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款讓咱們又愛又恨的武器，恨是太多中華兒女倒在其槍口下，愛是因為，遊擊隊隊員或是咱們自己的戰士，總是能用該武器消滅敵人。老照片中總是能看到咱們繳獲武器時喜悅的心情。大正「十一」式輕機槍最早的印象是在影視劇中，比如地道戰中的鏡頭，我在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大正「十一」式輕機槍的體驗如何？這個就要從遊戲中入手。遊戲中這種槍支是本人比較排斥的型號，不是因為有問題，而因為射速太慢。如果你的射擊精度差、控槍能力差。這個槍不推薦，基本是打不到人，也別提壓制了。如果你以上兩者都具備，大正「十一」式輕機槍簡直穩如一條老狗。
當談及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日本時，有一件事需要特別註意：當時日本的本土槍械制造業不僅僅是剛剛起步，幾乎可以說是從零開始的。早在1543年，當葡萄牙人登陸種子島時，他們帶來了燧發槍…
這張照片是從位於該島的博物館拍攝的，種子島的名字也順便成為了當地燧發槍的名字——種子島火槍。
然而，在「閉關鎖國」的期間，日本的槍械技術幾乎沒有任何進步。所以，當19世紀中葉佩裏準將率艦隊抵達日本時，日本最常見的火器依然是燧發槍，而此時「西方的蠻夷」早已經歷了燧發槍和輪發槍的發展，進入了雷帽槍時代，甚至已經開始嘗試使用定裝子彈了。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僅需要在幾世紀的時間裏追趕上工業的落後，還得從零開始建立工業基礎（這需要專門的工程師、技術人員以及熟練工人）——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而在火器技術飛速進步的同時，加上許多被成功或失敗的專利所阻擋，日本的追趕顯得更加困難。因此，在這一時期出現一些「奇怪」的設計也不足為奇。
讓我們跳轉到稍晚的時間——1922年，本文的主角被正式列裝。經過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洗禮，日本深刻理解了高度機動的自動武器的重要性，他們不僅使用了法國的霍奇基斯Mle 1897和Mle 1900機槍，還仿制了自己的版本——三年式機槍。
然而，這款機槍僅其機身就重達26公斤，移動性極差。此外，由於日本6.5×50mm子彈沒有顯著的殼體錐度，導致子彈結束槍膛時阻力較大，機槍設計時不得不加入「修補程式」——一個油壺，用來在子彈透過硬式彈夾或半硬式彈鏈裝填時給子彈塗油。畢竟，這套系統原本是為錐度更大、容易退殼的勒貝爾子彈設計的，只有在機槍嚴重汙染或子彈質素較差時，才需要用到潤滑油。
手提式機槍的設計由南部麒次郎主導，他再次借鑒了法國的設計——這次是霍奇基斯Mle 1909機槍，由勞倫斯·貝納和亨利·梅西爾設計。這款機槍重約12公斤，相比之下，更符合步兵班組中手提機槍的定位。
接下來，我們要回憶一下，無論在哪個國家，軍隊將領們都非常推崇一種理念——武器彈藥的統一標準。這不僅是從後勤的角度來看合理的，甚至從作戰效能上也有好處。然而，南部麒次郎將這一理念發揮到了極致。
我們還要提到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適用於全世界：對多發、速射武器的需求已變得十分明顯，但可更換彈匣的概念卻讓一些軍官感到不安，認為它「昂貴且容易遺失」。例如瑞典的Ag m/42步槍，其配備的唯一彈匣僅供清潔時拆卸；或意大利的布雷達M30機槍，其彈匣並非可拆卸，而是透過特殊裝置在鉸鏈上充彈。這一時期的彈匣和彈鏈設計在大量生產中往往存在缺陷，有時甚至被迫適應不太合適但數量龐大的彈藥（例如，英國的布倫輕機槍，由捷克ZB-26改進而來，適應有緣底的英國彈藥時，盡管設計師對新彈匣做了種種改進，但仍難免遇到底緣卡殼的問題）。因此，南部決定徹底放棄可更換彈匣和貝納-梅西爾機槍所用的彈夾。
相反，南部將機槍設計成可使用步兵使用的標準「有阪」步槍的橋夾，這意味著無需額外生產或裝備，機槍手和步兵使用相同的彈藥，且這些彈藥已經大規模生產。這在理論上是個絕妙的主意？的確如此——在紙面上。
於是，為了橋夾設計了一個特殊的彈倉，頂部敞開，橋夾橫向一層層疊放在一起，並由彈簧杠桿壓緊。必須說明的是，這根彈簧相當強勁，因此匆忙裝彈時，裝彈手有時會被彈簧夾到手指。
位於最底層橋夾中的子彈由梳狀推彈器抓取。該推彈器透過兩組互相垂直的凸輪槽，在每個自動迴圈過程中上升並抓取子彈，然後向右推進，將子彈推到送彈線位置，之後再下降，順利回到初始位置。空橋夾則被下一發橋夾推下去。殼體由位於槍機箱左上方的敞開式彈殼投擲桿投擲——其後部由槍栓框在後坐時推動。
本來一切看似正常，但這樣設計的機槍實際上變成了一個向上敞開的泥土收集器。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半：由於設計中仍然沒有初步提取彈殼的功能，因此彈倉旁邊依然安裝了一個油壺。油壺中的油透過彈簧柱塞的錐形凹槽控制，柱塞會被下一個即將裝填的子彈稍微擡起，允許少量油流下。
最有趣的是，統一彈藥的構想並沒有完全成功：機槍的槍管長度為442毫米，對於步槍彈來說太短，導致過大的槍口焰，因此不得不引入一種專門的「機槍彈」——「減少」彈（genso），即‘減裝’彈。這種彈藥後來也被用於96式機槍和日本軍隊的狙擊手。
不論如何，射擊場測試結果令軍方滿意——在大正十一年（1922年），這款機槍被正式列裝，服役直到1945年。
此外，這款機槍還衍生出了不同的改型。1931年，基於此機槍開發了坦克版，去掉了槍托，擴大了彈倉，能夠容納10個橋夾而不是6個，並配備了低倍的「富岡」Tomioka光學瞄準具。有趣的是，坦克版91式機槍（根據日本的紀年法，2591年，即1931年）後來又回歸了步兵用途，重新配備了槍托和兩腳架。
雙聯裝的89式機槍同時扮演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角色——既作為航空機槍供機槍手使用，又作為步兵的高射機槍。實際上，它就是兩挺11式機槍，改為使用7.7毫米子彈（這種子彈是無底緣的本土版本，類似於英國的.303口徑），去掉了槍管散熱片，彈倉設計也進行了調整，旋轉了90度，每個彈倉可以容納9個橋夾（共45發子彈）。
同時，單管版本也在研發中，從89式テ-1型到テ-4型。
這款機槍並沒有得到士兵的喜愛，這也不奇怪，因此在1930年代初，軍方啟動了更換計劃——最終仍然是由南部麒次郎設計的新機槍獲勝，並被列裝為96式機槍。
然而，11式機槍並沒有被立刻淘汰——其生產一直持續到1942年，因為每挺11式機槍的成本為585日元，而96式機槍則高達1125日元。再者，96式機槍同樣有提取彈殼的問題，而「修補程式」方案更為復雜：潤滑油壺現在並不內建於機槍中，而是整合在彈匣裝填機上。直到96式機槍改為使用7.7毫米子彈，並被重新列裝為99式機槍後，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
隨著邊界戰爭的爆發，11式機槍的樣品也被送到了蘇軍手中。正如前文所述，全球軍隊的將軍們都熱衷於最大化統一彈藥，特別是當時DP輕機槍的圓盤彈匣設計也讓人頭痛。因此，11式機槍的樣品被送往科夫羅夫研究，以便為德加廖夫機槍開發類似的彈倉。然而，G.庫賓諾夫和S.拉佐連諾夫設計的實驗性彈倉最終也僅止步於實驗階段。
這裏可以直接參照當時的蘇聯武器人民委員鮑利斯·瓦尼科夫的話：
大約在衛國戰爭爆發前兩年，我們差點不得不為DP輕機槍更換彈匣。更確切地說，討論的本質是要為這種武器建立一種全新的設計，即采用與機槍固定連線、不可拆卸的彈匣，其設計靈感來自並不十分理想的日本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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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主炮兵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對一種口徑為6.5毫米的輕機槍印象深刻。盡管這款機槍在諾門罕戰役之前已經為人所知，並且我們的專家不僅看到它的優點，也指出了其嚴重缺陷，但這次軍方幾乎認為這款日本輕機槍是理想之選。
武器工業的工作人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而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但幾天後，慈父透過電話問我，是否看過日本的輕機槍，並詢問我的看法。由於此時需要全面評估，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更詳細地研究其設計，我回答說，我已經對其有所了解，但還不夠深入。
慈父說道：「那不應該。」他補充道：「進一步了解一下。」
我理解這一指示是基於軍方的反饋。由於我已經知道軍方認為日本樣本的主要優勢在於其供彈系統，因此在新的、更深入的研究中，我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這一系統上。結果證明這是非常有益的，因為這使我們能夠避免在未來做出錯誤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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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為武器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反對這一提議，理由如下：接受現有的日本樣本，即使用6.5毫米口徑子彈，不僅因為我們早在1923年就放棄了這一口徑，還因為在1938年時我們已經裝備了7.62毫米口徑的半自動步槍，並決定不引入新口徑彈藥；而且，為現有彈藥設計一種新輕機槍並采用日本式供彈系統將需要大量時間，並很可能導致整個系統重量的顯著增加。此外，我們認為日本樣本的彈匣在戰鬥環境中並不安全。
作為回應，紅軍主炮兵管理局的局長為了展示日本彈匣的工作方式，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開啟和關閉了蓋子。
這並沒有說明什麽。所以，在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的允許下，我也躺在地上，開啟了蓋子，並在彈匣側壁上放了一根粗六角彩色鉛筆，然後松開蓋子。蓋子以極大的力量合上，切斷了鉛筆。
我說：「如果機槍手不小心或在裝彈時處於不利的位置，他的手指就會像這支鉛筆一樣被切斷。」
被切斷的鉛筆給在場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前排的元帥謝苗·布瓊尼評論道：
「讓那些喜歡這款機槍的人去用吧，我是不會用這樣的機槍作戰的。」
最後結論，會議沒有支持用日本樣本替換DP輕機槍，也沒有支持設計一款采用日本供彈系統的新輕機槍。
設計上總是有一個糾結問題，究竟是按圖索驥好還是添加一些自己的小想法好？ 顯然，南部自己的理想化設計並不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