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時準點，嚴格按照既有流程進行，這是83歲的魏世傑和女兒魏海燕每天雷打不動上演的場景。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魏世傑，是因為他特殊的家庭，女兒患精神分裂癥和強迫癥，兒子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礙，妻子因無法承受陷入重度抑郁。而他另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身份，是他作為核技術專家，曾為中國的核武器研制隱姓埋名工作了26年。一周前，魏世傑收到了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寄來的禮物，一枚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周年的紀念章。
魏海燕今年54歲，弟弟魏剛比她小3歲。為了互不幹擾，兩人分開居住，只有到了吃飯時間，魏剛才會到姐姐家。魏海燕患有嚴重的強迫癥，每天吃飯、喝水、吃藥有一套既定的儀式和程式，並且需要別人配合她完成。每天只是喝水這一件事，前前後後就需要花掉1個小時的時間。
被九院選中
才知道工作是研制原子彈
記者： 這麽大歲數，照顧兩個也快步入老年的孩子，您累不累？
魏世傑： 不累，我覺得一天還挺高興的，沒有感到特別累。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孩子，你完全可以把握住。他們什麽時候喝水，什麽時候吃飯，有時候不聽安排，可以嚇唬嚇唬他，他就聽了。
日復一日中，照顧兒女的日常生活起居也變成了魏世傑的設定程式。中間有空閑的時候，他會看看書，看看電視。他愛看體育頻道，尤其是足球比賽，但電視音量不能開得太大，不然海燕會有意見。
記者： 您為什麽到了這個歲數，反而喜歡看這種對抗的、輸贏的東西呢？
魏世傑： 經常看足球的話，看一會兒就知道大體結果了。不過有時候很難說，有時候你感覺這個隊很弱，到最後突然踢進兩個球，也有這種可能性。足球是圓的，什麽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這個懸念就是最大的吸重力。只要沒有結束，你就永遠不清楚下一步會發生什麽事。 人的一生也是這樣，即使你規劃好了，也不一定按照這個指令碼進行。
魏世傑也曾對自己的人生做過規劃。他1941年出生於山東即墨，少年時喜歡文學和寫作，但因那個年代推崇數理化，他在老師的建議下，選擇了物理專業。大學期間，他經常在各類學術期刊上發表科普文章，夢想成為中學物理老師，業余時間寫作，成為科普作家。
然而，1964年，從山東大學物理系畢業時，他和另一名同學被九院選中。九院，當時全稱是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著名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當時是九院的理論部主任。 到了九院之後，魏世傑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研制原子彈。
記者： 到了九院之後，您心裏邊一定會掂量一下，這份工作的分量是什麽？
魏世傑： 知道我是跟搞核武器有關系，還是很激動。
記者： 這是榮耀吧？
魏世傑： 榮耀，當時大環境就是，青年人都希望能夠參加特別重要的工作，國家最信任你的事情。知道以後就覺得在這個地方我必須得好好幹。
青海221廠，隸屬九院，是中國首個核武器研制基地，一批頂尖科學家和數百名畢業生在這裏隱姓埋名，以身許國，其中就包括魏世傑。測試核武器所用炸藥的參數是研制原子彈的基礎工作之一，其中，魏世傑承擔的一個固定任務是測定炸藥的熱膨脹系數。
美好轉瞬即逝
隨時準備犧牲
1969年的一天，229車間突然發生爆炸，車間被夷為平地，裏面的四名工作人員無一幸免。等魏世傑和他的同事們趕到現場，粉身碎骨的遺骸已經分辨不清姓名、性別。
記者 ：這件事給您帶來的沖擊有多大。
魏世傑 ：沖擊很大，以前大家說的，在這個地方犧牲也是光榮的。但是真正地體會到確實有犧牲的可能性的時候，還是很震撼的。
記者 ：會對自己的三觀會產生什麽影響？
魏世傑 ：想想這個地方，還是要做好準備， 有可能隨時就犧牲了。 叛徒我不能幹，逃兵我也不能幹，包括郭永懷飛機失事抱著一個公事包，他首先考慮公事包裏裝的保密資料，他和警衛員緊緊抱在一塊兒。包括鄧稼先，他平時你和他接觸，一點架子也沒有。我覺得那一部份知識分子對我的影響，也是我能夠留在九院不怕死的一個原因。
然而，未婚妻林文馨的死還是給魏世傑帶來了巨大打擊。她是上海人，畢業於復旦大學放射化學專業。在一場實驗事故中，林文馨被中子射線輻射，熬了半年多不治身亡。遺憾的是，魏世傑沒能見到她最後一面。
記者 ：她給您帶來的影響是什麽？
魏世傑 ：刻骨銘心的那麽一段，太短暫了。最美好就那麽兩段記憶，一個是我們一塊兒到草原去玩，野炊，帶著一些好吃的東西。再一個就到青海湖，那個地方離青海湖比較近。但是美好很快就過去了，就跟那次爆炸一樣，轉瞬即逝，美好的東西很快就沒有了。
魏世傑 ：林文馨緊緊地靠在我的懷裏，她安詳地閉上眼睛睡著了，我輕輕地把她放在枕頭上，給她蓋好被子。
很多年以後，魏世傑在他的長篇小說【禁地青春】中，講述了未婚妻的故事。
一家四口三個病人
魏世傑和苦難握手言和
魏世傑後來的妻子是與他在同一科室工作的同事陳位英。1970年之後，他們的女兒和兒子先後出生。由於工作繁忙，基地的環境也不太適合孩子成長，兩個孩子都被送回山東的爺爺奶奶家。夫妻倆三年才能休一次探親假。
1973年，魏世傑隨221廠搬遷到了四川，並擔任課題組組長，迎來了科研生涯中最高光的時刻。因為完成「具有內熱源的炸藥部件的溫度場分布」的研究，1978年，魏世傑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同年3月，九院給他頒發了「先進科學技術工作者」獎狀。當女兒到了上學的年齡時，魏世傑和妻子把她接到了身邊。
魏世傑 ：初二的時候，在我們子弟學校裏，一個是物理，一個是幾何，這兩門課需要抽象思維。這兩門課死記硬背就不行了，她就學不進去了。她要好，晚上就開夜車，後半夜了還不睡覺，叫她睡她也不睡，就在那熬。熬那麽一段時間就有點不正常。
女兒魏海燕的精神疾病是在大學畢業後逐漸加重的，而兒子魏剛則因為遠在山東的爺爺奶奶身邊，他的先天性智力障礙沒能及時發現，又因為很少見到父母，魏剛和媽媽的情感很生疏。魏海燕30歲的時候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癥，後來出現幻聽。
在四川時，魏世傑的科研生涯因工作調整而中斷。1990年，年逾八旬的母親雙目失明，49歲的魏世傑申請調回青島。贍養雙親，照顧兒女，成了他後半生最主要的工作。
記者 ：這個過程是快樂逐漸沒有的過程，還是在這個過程中您還是必須得找到一些力量支撐自己。
魏世傑 ：還是有點幻想，總覺得還會好起來，盡管很渺茫，我覺得醫學會不會有奇跡，研究出新藥來，堅持一陣，總而言之有幻想。
記者 ：心裏纏結嗎？
魏世傑 ：也不纏結，就是承認現實。
記者 ：這是一個一下就能接受的過程，還是慢慢不得不認下來的。
魏世傑 ：不是一下子，一開始孩子發現有問題，我也覺得想辦法糾正她。她學習有點問題，我給她輔導一下。我千方百計想了很多辦法，讓她能夠自立，兒子也是。一開始我想讓他上大學，後來不行，想當個工人，當工人又當不了了，一點一點向後退，最後退到我把他們養起來算了。
每天早上六點半，魏世傑步行到女兒的住所，照顧她喝藥、吃飯。兒子經過多年訓練，也有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可以一個人出門在附近玩。但是妻子並不滿足，她調動起全部的生命能量希望改變他們，卻在晚年引發了間歇性精神失常，伴有強烈的自殺傾向。
魏世傑 ：可能有人家裏有一個病號，有人家兩個，我家三個。從本質上講都是一樣的，都是有災難。我身體還算可以，四個人還有一個好的，如果我也生病了，難道就不活了嗎？我現在跟年輕人這麽講，你不要想你這一輩子永遠順利，災難隨時隨地都要降臨，但是災難降臨的時候，你得有個態度。
記者 ：您是什麽態度。
魏世傑 ：我的態度就是正確對待，來就來了，接納， 我和苦難握手言和。
記者 ：在苦難的日子裏怎麽尋找到甜。
魏世傑 ：就是你自己去找幸福。
剛調回青島時，魏世傑會經常帶著兒女到海邊散步、遊泳。但他們的病情加重後，一家人就少有這樣的悠閑時光。有一段時間，妻子和女兒輪番進醫院，嚴重的時候甚至兩人同時住院。
魏世傑 ：以前我老伴孩子住院去，我每個星期都要到醫院去一趟，坐這個輪渡，我在海上就看半個小時的海景，那時候也是很高興的一段時間。看大海以後，人心情還是不一樣。
記者 ：但是您要去的那個目的地，並不讓人快樂。
魏世傑 ：對， 目的地不快樂，旅途高興就行了。
照顧家人的漫長歲月中，魏世傑重拾了年輕時的夢想，將往事付諸筆端。他每天花兩小時寫作，自稱「兩小時作家」。經年累月，他出了11本書，共計200多萬字。
立功、立言、立德
「我是個很幸福，很幸運的人」
去年年初，魏世傑的老伴因病去世。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魏世傑安排好了身後事，他給兩個孩子買了房子和保險，也給他們找好了可靠的監護人，同時街道和居委會也會適時提供幫助。
魏世傑曾經的助手王月玲是監護人之一，她和魏世傑一家來往幾十年， 已經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分子。
王月玲 ：魏老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人。有一次阿姨生病了，魏老去陪床，然後海燕在家裏自殺了，我打電話第一時間告訴魏老師，我聽到他的聲音已經開始有點哽咽了，那是第一次發現他內心的脆弱。
記者 ：你心疼他嗎？
王月玲 ：說真的是有點心疼的。我父親1996年去世的，所以我就想魏老這一輩子他為國家做那麽多貢獻，他晚年對家庭，盡了一個做父親做丈夫的責任，所以我就要把別人欠給他的子女的那種愛，我要給他。
近些年，魏世傑不僅忙於寫作和宣講，他還緊跟潮流，活躍在網絡空間，既錄制科普小影片，又記錄他和兒女們日常的互動。
記者 ：您的幸福是什麽？
魏世傑 ：我的幸福就是孩子能吃飯了，一天有時候還唱個歌，我還能享受天倫之樂。再一個 立功、立言、立德 ，中國所謂比較完整的人生應該是這三條，我覺得我都沾點邊：立功，九院給我一個先進科技工作者的獎狀，我得過一次全國科學大會獎。立言，寫這麽多書。立德，我作為一個父親、丈夫，把家撐起來了，所以我認為 我是個很幸福，很幸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