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廣州前線指揮打仗。他殺了幾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裏，想以此激怒龍王爺，掀翻英艦。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楊芳，率大批湘勇入粵，還沒開戰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說局勢應該有利於我才對，怎麽越打越杯具？肯定是敵艦上藏了善使巫術的人於是，他命人廣貼告示，收購婦女用過的馬桶，將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個副將掌控，以馬桶口面朝英艦沖去，破敵邪術。
其實，連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現在清宮劇裏的林則徐，也在日記中自以為是地嘲笑英國士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國婦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則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這不僅於事無補，還造成了他人格的嚴重分裂。 於是，兩個林則徐出現了。一個是教科書裏的文臣樣版，一個是無可奈何的常人。 樣版林則徐是主戰派，他用中國的古法百戰百勝，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國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林則徐的奏章裏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沒有機會實踐他的那些戰法。 幸好沒實踐，不然林文忠公恐將晚節不保。
常人林則徐意識到中國軍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購買外國槍炮，派人轉譯外國刊物。同時，他將搜集到的材料交給魏源，助他編成【海國圖誌】。 此書「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但幕後推手林則徐卻並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鎂光燈下。他經常叮囑友人，不要將他寫有對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給第三者看，後來在陜甘和雲貴總督任上，也絕口不提改革。
因為公然承認上國比「英夷」落後，在當時的輿論環境裏，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故此，對林則徐的評價蔣廷黻（fú）一語中的： 寧可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也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
更令人羨慕的是，林則徐死得非常及時，死在了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倆月，是非功過就不好說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主帥僧格林沁由衷地稱贊英法炮火「丈余壕墻，竟可穿透」； 湘軍悍將胡林翼見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因之「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曾建議將舉人和進士的功名授予外國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師俞樾不止一次地憤然抨擊那些雖仍在讀儒學經典，卻孜孜以求西學的官員。 同治帝師、理學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這是一個萬馬齊喑、顛倒黑白，把潛規則當規則使，最後人人無視規則，個個成為賭徒的蠻荒世界。 這個世界用接二連三的事實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還黑。 盡管它蓋著一層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書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不過四萬元，相比於天價的往來應酬可謂杯水車薪。當然，掃大街的都知道，對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節過節費）、冰敬（夏天消暑費）和別敬（外放道別時的饋贈）才是收入的大頭。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專制國家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但京官的漫天要價還是讓地方官視進京為畏途。 後來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鹹豐九年升任浙江按察使時進京謝恩。同年同鄉、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集體出現，為他接風餞行。一天要換六七個場子，酒喝不上兩杯，人也來不及認全，就得趕赴他席。最後花了幾千兩銀子，還是感覺在京官那「不見討好」。 據汪康年記載，用八個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場的糜爛：遊戲做官，認真做戲。 亂世就是舞台，演而優則仕，凡事皆靠演技。
六部衙門的京官們，在遊宴嬉戲中了卻著人生的夢想。 世道變了。銀子的作用使皇權的威嚴和傳統的規則不再靈驗，半個世紀的光景裏，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於利」的「利」成為活躍無比的社會動力，也成為讓權力系統目眩神迷、趨之若鶩的幻光。 龐大的國家機器早已不在同一個方向上運轉，卻在不同利益的牽引下尋找著各自的出路，人心的離散註定了分崩離析的結局。 若以光緒年間的戶部郎中李慈銘為樣本不難發現，由於冗官太多，對身處中層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辭辛苦地收黑錢，一年下來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單單李慈銘能青史留名，源於其堅持不懈地寫了四十年日記，大曝官場猛料。由此可見，什麽事一條道走到黑都能產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銘一年的支出不過二十萬元，擱今天，月光族估計半年就可以敗到這個數兒。 要不是李鴻章給他介紹了一個學堂主講的差事，經常上百家講壇得瑟得瑟，拿些高額束脩（出場費），光靠收黑錢，連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銘是戶部頭司江南司的司長。江南自古富庶，是納稅大戶，李司長也不過一白領的生活水準，實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事實上，地方官送錢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沒有實權的閑散官員也只有體味「人前冷落車馬稀」的滋味，甚至連殘羹冷炙都撈不著。 更慘的則是候補官，連實缺都沒有，人稱「災官」，意味著當這種官就是活受罪。 其實，最初買官的只是一些有錢人。工商業的畸形繁榮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階層，這幫人生活在中國，花錢買官，做個紅頂商人幾乎成為其必然歸宿。有需求就有市場，捐官制將賣官鬻爵合法化，生意興隆。
但此風一開，便不可遏。國人對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剛需都剛。 許多小康的、溫飽的甚至貧困線下想脫貧的，也東拼西湊，舉著銀票撲面而來了。 僧多粥少，候補官想遞補一個實缺比登天還難。而當了候補官，則需要維持相應的體面排場，僱用長隨、交際應酬，都要大把撒錢。 沒有絲毫收入，許多奔著脫貧致富而來的候補官紛紛倒在了夢想的光錐之外，饑寒而死。
一個候補知縣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兩袖與前後身到處是破洞，只好在裏面用黑紙粘住。絕望之下，終於吞煙自盡。 造成這種局面，不能全賴開賣烏紗的高官，因為真正吸錢不眨眼的財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同治七年，席卷半個中國的太平軍即將平定，軍費的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讓湘軍統帥曾國藩（1811—1872）頭疼的並不是擔心皇上說他花錢太多，畢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錢不是問題。 部費是問題。 報銷順利與否，關鍵在戶部的審計。戶部能過關，皇帝一般都會同意。 問題是戶部從尚書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寧願把精力花在看書寫詩、喝酒聽戲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財務報表。甚至，作為一個文官，你要是對財會表現出興趣，還會被同僚鄙視。 於是，五年一聘，不能連任的臨時工書吏出現了。
在壞政府中，最壞的人往往是最勤奮的，書吏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 由於沒有正式薪金，連辦公用品都得自個兒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長官背黑鍋，跟城管一樣遭人唾棄，工作強度堪比富士康流水線，導致書吏的心態跟裸官一樣——撈夠就走。 鹹豐年間，全國各級衙門，正式和非正式的書吏加起來有四十萬，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過兩千萬兩白銀，高達財政歲入的一半。 審計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腐敗，結果卻造成了新的腐敗，這就跟賣防毒軟件的自己寫木馬程式一樣可笑。
據一個工部的官員記載，他和辦公室的同事都對一個叫紅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於囊中羞澀，只能遠觀，不能褻玩。偶爾開Party請來陪個酒，能把一幫饑渴男激動個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個叫王維寅的書吏就瀟灑多了。兩千兩白銀往老鴇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牽走，從此不「維寅」只「唯淫」，把一幫有錢買笑、沒錢買春的工部技術宅氣得直罵娘。
在一片道德淪喪、毫無秩序的土地上，每個人都逃不出被傷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員知道皇帝也被潛規則，也許心情會好一點。 話說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隨口問了吏部尚書汪由敦一句：「你天沒亮就趕著上朝，吃過早點沒？」 汪由敦答說吃過了。 乾隆問他吃的什麽。 汪由敦一臉艱苦樸素的表情：「我家裏窮，每天早上就吃四個雞蛋。」乾隆大吃一驚：「雞蛋一個要十兩銀子，四個就是四十兩，我都不敢這麽吃，你一頓四個還哭窮？」 汪由敦一楞，立刻明白是內務府的人采購時吃了回扣，買的天價雞蛋。便應付道：「外面市場上賣的蛋都是破了殼的，所以比較便宜。我買的就是這種雞蛋，一個只要幾文錢。」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兩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繼續當冤大頭。
有鑒於此，曾國藩沒有和戶部書吏撕破臉，而是托人登門說情，讓給打個折。書吏也不願得罪聖眷正隆的曾國藩，三千多萬兩的發票，讓他給八萬兩好處費了事。 書吏再黑，黑不過關吏。 關吏不遺余力地增加全國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於得到民間高度一致的評價：關無善政。
當然，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點路費繞道走。但對於那些上京的人來說，崇文門卻不得不過。久之，崇文門稅關的創收手段達到了讓所有稅關都望塵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進崇文門，因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額財物。第二天進宮拜見皇帝，在朝房看見崇文門監督，正想上前理論，對方卻先發制人，過來打了個哈哈：「大人您昨天進城，何必這麽客氣，打賞他們那麽多銀子？」並再三言謝。 左宗棠見此，當場無語。
只欺負欺負自己人倒也罷了，畢竟我華夏草民皮糙肉厚，個個都是超級忍者。問題是隨著地理大發現，全球化的時代到來，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講理，洋人卻一定會跟你講。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3）粵海關設立起一百五十多年裏，來華貿易的英國商船就額外征稅陷入到與廣東官員聚訟不休的博弈當中，以至於一個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的法國人後來寫道：「人們在歐洲喝到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恥辱。」
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的一個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透過交涉，解決粵海關的陋規問題——英國人習慣了有法可依，對那套上下都打點完沒準最後還栽在一個小科員手上頭痛不已。 可惜，從古至今，這套都是不容侵犯的。 當告狀和外交等各種嘗試都失敗時，被英國人稱為「通商戰爭」的鴉片戰爭便爆發了。 【南京條約】的條款最能體現英國人發動戰爭的目的。其中第十條赫然寫著：進出口關稅要明確，不得隨意多收。 縈繞在幾代英國人心頭的夢魘隨著一紙條約就此消散，畫面在中方談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臉上漸漸淡出（此人甚至要認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兒子為養子），鏡頭從南京切到了河南。
袁世凱伸出手去，舉過頭頂。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鳴。 「大野龍方蟄（蟄伏），中原鹿正肥。」（作於十三歲） 「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作於十四歲） 如果你覺得反意森然，那是因為不了解大頭。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於一個由異族統治，上層故步自封中層百般漁利下層愚昧無知，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共識的君主專制國平穩過渡到民主共和國，何異於癡人說夢？ 即使清廷出於維穩壓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頒的法令也只會淪為官員盤剝民眾的新式武器，從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賄越多」的怪圈之中。 內憂外患下，最壞的結果是爆發革命。從湯武革命開始，中國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設。
托爾斯泰評價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時說：「它宣告了無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訴諸暴力，便都成了謊言。」 怎樣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劍封喉地殺死清廷，締造共和？
頂層亡清 。
然而，這畢竟是一台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龐大且黑暗的政治機器。「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幹雲霄」（作於十二歲），怎麽辦？ 黑洞吸納一切，將萬物碾成齏粉。我卻要與黑洞同黑，融為一體。在遵循其運作邏輯，從內部窺測到全貌，纖毫畢現後瞄準破綻，一擊斃命！ 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門，用大頭後來的話說，類似於拔樹： 專用猛力，拔不出樹根；過分去扭，樹根又會折斷。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把樹根的泥土松動後，不必用大力氣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兩百多年的老樹，拔起來不容易。鬧革命，都是些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鬧君主立憲的懂得拔樹卻沒有力氣，我今天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等到泥土松動，自然會被拔出來。
「以殺止殺，而殺殺人者，殺即止矣。」（作於十六歲） 殺人者，滿清也。 死者的名單，罄竹難書！ 孫承宗、史可法、張煌言、劉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陳子龍、夏完淳、黃道周、李定國…… 在明末所有名將裏，只有李定國的軍隊敢和八旗鐵騎打野戰；只有李定國擊破了「女真滿萬不可敵」的神話；只有李定國能一條道走到黑，在崇禎吊死煤山二十年後還同滿清纏鬥。 南明「監國」無數，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雲，只要李定國還有一口氣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戰至山窮水盡的李定國最終死在了中緬邊境，臨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 若明祚未絕，乞賜軍馬無災，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數已盡，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 每每讀此，袁世凱都熱淚盈眶。
然而，在一個目力所及皆是蹣跚學步的鵝的國家，當英雄，代價何其高昂。 災難降臨時，只有跪下來順服的，沒有站起來抗爭的；災難過去後，只有站起來控訴的，沒有跪下來懺悔的。 英雄，不死於殉道即死於獻祭。 可不當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凱了。為天下人復仇，既非出於私憤，也無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兒時立下的那個鴻鵠之誌： 願流芳百世，毋遺臭萬年。
老戲骨徐世昌年長袁世凱四歲，活了八十五年，差點能看見八年抗戰取得勝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諳進取退守的節奏，在亂世中若危若安、淩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時人常懷「馮道轉世」之感。 徐世昌對袁世凱影響之深，不下荀彧之於曹操，張良之於劉邦。 初次邂逅，大頭留給徐世昌的印象是「狀貌偉然，殷勤接語」。跟那些裝逼就像膝跳反射一樣不由自主的人不同，袁世凱的豪言在邏輯上自洽，在感情上誠懇，深深地打動徐世昌。 沒有多余的語言，兩個青年當場結為生死之交。 徐世昌對「頂層亡清」不置可否，卻和盤托出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庚子國變，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奉命北上收拾殘局簽訂條約，臨行前在香港秘密會見了港督蔔力。 李鴻章單刀直入：「英國希望誰做皇帝？」（彼時慈禧已位居八國聯軍開列的戰犯名單之首） 蔔力：「如果光緒皇帝對這件事（拳亂）沒有責任的話，英國不反對由他出來繼續維持統治。」 李鴻章追問：「我聽到一個說法，說要是義和團把北京的各國公使都殺了，列強就將出面幹預，宣布立一個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們會選擇誰？」 停頓了一下，李鴻章盯著蔔力的眼睛，意味深長道：「也許是個漢人？」
一代人辦一代事，亡清的重任還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極圖另一端人選的輪廓，徐世昌已隱隱約約地看到了。
引自
【中夏誤會了袁世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