土劃分和大規模民族遷徙，也使得這些問題進一步激化。
在這種背景下，恐怖主義被當地參與者視為一種無法妥協的作戰行為和抵抗姿態。從高加索戰爭到20世紀初本地土匪勢力的興衰，再到革命和內戰期間政治匪幫的活動，恐怖主義實踐始終成為當地精英分子和武裝團伙對抗俄羅斯軍政領導體制的一種重要行動方式。在20世紀末之前，各類恐怖組織和團體基本上已經確立了明確的目標，並在幾乎統一的意識形態平台上鞏固下來，逐漸融入國際恐怖網絡。
縱觀歷史，北高加索地區安全問題的加劇與俄羅斯的內政不穩定時期高度吻合，同時也與內外戰爭和武裝沖突（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兩次車臣戰爭）緊密相連。
首先，北高加索地區安全形勢不穩的一個核心原因，是該地區的社會文化領域持續受到極端宗教因素的強烈影響。但實際上，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問題常常被極端分子用作掩蓋其真實意圖的工具和幌子，為其極端行動和操作尋求「辯護」。極端分子的恐怖行為往往伴隨著廣泛的資訊宣傳，旨在吸引其他國家信仰相同、相似甚至相對立宗教的民眾的關註，從而引發更大範圍內的矛盾沖突，乃至要實作這種沖突的國際化。
其次，現代暴力恐怖主義與北高加索歷史上的「阿布雷克」式匪徒搶劫行為的傳統，在暴恐行為實踐方面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阿布雷克」（Абрек）是北高加索人使用的詞匯，在車臣語或印古什語中的意思是「復仇者」；在卡拉恰伊、切爾克斯等民族語言中，這個詞有「勇敢的人」的意思。但是在俄語和奧塞梯語等印歐語系語言中，這個詞又有「土匪」的負面指代。
在高加索戰爭期間，沖突雙方的暴力對抗本來是依托當時、當地的環境和資源條件而進行的軍事或準軍事作戰行為，而非對於暴力思想和行為本身的追求。然而，作為北高加索傳統暴力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原本沒有什麽明確政治目標的「阿布雷克」，卻在這種背景下成為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和政治符號。
高加索戰爭的場景HISTORYMAPS
第三，北高加索地區在蘇聯時期的持續領土和行政重組，促進了包括「阿布雷克」和「蘇菲兄弟會」在內的高加索山區特色暴力行為和暴力組織的發展，並引發了民族社區之間以及與國家之間的新矛盾。盡管新興的蘇維埃國家給高加索眾多山地民族賦予了民族自主權，但蘇維埃意識形態和新的行政區劃方案，並未引起北高加索民族的顯著興趣。這主要是因為這些民族不僅因持續遷徙而失去了熟悉的生存環境，還面臨一定程度的民族文化認同的畸變。因此這種矛盾也再一次激發了北高加索地區的族群以暴力和恐怖手段反對當局的系列行徑。
因此，按照歷史行程梳理，北高加索地區的區域安全問題與俄羅斯統治北高加索的歷史行程緊密相連。
從16世紀至18世紀70年代，部份北高加索民族及其首領選擇臣服於沙俄，俄羅斯的勢力進一步向黑海和亞速海推進，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顯著增強。從18世紀70年代至19世紀20年代，俄羅斯對前高加索進行了開發，哥薩克人和俄國農民開始定居於此；對外則擊敗了鄂圖曼帝國和伊朗，承諾保護格魯吉亞，並在北高加索地區鞏固了統治，擴大了俄羅斯帝國的權威。
20世紀上半葉的「政治匪幫」活動，則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幾十年後由當地分裂主義組織和恐怖組織采用的鬥爭方法，這些方法後來也成為部份北高加索精英反抗俄羅斯國家的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象征。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時期，在北高加索區域安全問題的發展過程中占據特殊地位。大約1988年至1994年期間，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分裂主義政治運動逐漸將恐怖主義作為實作訴求的主要工具；從1995年至2002年，國際恐怖組織對該地區進行了積極滲透，車臣、達吉斯坦、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印古什的恐怖勢力逐漸實作了組織化和結構化，並在北高加索俄羅斯領土上建立了暴恐和分裂勢力控制的「飛地」。
自2002年至今，許多北高加索恐怖組織已融入國際恐怖主義網絡，反而大大喪失了戰略自主性，限制了其具體活動的操作空間。染指高加索地區的國際恐怖勢力大部份信奉所謂的「莎拉菲學說」，意圖在世界上的眾多地域進行更為廣泛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擴張，以擴大北高加索恐怖主義的社會基礎。
二、北高加索區域安全問題的歷史行程
回溯至北高加索並入俄羅斯的初期，一些深刻影響後來該地區的區域安全域勢的因素，比如制度化的分離主義結構、分散的叛亂團體，以及經常被歸類為「阿布雷克」的個體反抗行為便已經存在。此外，高加索山民的傳統文化、行為和心態中的一些重要組成部份，如「羞恥文化」、全民皆兵傳統、劫掠習慣、「戰利品」崇拜以及「血親復仇」的習俗等，也對恐怖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在鞏固對高加索地區的統治過程中，沙俄當局武斷幹預當地民族傳統的行徑，比如對參與和協助「阿布雷克」行為的民眾進行嚴厲懲罰、對阿塔裏茲姆（收養依附制度）的禁止、引入實施與當地待客習俗相悖的「票證制度」等等，都給當地高加索山民的生產生活和民族心理認同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但對民眾進行約束和限制的同時，當局卻長期無法有效阻止劫掠和武裝襲擊問題，這又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阿布雷克」行為成為高加索山民的民族和宗教認同的「神聖化」象征，一些「阿布雷克」參與者甚至會被當地的蘇菲派伊斯蘭教會「封聖」。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高加索地域的暴力沖突主要還是以山民與哥薩克準軍事組織之間的沖突以及「阿布雷克」的復興為主。
因此，「阿布雷克」現象也成為後來高加索地區暴力和恐怖主義實踐的重要起源。現代恐怖主義，尤其是其行為邏輯的核心與北高加索歷史上的這類反抗和劫掠行為，有著一定的傳承關系，這些方法也直接或間接地融入了後來的恐怖主義行徑的實踐框架中。同理，歷史上的俄羅斯國家雖然透過軍事手段打擊山地劫掠行為，但未能實質性地削弱其經濟社會基礎和思想文化基礎，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削弱時期，原生的「阿布雷克」行為常常會迎來一定程度的「復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之後的革命和內戰期間，北高加索地區的暴力行為急劇升級。彼時，眾多接受過軍事訓練的高加索山地戰士回歸故鄉，為這片土地帶來了動蕩。隨後，1920至1940年代蘇聯為了穩定地區局勢而實施的一系列地區行政劃分政策卻未能如願，反而成為政治叛亂、土匪暴力等行為滋生的溫床。
在北高加索這一復雜情況交織的地區，試圖完美清晰地劃定民族區域邊界而不觸碰任何一方的利益，實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究其原因，在社會存在方面，持續的領土重劃和遷徙往往剝奪了當地居民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破壞了當地生產、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的穩定性；在社會意識層面，這些政策指導下的行為使得國家意識形態並不總能契合某些群體的利益，有時甚至扭曲了他們的民族文化認同。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加劇了不同民族群體間及他們對國家政權的普遍不滿，激發了高加索山地社會中最活躍分子的反叛精神，並助長了對抗當局的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成為區域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的「孵化器」。
北高加索區域範圍網絡圖片
1923年由謝赫阿裏米加耶夫發動的、有12000名穆列特（阿拉伯文音譯，原意為「希望者」、「尋道者」，後特指蘇非派教團修道的一般學員）參與的「聖戰」，以及1930和1932年針對集體化的山地政治土匪行動，最終引發了蘇聯官方的大規模軍事清繳，之後又催生了這一地區的地下反蘇浪潮。「阿布雷克」行為及其他暴力形式，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暴力匪幫現象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融合，並開始被賦予了明確的意識形態色彩，為高加索恐怖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後，蘇聯黨和國家與高加索山地民族之間的緊張關系，因為某些原因進一步加劇。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間，受宗教人士和其他部族領導者的煽動，車臣人和印古什人成功抵制了蘇聯的國防動員計劃。1941年秋，伊斯拉伊洛夫和謝裏波夫在當地發動了反蘇起義，並於第二年年初聯合起來成立了「車臣-印古什臨時人民革命政府」。
1942年，隨著蘇德戰爭的戰線逼近車臣-印古什邊界，當地的反蘇力量愈發活躍。8月至9月間，幾乎所有車臣山地區域的集體農莊解散。而伊斯拉伊洛夫-謝裏波夫起義則持續進行，並得到了包括之前幾年在車臣活動的巴達耶夫、瑪加丹諾夫、哈姆紮耶夫、伊斯梅洛夫、桑吉利耶夫、迪布澤利戈夫和馬哈穆多夫，以及達吉斯坦人馬戈梅德加吉耶夫等政治匪幫的支持。根據反蘇勢力留下的備忘錄記載，確實出現了將納粹德國視為對抗蘇聯黨和國家的「戰略盟友」的企圖。
因此在1943-1944年間，蘇聯政府作出了將卡拉恰伊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和巴爾卡爾人等高加索山地民族集體「遷移」（實為驅逐）至中亞地區的決定。這一政策和相關行動對相關高加索山地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傳統的保持構成了嚴重威脅。而高加索山民在經歷平反和回歸後，雖然恐怖襲擊事件在當時已較為罕見，然而對民族性被破壞的恐懼和在異域異族環境中生活的經歷，卻有助於保持並強化包括暴力元素在內的山地民族的文化傳統，並就此埋下了新的仇恨與沖突的種子。
在恐怖主義實踐的形成過程中，社會文化和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以及宗教的強大影響，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自19世紀以來的歷史就表明，某些宗教及其強硬派別其實並非這些行動的主要動因，更多是恐怖主義實踐的外在掩飾。而且強硬甚至極端的宗教派別傳入該地區的背後，也總是少不了域外勢力及其各種從屬組織的支持。如前所述，歷史經驗也表明，北高加索恐怖活動的激增，總是與俄羅斯內部政治不穩定時期以及戰爭和武裝沖突爆發期（如對抗車臣分離主義者）相重合。在這種背景下，暴力恐怖主義被其行為主體視為進行抵抗戰爭的一種方式，並將自己視為戰爭的主導者和參與對抗的一方。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後蘇聯時代政治行程的發展與北高加索社會的變遷，此地的區域安全問題也再次迎來了全新的演變。
90年代的劇烈政治變革與動蕩，伴隨著去中心化和「主權遊行」的浪潮，使得一些前黨政領導幹部、前蘇軍軍官（例如杜達耶夫、阿烏舍夫、貝帕耶夫、卡赫裏曼諾夫、馬斯哈多夫將軍）以及民族組織的領導人（如馬哈切夫、努哈耶夫等）開始嶄露頭角。
而這些掌握了該地區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的新「精英人物」形成了一種認知：俄聯邦政府不會透過暴力手段來維護其政治秩序。這種認知轉變進一步激發了某些反「主流」，但在山地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依然根深蒂固的民族、家族、親屬社會關系的活躍，並在這些人物周圍形成了以家族主義和庇護關系為基石的勢力集團（例如揚達爾比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哈奇拉耶夫家族等）。
這些家族網絡及其小型武裝力量，雖然在事實上不受、也不願意受到聯邦憲法的管控，但卻在形式上透過憲法及其所代表的新政治體系，來達到攫取事實上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利益的目的。而且由於管控能力的削弱和治理效率地下，即便是俄聯邦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在當地尋求一些地區家族勢力的支持，以避免北高加索局勢的根本性動蕩和失控。這種政策蘊含了權力碎片化的危險趨勢，這在車臣（泰普氏族集團之間）和達吉斯坦（民族聯盟之間）表現得尤為明顯。
與此同時，傳統的伊斯蘭教蘇菲派與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尤其是瓦哈比主義）之間的宗教矛盾，進一步加劇了區域安全域勢的緊張。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1994-1996年），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甚至形成了以巴薩耶夫和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哈塔蔔為代表的強大武裝力量。當時，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被賦予了革命性和反抗性的意識形態含義。在北高加索地區缺乏廣泛而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前景，以及對腐敗低效的地方政治領導機構不信任的背景下，這一意識形態事實上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信仰並加入相關的組織。
而具體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動的升級可以追溯到1991年，當時車臣試圖透過所謂的「伊奇克里亞革命」脫離俄羅斯，並開始了驅逐和迫害俄語人口的行動。隨後，車臣激進武裝組織主導的「無差別」恐怖襲擊活動也開始外溢，出現了諸如1995年6月的布瓊諾夫斯克襲擊事件、2003年的電氣火車爆炸事件、2004年別斯蘭第一中學的劫持事件等。而且這一時期，在所謂的「伊奇克里亞車臣共和國」控制範圍內，也開始出現「人口掠奪」和類「奴隸制」的前現代暴力壓迫現象回潮。
俄羅斯警官在別斯蘭第一中學的劫持事件中救出一名幼童網絡圖片
在這一時期的國際輿論環境下，車臣的分裂傾向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為類似「追求完全獨立和建立未被承認的、擁有自己武裝力量的國家」的東歐分裂主義的一種。然而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相關行為的終極目標已經轉變為在高加索地區建立「伊斯蘭教法國家」，民族主義口號也被激進的伊斯蘭主義所取代。
因此，在車臣分離主義分子遭遇軍事失敗後，威脅區域安全的恐怖組織意識形態基礎發生了轉變——民族主義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伊斯蘭激進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而這卻與該地區傳統的伊斯蘭信仰形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在北高加索恐怖主義的整體意識形態基礎中，民族分離主義元素依然強大，但它不再像前一個階段那樣占據主導地位。
在這一階段，恐怖分子的主要襲擊目標轉變為俄羅斯軍隊和執法機構的人員、親俄的地區和聯邦政府代表、俄羅斯南部行政主體中的斯拉夫平民以及相關區域的基礎設施。恐怖分子的目標之一是吸引國際社會的關註，並擴大其制造的恐怖活動的影響力，以對俄聯邦中央和地區的政治團體施加壓力。考慮到恐怖組織外部資金渠道的建立和鞏固，恐怖活動的目標之一顯然也包括證明國際恐怖主義高層勢力所投資金的合理性。
這些新的恐怖活動及其追求的目標，標誌著一個大致開始於2002年左右並延續至今的「暴恐新階段」的形成。從這一階段開始，北高加索恐怖組織融入國際恐怖網絡，顯著喪失了其戰略自主性和行動能力。
此時，恐怖活動的目標在這一階段基本沒有改變，但暴恐勢力也開始試圖擴大北高加索恐怖主義的社會基礎，透過廣泛的伊斯蘭化，並利用外界帶來的極端宗教教義來煽動宗教極端主義情緒。其具體做法包括在當地居民當中詆毀國家和政府，以「恢復公平」、「管控腐敗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精英」為理由，鼓動用「莎拉菲派小組」為代表的宗教組織替代現實存在的政治管理機構。
顯然，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和歷史傳統特色後，北高加索的恐怖組織在很大程度上開始依附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目標和意識形態。一方面，恐怖分子在目標和追求上的改變也導致了這種「割裂」；另一方面，暴恐勢力的「分裂」和組織力下降的情況，也與該地區俄羅斯反恐特種部隊的高效行動，並在該地區成功消滅了大部份恐怖主義領導人有很大關系。
三、北高加索區域安全問題的根源與展望
當今俄羅斯社會各個領域的變化發展，以及內外形勢的變革引發了深刻的危機，並直接導致了安全問題和不穩定因素的激增。這種現象在數量和質素上都表現得異常嚴重，對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著名「世界歷史火藥桶」之一的北高加索區域以完全和平的方式「置身之外」是幾乎不可能的。近幾十年來，這裏出現了傳統主義的爆發，並伴隨著暴力的激增，這使得該區域的安全問題尤為突出和復雜。
北高加索地區安全問題的廣泛存在和不穩定因素的持續升級，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不僅涉及內部因素，還包括外部因素，這兩類因素共同體現了歷史上的規律性。在北高加索並入俄羅斯版圖的歷史行程中，這裏的社會一直堅守著傳統主義，同時，這片土地在地緣戰略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共同的自然環境塑造了北高加索人民的生存資源、生活保障技術，並深刻影響了社會系統結構的形成。因此，高加索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總體的社會生活方式、經濟活動類別和統一的社會文化空間。在這個空間內，人們共享著一種世界觀、價值取向體系、心理素質、傳統習俗、信仰以及社會關系形式和規範。正是在這個獨特的社會文化空間裏，孕育出了共同的高加索社會文化原型，這種原型決定了集體社會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以及這個主體在高加索文化條件下所賦予行為的意義。
從宗教問題來看，歷史上，基督教一直未能在北高加索地區紮根，特別是其寬恕精神未能深入人心；相反，「血親復仇」習俗卻在這一區域裏廣泛流傳。而伊斯蘭教的傳入其實並未帶來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根本改變，更沒有成為唯一的「思想調節器」。它更多只是作為一種補充，透過所謂的宗教思想理論來「神聖化」了民間倫理道德，「合理化」了傳統的「好勇鬥狠」的思想動機。因此在安全問題上，宗教的影響其實是相對較小的，而傳統思想和習俗的動因則更為顯著。
而高加索地區居民的傳統思維方式顯然受到了高加索戰爭的影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無疑會對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任何思維方式都有其慣性，即使傳統思維方式的來源被摧毀，也不會導致這種思維方式迅速消失。更可能的是，這些特性會逐漸消失或被整合到另一種思維系統中。更準確地說，不是高加索戰爭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高加索山地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東斯拉夫主流文化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20世紀的現代化行程，共同導致了高加索人思維方式上的細微、緩慢的變化。
即使在20世紀，北高加索地區的絕大部份人們仍然堅持傳統，並保留了社會結構中的許多古老元素。持續的古老與現代沖突在整個時間段內產生了社會緊張局勢，尤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尤為明顯。北高加索的許多社會結構和社會傳統在沙皇時期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蘇聯現代化過程中經歷了一些演變。但蘇聯政府的「驅逐」政策為被驅逐的民族樹立了一個「共同敵人」，反倒有助於他們保留並強化自身的一些文化傳統。隨後的行政區域重組成為了區域關系復混成的新因素，也增加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由於俄羅斯國家在後蘇聯時期的第一個十年中無力在北高加索地區保持對絕對權力的管控，使得國家的合法統治遭到了嚴重削弱。一些傳統社會組織，特別是氏族-親屬關系組織體系取而代之，並復興了許多傳統的甚至「前現代」意味濃厚的習俗。因此，紮根的傳統主義文化決定了北高加索地區安全威脅的區域特色：形式多樣且難以根除。
這種現象的特殊特點也源於高加索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歷史上，北高加索對於俄羅斯帝國和蘇聯來說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策物件。它最大的戰略價值在於提供了進入外高加索的通道，使帝國能夠在該地區行使權力。而新的現代地緣政治局勢，一方面讓俄羅斯「損失」了部份領土和資源，但也在高加索地區為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創造了另外一些機遇。例如，獨立的外高加索國家充當了某種「緩沖區」，有助於緩解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的潛在矛盾沖突。
外高加索獨立國家的出現，質變地改變了北高加索的局勢。如果說在19世紀和20世紀，它可以說位於國家的「後方」，那麽現在它則成了國家的「前哨」。因此在當前條件下，這一地區承擔了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曾在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間分散的地緣政治「負載」，也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俄羅斯的「名片」和「臉面」。
在現代情況下，解決俄羅斯在北高加索地區面臨的安全威脅任務也變得極其復雜。如果在19世紀的高加索戰爭中，俄羅斯帝國面臨的是南北封閉的山地飛地的抵抗，如今的問題則在於一個從南面事實上開放的山地飛地。這一困難因格魯吉亞邊界對於民族分裂主義者和恐怖分子仍然開放，且格魯吉亞當局對俄羅斯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模糊立場而持續加劇。
地緣政治侵略可以透過多種方法實作。在不同時間段內，對俄羅斯及其周邊區域而言，戰爭作為主要的「傳統」工具廣泛出現。然而，自核武器問世後，直接軍事侵略幾乎變得不可能，其他形式的侵略手段開始廣泛套用，其中宗教擴張和民族吞並占據了重要位置。
過去十年的趨勢是，將政治化的伊斯蘭教擴散到其傳統存在區之外。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達吉斯坦和車臣紮下了堅固的根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這些共和國一直是北高加索地區伊斯蘭化程度最高的，那裏以綠色旗幟領導的政治運動傳統悠久。然而，新瓦哈比主義是該地區已然出現的更為激進的宗教傾向。自1999年8月達吉斯坦事件後，新瓦哈比主義變得極端激進，並積極利用恐怖主義實踐來達到政治目的。
因此，需要強調，歷史上在北高加索地區形成的搶劫制度、以出售或獲取贖金為目的的綁架行為、歷史上的發動聖戰號召等因素，在現代條件下已經轉變為內生和外生因素，使得當地原先存在的暴力恐怖主義組織作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一部份，試圖作為非系統性地緣政治參與者擴大其影響範圍，將這一地區變成一個伊斯蘭主義飛地，成為國際恐怖分子、武器和毒品販子的避風港，由此成為北高加索地區以族群宗教恐怖主義為代表的安全威脅升級的條件。
在這種局面下，改善地緣局勢、應對安全威脅的舉措不應僅僅停留在對民族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行為本身的打擊上，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因此，該地區安全治理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俄羅斯政府能否剝奪恐怖分子的社會基礎，並在北高加索實作經濟良性互動、社會治理穩步提升、以及思想文化的凝聚和引領。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區域的根本性安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