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好問題。
拉丁美洲是全世界城市化率第二高的地區，到2019年，有78%的居民住在城鎮地區。 這一比率僅次於北美（82%），高於歐洲（74%）和世界整體水平（54%）。按照「城鎮化率和發達程度呈正相關關系」的一般認知來說，拉美的城鎮化率高於歐洲是件有點奇怪的事。不過， 相關解釋在中外文資料當中都不難查到，「過度城市化」等問題也都早已寫進了高中課本。
這些解釋的重點基本集中在1930-1980年間拉美主要國家工業化行程當中，農村移民大量湧入城市這一歷史事實。 這一過程的拉力是城市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對勞動力的迫切渴求，推力則包括農村人口的快速增長、農業產量的提高、土地制度等因素導致農村對勞動力吸收能力有限等。
這些經濟層面的解釋很有力，也已經相當成熟。但 本回答在此想要給出一些政治和社會文化層面的補充：城市化說到底是【人】的遷移，而不僅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的流動。 這一事實應該能夠提醒我們，拉丁美洲的高度城市化現象有許多深層次的背景可以挖掘。
本回答在此闡述其中兩點 ，希望對讀者有所啟發：
1.自殖民地時期開始，拉丁美洲就具有強大的城市傳統。 城市往往是政治秩序和經濟剝削的中心，較少是自然商業活動的產物。這一傳統帶來的後果就包括， 早在殖民地時期，許多地區的城市化率就已經達到農業社會的高位。
2.拉丁美洲各國獨立以來， 在整體保持了殖民地時期城市秩序的基礎上，資源繼續集中在大中城市。 在城市傳統的影響下，現代化行程中的各國政府把城市化視為落後問題的解決方案，推動了大規模城市化。
——1925年造訪布宜諾斯艾利斯時，艾拔.愛因斯坦問道
是的，布港實在太像巴黎了。五月大道與香榭麗舍大道，聖馬丁廣場與協和廣場，共和國方尖碑與拿破侖凱旋門，玫瑰宮與盧浮宮......19-20世紀之交的阿根廷人和他們當時的拉美同胞一樣，都是法國風尚的忠實擁躉。布宜諾斯艾利斯享有「南美巴黎」的美譽，實在貼切不過，因為它從巴黎身上學到的並不只是城市設計和建築風格，在集中國家權力、壓制內地和外省這一方面，布港可能比巴黎還要更勝一籌。
在二戰結束前的四個世紀當中，巴黎沒給過外省任何僭越的機會，它的優越地位是近代法國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 。對於拉丁美洲國家而言，城市，特別是首位城市的優越地位同樣是近代歷史的一個突出特點，但它的第一驅動因素並非民族國家的中央集權需要，而是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控制需要。 在美洲殖民地的建立過程當中，英國和葡萄牙殖民者建立的是一種基於農業墾殖的土地秩序，而西班牙人則效法羅馬帝國，利用城市網絡來統治其治下的龐大領土以及原住民社區。這一政策的結果是， 西屬美洲城市的建立邏輯是首先服務於從上到下的統治需求，而非從下到上的經濟交換需求。 歐洲移民基本全都居住在城市或大莊園裏，基層依靠教會和原住民村社組織維持統治。殖民地時期的 許多首府城市 ，例如墨西哥城、危地馬拉城、聖菲波哥大、利馬、聖地亞哥、哈瓦那、蒙特維多， 到獨立之後依然保持了首都地位 ；另外一批以 礦業為基礎興旺的城市 ，例如薩卡特卡斯、瓜達拉哈拉、奧魯羅、波托西，都是盛極一時， 資源枯竭時就難免相對衰落 ；而 以制造業或者貿易興起的城市 ，例如普埃布拉、薩爾塔、卡塔赫納，也都基本沒有成為首位大城市，除非是某些和首府地位重合的貿易城市，例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巴拿馬城。
由於城市集中了殖民統治的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歐洲文化所在的優越地位，殖民地時期的西屬美洲殖民地已經擁有較高的城市化率。 英屬北美殖民地乃至獨立後半個世紀內的美國，城鎮居民比率一直沒有突破8%，是不折不扣的農業地區；18世紀的英國和荷蘭作為西歐最發達的地區，其城市化率也沒有達到20%。而西屬美洲的許多地區此時已經非常突出：例如17世紀初波托西銀礦繁榮時的上秘魯，其城市化率就可能達到了20%；18世紀下半葉波旁改革時的古巴和烏拉圭，居住在哈瓦那和蒙特維多的居民可能占到了本地區人口的25%甚至30%；在墨西哥這樣人口眾多的核心地區，沒有這麽誇張的數碼，但墨西哥城一城也已經占有了本地超過2%的人口。
巴西與西語美洲不同，並沒有從上到下的城市傳統， 它最初是一個由歐洲和非洲移民經營的農業殖民地。最初的首府城市薩爾瓦多達巴伊亞，到殖民地末期已經相對衰落，同時興起的是東南部的新都裏約熱內盧。獨立後的一些大城市例如聖保羅、貝羅利奧藏特在殖民地時期都不算突出（盡管聖保羅的獵奴隊十分有名），如今的首都巴西利亞則幹脆是20世紀新建的。 有一定把握認為，獨立後的巴西相較西語美洲，受殖民地時期的城市網絡影響更小。但20世紀巴西的城市擴張速度完全不輸於那些集中了傳統權力的西語美洲城市，其中的解釋或特許以從巴西對於現代性的迫切追求當中找到。
從1880年代開始，工業化已經開始在幾個拉美大國當中緩慢出現。咖啡種植園催生了聖保羅的繁榮，讓它從一個探險家的大本營躍升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都會，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新興工業經濟的中心。
對於19世紀末的拉丁美洲國家而言，現代化（在當時意味著歐洲化）除了擺脫貧困這一層含義之外，還要消除形形色色的無政府暴力以及軍事領袖獨裁。在這一背景下， 把城市作為現代化解決方案的思想應運而生。 在薩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作家，1868-74年任阿根廷總統）看來，城市可以消除美洲的粗獷和野蠻因素，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村考迪羅問題。也正是從薩米恩托執政時開始，布宜諾斯艾利斯得到了急速擴張——當然是以其它城市和內地農村為代價。20世紀的巴西人相對19世紀的阿根廷人更進一步，「城市化就是現代化」仿佛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信念。從1930年代開始，巴西開始大規模鼓勵工業化，城市中的農村移民也隨之急劇增多，貧民窟（Favela）在裏約熱內盧出現。但當時的人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一切問題終將隨著現代化推進統統解決。1938年時，在巴西流亡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為「不久之後就將消失」的貧民窟感到惋惜，感慨現代化對文化遺存是多麽的無情。
在1930-1975年間，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長率和城市拓展率都高居世界第一， 人口從1.5億增長到了4.5億，城市化率從25%增長到了61%。 這一數碼變化背後的直接因素無疑是進口替代工業化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 （這一時期該地區的GDP年平均增長率高達7%），但是城市化率的突出表現並非只是地區各國政府一時決策的產物， 其背後隱藏著的兩點因素，分別是長期存在的城市傳統霸權以及在其影響下誕生的對城市現代化效用的推崇。
事實上，在近四十年當中，拉美城市化的模式也在發生轉型。早在進口替代工業化行程當中，雖然首位城市對移民的吸重力過分突出（乃至於畸形），在人口數量上無可替代，但是中小型城市也隨著產業擴張獲得了基礎，事實上人口增長比率比首位城市更高，部份產業城市例如麥德林、馬拉開波也取得了大城市地位。 在21世紀到來後，以中小城市為目的地的移民活動更加活躍。 雖然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樣的「吸血鬼城市」仍舊絕對強勢，但是進一步的變化也值得觀望。
畢竟，在大洋另一邊的歐洲，老巴黎的霸權在半個世紀前都開始悄然動搖。那麽，對於尚且年輕的美洲大陸而言，又有什麽不可能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