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迅速土崩瓦解，中間政治博弈狠有趣。
袁世凱、宋教仁清末民初縱橫大家，滿清、孫黃被拋棄。
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奪權」
九次起義失敗之後，老牌革命黨人的勢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說既無一兵一卒，又無一分一厘，老牌革命黨人一直在利用幫會分子發動起義。 包括孫文在內，老牌革命黨人對武昌兵變是不知情的，既沒有在事先策劃這場兵變，也沒有在現場領導這場兵變，這場「革命」本身跟他們沒什麽關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軍一旦開始「革命」，他們就發現原本要「清剿」的物件具有作為持旗手的威望和號召力，雙方又站在了同一戰線。 此時的黃興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興奮。很顯然，如果能利用和領導革命的新軍，老牌革命黨人就能最終取得革命的領導權，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
習慣武力的黃興想立即趕到武昌去，他認為憑著他這麽多年在起義領域的影響力，只要他親自去武昌指揮，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作戰，掌握湖北革命新軍的領導權不是沒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這種想法。他認為，有了武昌的帶頭，各省很快就會跟進，釀成獨立的風潮，各省的軍方實權人物會搖身一變為「革命的都督」。這對於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不過是看到「革命」已經代表著權力走向，趁著天下大亂，打著「革命」的旗號爭權奪利而已。老牌革命黨人確實必須利用和領導這股「革命力量」，但由於錯過了武昌兵變，使大權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黨人就只能悔恨了。因為湖北大局已定，黃興只有指揮作戰的能力，本身沒有軍隊，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軍權，更別說領導權；另外，湖北前線還有袁世凱這個強勁的軍事對手——即使是黃興指揮作戰，也絕不是他的對手。所以眼光千萬不能局限於已經獨立的武昌，而應該看到「革命的趨勢」，抓緊去另外一個能夠以老牌革命黨人的政治優勢來開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廣大漢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滿中心和「革命聖地」。幾十年前，太平天國定都於此。它還是長江以南最重要的戰略城市之一，進可以揮師北伐，直搗京城，退也可以守住東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來，更重要的是，以南京為中心，輻射的是江蘇、浙江、上海等大清東南富庶之地，這裏有一大批有錢有勢的士紳和實業家（即原來的立憲派）。早在慈禧時代，她迫於形勢不得不在立憲改革中「開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憲派「參政」的強烈願望；載灃上位，把立憲持旗手袁世凱趕跑，自己在立憲改革中卻是進退失據，一邊迫於形勢進一步勾起了立憲派更大的野心，一邊又試圖走走過場加強皇族集權，立憲派的心早就涼透了。現在，他們會強力支持東南區新軍將領鬧革命，充當他們的「錢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勢頭」一起來，風頭一定會蓋過武昌。
也就是說，在南方，無論是軍事還是政治、經濟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號令天下，這就是趨勢。在這個趨勢之下，南京地方實力派的情況是有兵有錢，有對大清朝廷「叛變」的需求和動機，他們要的不僅是獨立，還要讓南京成為未來中華民國的首都。只要黃興、宋教仁這些「革命持旗手」棄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勢力一定會因為追求內部平衡以及壓過武昌而把他們推向前台。這就是老牌革命黨人在南京的政治優勢。
不得不說，在老牌革命黨人沒什麽實力的情況下，宋教仁的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靜和遠見。然而黃興在這一點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堅持先去武昌「指揮作戰，掌握軍權」。黃興確實是一個勇敢的人，不過，缺乏戰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這在政治家眼裏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氣，正如袁世凱後來評價黃興「性質直，果於行事，然不免膽小識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實在是說服不了黃興，沒辦法，只好暫時先跟隨黃興到武昌，想辦法向黎元洪「奪權」！
10月28日，黃興、宋教仁抵達漢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 ，載灃才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開始出山，並在11月1日率軍攻下了漢口。與此同時，袁世凱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談判，告訴他們：大清回到君主立憲的道路上，漢人有了更大的權力舞台，你們還有什麽理由不回來？你們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
新軍都是袁世凱一手創立的，打不打得過袁世凱，黎元洪還是明白自己斤兩的。正在擔驚受怕、六神無主之際，黃興、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劑強心針。黎元洪甚至讓一名騎兵舉起寫著「黃興到」的大旗，在城裏奔馳一圈，算是給大夥兒壯威。不過，當宋教仁提出接下來希望由黃興出任最高領導時，「黎菩薩」就笑而不語了，他手下的軍官們也強烈反對，最後只能由黎都督效仿當年劉邦拜韓信為大將的「先例」，來一場「登壇拜將」。黎都督親自授予黃興為戰時總司令，指揮新軍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作戰。宋教仁的「奪權計劃」失敗了。
黃興去了前線，宋教仁不懂軍事，他留在後方。對於暫時「奪權」失敗， 宋教仁並不十分在意，他是一個有著政治家開闊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軍政府裏，並不是鐵板一塊——在湖北也是有原來的立憲派的，他們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權力。這些人有錢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槍桿子」。宋教仁就聯合他們透過立法來限制黎派「槍桿子」的權力。
革命陣容裏的第一部憲法，也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第一部共和憲法——【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誕生了。從表面上來看，這部湖北（鄂州）的「省憲法」只是為限制黎派權力應運而生的，但是對於宋教仁來說，並不是這樣的。他很清楚是立憲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黨人最終是要走向立憲道路上的，否則就無法真正取得領導權，這也是宋教仁為共和立憲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這部憲法的時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為未來中華民國的憲法藍本，共和成功之後，是要推廣到整個中華民國的。從整體上看，【鄂州約法】與【十九條】一樣，除了沒有皇帝，也突出國會，大大提升了國會的權力，而又與【十九條】有了明顯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條】是在各省鬧獨立後急忙推出的，需要討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鬧獨立的權勢人物，對於真正的人民主體——千千萬萬百姓們的各項平等、自由的權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約法】中「討好」的就是百姓。除了總則，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後才是都督、議會，明確地規定了百姓們各項平等、自由的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人民享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議會由人民在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
如果說【十九條】在理論上確立了「主權在民」的話，宋教仁就是幾千年以來把這一切進行落地的人。國會是百姓們的政治舞台，百姓們不可能一夜之間擁有「槍桿子」成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間當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間被選舉成議員，行使國會賦予的權力，而前提是選舉權要真正落到他們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讓共和立憲真正變為現實。 宋教仁不是官員，也沒有「槍桿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勢力來制衡「槍桿子」和舊式官僚集團，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終不忘人民的，敢於向民間借力是有覺悟有氣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這樣的人，他是名副其實的平民政治家，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他死得其所）
完成這件事情之後，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線的黃興，和日本朋友北一輝等人一起乘船東下，來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凱回京組閣、把前線指揮權交給馮國璋之後，黃興也沒有擋住北洋軍。11月27日，經過20多天的苦戰，繼漢口失守之後，漢陽也落入北洋軍之手，就連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復的可能。 黃興終於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論」。據說兵敗之後他向黎元洪提出放棄武昌，率殘部去南京起義，遭到黎派的軍官拔槍抗議。在這些革命的小將看來，湖北才是他們的大本營，也是他們的勢力基礎，他們才不會中黃興等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去南京那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別人的領導！ 黃興也不管不顧了，第二天，他就丟下湖北大軍，帶著幾個人來到了上海。
在黃興指揮作戰的這二十多天裏，黎元洪也沒有閑著。對於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約法】，黎都督自然並不歡迎，因為在道義上他沒有優勢，但他也是幫手的。趁著黃興正在戰場上替他頂著之際，黎元洪開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幫手，其他獨立省份擁有「槍桿子」的人（也就是獨立各省都督），為未來的「建國」做準備。
其他獨立的省份已經越來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為「首義之地」的名義，要求獨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來開會商討。當然，中華民國只能是共和立憲的政府，他們必須確定三件事情：準憲法、準國會和臨時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槍桿子在手，憲法和國會他比較不關心，但這個「臨時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軍政府。
黎元洪的這個要求確實也是審時度勢的。要知道獨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對大清朝廷的「叛變」，都是打著成立中華民國的「共和」旗號，而湖北畢竟打響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槍，成立了民國的第一個政權——幾千年以來都是講究個先來後到、論資排輩，不以湖北為「臨時中央」那是說不過去的。而各省都督們表面威風，實際上對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幾個城門，就渾水摸魚自立為王，他們都還在膽戰心驚地防備手下人來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內部平衡各種勢力，急需一個「臨時中央」來為自己打氣壯威。另外，大家都還有袁世凱這個強大的敵人，以都督為代表的獨立各省實力派也需要樹立一面共同的旗幟來對付袁世凱，不抱團不行。
獨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們趕到了湖北，召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會」，透過了新的準憲法——【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約法】有了很大區別，也是對【鄂州約法】甚至是對【十九條】的嚴重倒退，主要的區別有兩點： 首先，規定國會采取一院制，稱參議院。在參議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這個「各省都督府代表會」充當準國會。也就是說，這些「議員」並不是千千萬萬的百姓們選舉出來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準國會搖身一變為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遠距離遙控的橡皮圖章。這也很正常，地方實力派從老牌革命黨人中借來了「共和」這面旗幟，於是他們也成為了革命黨人，但國會是百姓們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換柱、嚴防死守，讓代表地方實力派的這個「代表會」代表人民。 然後，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由準國會選舉產生，總統經準國會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長，組成內閣。
看來，地方實力派還想控制這個未來的臨時大總統，這個人是誰呢？準國會的決議是一句話——「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也就是說，地方實力派認為，即使我們抱團，和袁世凱之間可能誰也打不過誰，也不想費那力氣打；如果能夠策反袁世凱，把他也拉到「叛變」的陣容中，代價就是最小的。不如我們把臨時大總統之位給他預留著，以此為條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凱多次表示他擁戴君主立憲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國不能亂」，君主立憲才能穩定大局，共和只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和淪陷，而且袁世凱已經是大清內閣總理大臣，維護君主立憲制是他的使命和責任，也是維護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過，袁世凱需要面對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現在各省的地方實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脫離大清朝廷獨立，脫離大清朝廷獨立就必須反對君主立憲制，堅持共和，而地方實力派透過準國會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這樣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實力派看來，袁世凱也是漢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凱不願意，局勢的發展也不是他說了算的，大家會一齊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開來，拉回到共和陣營之中！
正是因為如此，為了表明獨立各省確實能夠與袁世凱分庭抗禮，讓黎元洪有與袁世凱談判的對等地位，準國會決議以湖北軍政府為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推舉黎元洪為大都督。這並沒有增加黎元洪的實權，但給了他一個「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願以償吧。
接下來，局勢再一次印證了宋教仁所料，東南地區很快掀起了獨立的風潮。首先行動的是上海，在這裏有兩個人掌握的兩支隊伍，一個是光復會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軍大部份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復會成員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軍」；另一個人則是孫文的親信陳其美——孫文的同盟會向來和幫會關系密切，不過一直是和洪門有合作關系，這個陳其美另辟蹊徑，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幫的頭目，他手中的隊伍是清幫分子。 李燮和、陳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盤上同時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復。自然，對於上海都督的人選，上海各方勢力準備推舉貢獻最大的李燮和。不過，到了正式的推舉會議時，幫會分子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了。清幫分子大鬧會場，有人甚至舉著炸彈高喊「都督非選陳英士（陳其美）不可，否則就吃我一彈」，於是大家只能推舉陳其美為上海軍政府都督。 陳其美出任上海都督，這是老牌革命黨人中的孫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勢力中心。多年以後，孫文稱陳其美為「革命首功之臣」，但陳其美的做法還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來，就輪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獨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視，被推舉為江蘇省政務廳廳長（他沒有動用幫會分子用炸彈威脅），這個政務廳廳長相當於省長，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響力，宋教仁和陳其美都不願意再讓武昌再成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願意讓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們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來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大權奪到老牌革命黨人這邊來！
東南區的實力派自然會力挺。此時正好黃興兵敗，黎元洪手中的地盤又只剩下了一個武昌，還隨時都可能被袁世凱拿下，其他獨立各省實力派對黎元洪失去了信心，準國會幹脆不設在湖北了，它先後移到上海、南京，最後決議以南京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本來宋教仁還想讓黃興出任臨時大總統，不過議員們（也就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的意思是，臨時大總統之位給袁世凱預留著，這是湖北會議透過的決議，具有法律效力。 從現實來看，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選舉黃興為大元帥，暫代總統之職，在南京組織「臨時中央政府」。至於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選舉他為副元帥，算是給個安慰獎。
至此，透過宋教仁的準確判斷和步步卡位，革命陣容的勢力中心從武昌轉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黨人在東南區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屬於他們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書上所說的「革命黨人領導了辛亥革命」，實際上是這裏開始！
對於宋教仁運作的這個結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堅決反對的，而與孫文結仇的光復會正副會長章太炎、陶成章也強烈反對黃興為大元帥。章太炎說得很惡毒，說一個敗軍之將，如何能當大元帥！沒辦法，準國會只好調過來：選舉黎元洪為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不過，黎元洪很精明，他堅決不離開自己的大本營，去南京當什麽空頭元帥。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黃副元帥全權組織南京「臨時中央政府」了。
黃興同意了，他已經透過立憲派的首領張謇，準備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萬，作為組建新政府的「啟動資金」。然而，最後關頭，黃興卻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職了，因為他已經得到確切訊息：孫文即將從海外回國！從當年同盟會成立之初起，黃興就已經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孫文的，否則就會發生太平天國那樣內訌的悲劇。「黃興不敢奪孫文首領之位」（胡漢民語），他要留著大元帥之職對孫文「讓位」。
宋教仁對黃興失望且無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陣容要做的只有兩件事情，除了等孫文回國，另外，就是奮力「拉袁」了。獨立各省的實力派們都沒有實力完全戰勝袁世凱，老牌革命黨人更不用說了，畢竟他們連屬於自己的軍隊都沒有，所以老牌革命黨人也一直在加緊「拉袁」。孫文的心腹汪精衛出獄之後，留在了北方，為袁世凱辦事，還與他的長子袁克定結拜為兄弟，竟然成為了袁世凱的得力幹將。汪精衛曾公開宣稱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臨時大總統）不可」。黃興也親自寫信告訴袁世凱：只要你學習拿破侖、華盛頓，推翻大清王朝，組建中華民國，全國人民都會對你拱手聽命，一致擁戴你為大總統！
袁世凱又該何去何從呢？
袁世凱的政治手段：利用「民心」讓自己和皇室全身而退
在進京推動第三次立憲改革之後，袁世凱指揮馮國璋打敗黃興，收復漢陽，策略還是邊打邊談，壓迫黎元洪回到談判桌前。不過，等到打敗黃興，革命勢力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南京，黎元洪不再是主要對手了，全國各地已經有十幾個省先後獨立，但朝廷的地盤只剩下幾個省和一支驍勇善戰的北洋軍了。
載灃再一次亡羊補牢、痛定思痛。12月6日，他上奏辭去監國攝政王之職，從此不再插手任何政事，也沒有了所有權力，步了三年前被開缺的袁世凱的後塵。隆裕批準辭職奏折，她的意思是，要讓載灃承擔造成大清全國亂局的責任。現在監國攝政王辭職了，袁世凱與責任內閣再也不會有什麽約束了，大清國民應該清楚，朝廷真的已經痛下決心進行君主立憲制改革，把更多的權力下放，希望能夠換取獨立各省對朝廷的諒解和讓步。隆裕甚至下詔，從即日起準許大清臣民自由選擇是留發還是剪發，隨你們的便，反正朝廷是要與大清國民重新開始！
隆裕的這道詔書也是給袁世凱看的，這告訴袁世凱：大清除了還有一個皇室之名，你實際上已經是大清的「一號人物」，你就沒必要再去折騰什麽「共和」了。是的，隆裕和皇室也需要積極「拉袁」，畢竟讓愛新覺羅家族的命運掌握在袁世凱手裏，還有生還的可能，一旦他撒手不管，命運掌握在革命黨人手裏，那就很難說了。早就謠傳革命人要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報當年揚州三日和嘉定三屠之仇，殺盡所有滿人，其中首當其沖的自然就是皇族親貴。這雖然是謠傳，但確實只有拉住袁世凱，才有可能保障皇室，皇室只能把他當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12月7日），隆裕授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總體負責與獨立各省和談。袁世凱委任心腹唐紹儀為總代表，率團與革命陣容的總代表伍廷芳舉行談判。談判是在上海英租界內公開進行的，也可以說是在英國等國際社會的見證下公開進行的。列強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為了維護各國在華利益，希望早日達成議和。這個態度表面上還是「恪守中立」，實際上是暗中支持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是希望早日達成和談的。 但袁世凱和皇室只能接受君主立憲，革命陣容又只能接受共和，所有矛盾的焦點都落在了袁世凱身上——如果他不向共和「轉身」，一切都將談不成。
另一夥人也在積極地「拉袁」了，他們就是袁世凱手下的北洋軍將領。 在唐紹儀與伍廷芳進行公開的政治談判的同時，一場秘密的軍事談判也在進行中。北洋軍將領中出面的是段祺瑞，而革命陣容中的運作者就是黃興和他的參謀長顧忠琛。12月20日，雙方代表也在上海達成了一個秘密協定：兩軍一致同意拋棄君憲，實作共和，同時優待皇室，誰先逼退朝廷誰就當大總統——很顯然，這些條件都是為袁世凱設定的，優待皇室，他才好轉身。
段祺瑞派人把軍界的訊息送到袁世凱這裏，這就很有意思了，這相當於「勸進」。自古以來，只有「勸進」當皇帝的，還沒有「勸進」當總統的，但如果說袁世凱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或者說現實中完全沒有這個條件，將領們也不敢貿然「勸進」了。對於軍界的態度，袁世凱真是又喜又怕。要說他對大清王朝死忠到底，那是假的；要說他對這個大總統之位完全不動心，那也是假的。 想當年李鴻章大人對「兩廣共和國總統」都動心過呢，更何況這是全中國之總統 。 但不知袁世凱可還記得，三年前他被開缺時，也是這批將領，沒有一個人為他站出來，現在趨勢即將把他推上總統之位，將領們順勢而為，也不過不希望逆潮流而動，為自己謀個更好前程。
袁世凱明白，他一直堅持的君主立憲要不得不放棄了，不得不上共和這條船，因為共和確實已經是「民心所向」。而大清真正的「民心」，千千萬萬底層百姓們的心聲是不被知道的，但這似乎並不重要。正如保路運動中鐵路資產的真正主人一樣，百姓們的心聲就是「被代表」的，被各省實力派所「代表」，但以袁世凱一人之力，已經無法與這個「民心」相抗衡。袁世凱說：要我去討伐黎都督還有可能，因為這是平叛，師出有名，但要我去討伐張謇等人，我實在無法辦到，這些頭臉人物是「代表」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是斬不盡殺不絕的啊。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也告訴他：徹底斷了君憲之念吧，無論你有多強的武力，都必須放棄君憲，接受共和；如果還替皇室爭取什麽君憲，不僅是徒勞的，搞不好你袁世凱自己都得當殉葬品！
徐世昌說得沒有錯，麾下將領們要考慮自己的出路，袁世凱更要考慮自己的出路。即使袁世凱能夠一時壓制住將領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軍隊的控制力也會越來越差，如果堅持用武力，天下人就會把首當其沖的敵人從皇室轉移到袁世凱身上，全民共誅之，全民共討之。不要以為當共和國的總統只是袁世凱的榮耀，其實也是他的一條出路而已。
但如何逼退朝廷，這確實是袁世凱的一大難題。袁家數代為官，袁世凱又已經是大清內閣總理——如果說逼退皇室一點心理障礙都沒有，那就讓別的大臣去做好了，袁世凱更加不想背上一個「篡位」的罵名，不想讓天下人認為他是「出賣」了大清朝廷才成為臨時大總統。如何才能讓大清平順地過渡到共和，如何才能讓皇室體面地退位，如何才能讓自己光明正大地當上總統呢？袁世凱不愧是袁世凱，他很快意識到，既然共和是「民心所向」，那麽就把這個球踢給「民心」吧。袁世凱給唐紹儀和伍廷芳一直談不攏的政治和談定個調子：以召開「國民會議」的辦法來決定。也就是說，無論是共和還是君憲，革命陣容和朝廷任何一方都不能決定，只能「交給全國人民來決定」。具體做法是由各省選出一些代表投票，一旦票決，雙方都必須服從，否則即為全民公敵。
此時的袁世凱和宋教仁一定有惺惺相惜之感，他袁世凱也開始向民間借力了，他在將地方實力派們的軍：你們不是想以「民心」來實作共和嗎？不是想以「民心」來推出和控制我這個大總統嗎？如果你們確實是真心追求共和，那麽你們敢不敢把投票權真正交給各省的老百姓，就像我袁世凱當年在天津試驗過的一樣，深入田野鄉村去敲鑼打鼓地宣傳和發動，來一次比較規範和像樣的投票，也像已經有過的世界先例一樣，讓中國的人民對國家前途來一次公決？ 這確實是袁世凱為國家、為皇室、為自己考慮出的萬全之策，無論最後結果如何，他都是很有自信的。如果最後票決的結果是共和，有了這個合法合理的程式，大清會平順地過渡到共和，仍然能夠迅速穩定局勢；皇室能夠以「尊重民意」的形象來體面退位，避免了被用武力推翻和上斷頭台的命運；他袁世凱也會透過合法合理的程式成為臨時大總統，不僅避免了「篡位」的嫌疑和千古罵名，其他野心家也只能偃旗息鼓。
如果最後的結果是君憲，那也是袁世凱求之不得的，這會使他的第三次立憲改革往前進了一大步。想想看，一個朝廷，如果連決定國體、政體這麽根本的權力都可以下放於民，這本身就是立憲的精髓，意味著皇帝和皇室只是一個象征，是「虛君」，受益最大的自然就是袁世凱這個內閣總理大臣。虛君立憲下的總理，那也就相當於共和國的總統，雙方都是政府首腦，袁世凱又何必一定要去當總統？ 有實力擺在這兒，袁世凱定下的調子就是雙方和談的調子，在朝廷方面，他是議和全權大臣，這個方案又是個萬全之策。隆裕批準了。
1911年12月29日，唐紹儀團隊和伍廷芳團隊達成了召開「國民會議」的協定。為了給開大會營造良好的氛圍和必要的環境，雙方還一致同意，革命陣營不準再在新的地方宣布獨立，袁世凱的北洋軍也要在五日之內從防區後撤百裏。
袁世凱很興奮，他命令北洋軍從第二天開始就準備後撤一百裏，首先拿出朝廷的誠意來。唐紹儀和伍廷芳開始就程式和細節問題展開談判，雙方又開始了扯皮。當然，原則問題已經談妥了，只要雙方真心擁戴「國民會議」，程式和細節也是可以解決的。袁世凱在等待著這個結果。
然而，僅僅一天之後，一切風雲突變！ 1912年1月1日，袁世凱麾下大將突然全體發表通電：誓死維護君憲，堅決反對共和！將領們的語氣極其強硬而憤怒。 1月2日，袁世凱以「同意唐紹儀辭職」的方式宣告了和談正式破裂！與此同時，自從和談以來一直還算友好的氛圍再次變得劍拔弩張。唐紹儀團隊譴責伍廷芳團隊在之前的談判中只顧一己之私，動輒以「不談了」相威脅，甚至不許發表不同意見，不準討論君主立憲之可能性，「其態度之蠻橫，形同專制」，與他們追求的民主共和形成鮮明對比。甚至列強駐華外交官也在了解相關事實後，表示雙方和談破裂，責任實在革命方。
北洋軍方面，後撤停止了，子彈上膛，炮彈入膛，一場大戰眼看又要打響！ 召開「國民會議」是雙方已經達成的協定，就連隆裕都批了，如果不是發生了讓袁世凱和麾下大將們感到特別憤怒和難堪的事情，他們是不會作出如此過激反應的。那麽，1月1日這天到底發生了什麽？
因為就在這一天，已經回國的孫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不得不有一種被羞辱和「上當受騙」的感覺，之前的和談是在國際社會的見證下進行的，已經取得了召開「國民會議」的初步成果，現在革命陣容不僅單方面撕毀了這個協定，還讓「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承諾成為了一紙空文！
孫文為革命占據的有利位置：就任臨時大總統
武昌兵變了，沒人知道孫文到底在哪裏。九次起義失敗，華僑們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為了籌款，孫文一直在美國各地馬不停蹄地演說，10月11日這天，孫文正與隨行人員奔赴美國丹佛市，第二天才在報紙上看到武昌兵變的訊息（歷史作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稱孫文當時「正在美國洗盤子」，此說並無史料證實）。
和黃興、宋教仁一樣，武昌兵變的訊息令孫文很是意外，經再三考慮後，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趕回國內指揮戰鬥，仍然需要籌款，增加老牌革命黨人的資本。可是從美國國務院到英國、法國外交部，孫文在歐美沒有換來一個國家的支持，也沒有籌到一分錢。沒有辦法，11月24日，孫文只得離開歐洲回國。這是自1895年廣州起義以來，孫文第一次公開回到國內，除了自己的「同誌」，大清國內大部份人對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說，他根本不了解孫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麽主張。 在香港，曾經的得力助手胡漢民前來迎接，他如今已是廣東軍政府都督。胡漢民告訴孫文，如果您繼續北上上海、南京，一定會被推舉為總統，但是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總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袁世凱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廣東練兵，將來對袁世凱和朝廷進行北伐，把全國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孫文沒有同意，他知道胡漢民這個都督是怎麽來的。廣東新軍起事後，他們原本是想擁戴原兩廣總督張鳴岐為都督（正如武昌新軍「擁戴」黎元洪一樣），不過，張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這才推舉了廣東籍的老牌革命黨人胡漢民。可見胡漢民這個都督也是「空頭都督」，是替別人當的。孫文認為，既然在廣東練兵也要從零開始，那還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國革命的大局」；袁世凱當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滿清王朝，強過用兵十萬。 經孫文這麽一說，胡漢民想想也對，他立即寫了一封手書，就把都督之位轉手「讓」給他人，跟隨孫文繼續北去上海。
此時的黃興、陳其美等孫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孫文的到來。黃興不僅已經向南京的準國會提出「讓位」於孫文，還提出不要選大元帥，要選就直接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各位「議員」最開始並沒有同意，他們仍然強調臨時大總統「非袁不可」。不過，黃興態度強硬，他甚至有要帶兵對準國會「施加點影響」的意思。「議員」們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強調孫文這個臨時大總統也是暫時的，只要將來袁世凱一「叛變」，孫文就必須「讓位」，這就是「議員」們答應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的條件。
地方實力派的態度為何會迅速轉變呢？他們並不是忌憚黃興手裏的「兵」——要知道這些兵說到底也是他們的，他們不過是請黃興出面來指揮而已，黃興並沒有實際上的軍權。但以都督為代表的獨立各省實力派總算是明白過來了：與其把臨時大總統之位一直給袁世凱預留著，那還不如先讓革命黨的旗幟孫文當上這個臨時大總統，逼一逼袁世凱和他麾下的將領們。獨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暫時走到前台的「持旗手」，黃興可以，孫文也可以，但都督們自己就不可以，否則其他都督就會有意見。而都督們無論選孫文還是黃興當臨時大總統都是不用擔心的，在他們看來，孫、黃就是過渡性的「傀儡」。孫、黃無軍無錢，不可能利用臨時大總統之名掀起什麽風浪，如此才為獨立各省迅速接受，連條件都不用談。如果實力夠，大家選舉他們，那還要與他們談條件。 當然，獨立各省答應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也並不影響答應袁世凱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反正還是在談判，先答應再說嘛。
對於黃興的這個舉動，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現在黃興倒是意識到了要爭取的是「政府」的職位，而不是有名無實的軍方職位，但他偏偏又要把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孫文。一直以來，宋教仁都希望黃興能夠出頭，擔任臨時大總統。在宋教仁看來，只有黃興當臨時大總統，才有可能讓他一直以來堅持的共和立憲落地——實行內閣制。 根據宋教仁的設想，未來中華民國的各個政黨都要公開競選國會的議席，獲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的領袖，就是內閣總理，他可以在本黨中挑選人員組成內閣。也就是說，內閣總理才是政府首腦，而總統就相當於英國的「虛君」，基本只是作為國家元首和國家的象征，執行禮儀上的活動。
宋教仁的這個設想一出，大家一片嘩然：不就是你自己想當總理，掌握政府實權嘛。看上去確實如此，宋教仁雖然有著極強的政治天賦和才幹，但他實在是太年輕了（29歲），這麽大一個國家，選一個不到30歲、聲望淺的人當總統這是聞所未聞，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長者當總統，宋教仁再出面組閣當總理，這是有可能的。 對於「想當總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較坦然，後來他專門在報紙上寫了兩篇文章答辯。他說，世人汙蔑我謀一己之私想當總理，由來已久，雖然沒有這個事，但是我不想辯解，我反而是以此來激勵我自己來當總理。國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麽國民人人都應該負責任，如果有人想當總理，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專制時代的「謀反」，國家和人民都應該歡迎才對呀。共和不是學習美國嗎？美國的小學生寫作文，如果說他立誌將來長大以後要為國服務，當總統，只會傳為佳話，我們為什麽就不能這樣呢？另外，作為一個虔誠的憲政主義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較坦然的，憲政只是要限制權力，不是不要權力，追求憲政本身並不意味著要消解權欲，卻是要堅持「限制權力」才是最大的權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這個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沒幾個，對宋教仁評價卻很高。他專門在報紙上寫文章，認為宋教仁「有總理之才」，應該以宋教仁為總理來組織內閣。對於孫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氣，說孫文這個人善於議論，不能做事，否定了孫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處放風，什麽等孫文當總統這是「兒童之見」，即使要選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反正就是明確反對孫文。
但如果宋教仁堅持內閣制只是為了他自己想當總理，那也稱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經過深思熟慮，認為民國的共和立憲只能實行內閣制的。此時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表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章太炎所謂的革命黨，其實指的就是同盟會中的孫派人物（以下簡稱「孫派同盟會」） 。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軍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軍） 都起來了，孫派同盟會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辦革命了，更不能以一黨（孫派同盟會） 來組織南京臨時中央政府，不能認為其他與孫派同盟會有不同意見的革命組織（比如光復會）就是革命的敵人。 另外，從軍隊的角度來考慮，「革命軍」的主力是革命的新軍。黃興雖然被推舉為總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會之人，那麽他領導的這支軍隊到底是革命的新軍，還是屬於同盟會的「黨軍」？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黃興就永遠無法取得真正的軍事指揮權。 最後，革命的新軍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會會員，但是，孫文等人也沒有實力來把他們統一組織起來，以「黨軍」掃平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一切政敵，建立屬於「黨」（同盟會）的絕對統治。既然如此，「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按照當時向西方學習的共和建國理論，將來民國成立後，需要實作「軍隊國家化」。軍隊是國家的軍隊，「需要與黨派脫離」。如果軍隊中還存在同盟會等任何組織或者黨派，那就跟以前大清軍隊中存在哥老會是一樣的道理，最終會造成軍隊、國家的分裂，甚至出現軍閥割據和混戰，不利於新生的民國。所以，章太炎認為，必須以「國在黨上」為理念，正好趁著孫文回國，解散同盟會——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如革命黨不肯自行解散，那麽就證明其標榜的天下為公是假的，立黨營私才是真。 應該說，章太炎的考慮代表了當時非孫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這對孫文本人和孫派人物的打擊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會威名的，正是孫文，他的手中沒有軍隊，在「革命的軍隊」裏幾乎沒有什麽資源和威望，卻有「革命的黨」（同盟會） ，擁有一定的政治資本。也正是因為如此，孫文才不會當什麽大元帥，他要當選臨時大總統，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張的那樣，連「黨」（同盟會）沒有了，那麽孫文就什麽都沒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還是同盟會的人，他不會徹底放棄同盟會。同盟會一直是革命黨，是秘密結社，革命黨人之前擅長的是暴動、暗殺等暴力活動，這與以國會為舞台的公開的政黨競選有著本質區別。宋教仁主張把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為政黨，以便有合法地位參與將來的國會選舉，而這也就是宋教仁為何要主張內閣制的原因。現在，各省的都督和實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團，牢牢把持著行政大權，百姓們在行政系統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難去當官、當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參選總統，但黨禁已開，百姓們可以自由組黨，也可以自由入黨、脫黨、換黨。實行政黨競選的內閣制，就是進一步把政治向百姓們開一道口子，讓人明白入黨是可以實作政治權利和政治理想的，從而把政治這個盤子做到最大，最終實作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說，從「建設」的角度，宋教仁的這種想法和袁世凱的「國民會議」有異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黃興出任臨時大總統，也是希望將來「讓位」給袁世凱之前，先把內閣制固定下來。
對於孫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幾年前他就評價孫文是「野心家」和「落後於時代的人物」。宋教仁認為，一旦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孫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總統之下再「橫插」進一個有實權的總理，他一定會學習美國式的「總統制」——由總統直接組閣，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其實總統制和內閣制並無優劣之分，但與即將誕生的中華民國不同的是，當時美國的選舉制度已經很成熟了，選舉權也緊緊掌握在人民手裏，總統就是由選民選出來的，而即將誕生的民國卻沒有這樣的條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國會選舉總統。如果再由總統組閣組成政府，那繞來繞去，未來的中華民國豈不是空有共和、立憲之名，還是一權獨大嗎？ 另外，實行內閣制，必然要將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為政黨，這就意味著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將來的袁世凱政權，只能以政黨競選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來制衡袁世凱的勢力。孫文和宋教仁不同，雖然他們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對於宋教仁來說，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孫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說是終生的革命家，孫文會從一直以來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轉變嗎？革命最終是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於革命的，而對於一直認為「革命就是取得政權」的陳其美等孫派人物來說，他們會甘心嗎？宋教仁對此抱有深深的懷疑。
12月25日早晨，孫文抵達上海碼頭，迎接他的有21響禮炮，宋教仁果然沒有出現在歡迎的隊伍裏，他甚至連上海都沒有去，還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輝極力勸說，宋教仁氣得滿臉通紅：「老兄你也學日本浪人（指一貫‘扶助’孫文的宮崎寅藏等人） 的那一套嗎？你的大元帥主張誤了事，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文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將怎麽辦呢？黃興食言不來（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 ，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畢竟是同盟會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樣徹底脫離同盟會，就必須「有大局意識」。在其他人的勸說下，宋教仁最終還是來到了上海見孫文。 果然，在同盟會內部會議上，就內閣制問題，孫文與宋教仁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孫文的態度比較生硬，他的意思是，為革命考慮，現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權力。既然現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舉我當總統，我們「就不能對唯一信任推舉之人再設限制」，我個人也不會屈從個別人的意見，把自己當成一個「政治花瓶」，「以誤革命大計」。另外，即使要推進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以專制來推進民主」或許恰恰是這塊土地上最現實的選擇，因為在專制傳統深厚的土地上，人們還沒有民主的習慣（多年以後，孫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憲分三步走：軍政、訓政、憲政）。 宋教仁毫不退讓，仍然堅持己見。他的意思是，共和立憲本已超越了君主立憲制，如果實行總統制，連內閣制也一並超越了。內閣不善，可以更叠；總統不善，罷免則很困難（民國總統實際上是地方實力派在內部平衡後推選出來的） ，如必欲罷免，必然引起政治動蕩，動搖國本（各地方實力派都會爭相推選自己陣容的「總統」）。所以總統制雖然在美國已經很成熟了，但在民國不一定合適。民國有自己的國情，如不顧國情，一味超越，欲速則不達。
現在我們知道了，孫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著根本上的分歧。孫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場。革命家擅長於「不破不立」，堅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將來主導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會成功；而宋教仁這樣的政治家會放棄這樣一種信念，即總想發明一種空前絕後的好制度，一種一勞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範圍內已有的制度裏選擇一種普遍最好的，再結合自己國家的國情進行學習和探索。在宋教仁看來，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現實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義，如果政治家總想憑空創造或者摸索出一條完美的道路，那麽就是危險的。 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都完全不一樣，兩個人自然是誰也說服不了誰，也無法達成妥協。 在其他人看來，宋教仁堅持和孫文「作對」，不過是不願意看到他在南京開創的一片天地中，最後是由孫文來「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沒人支持他，黃興勸說宋教仁必須服從「黨議」，尊重孫先生。宋教仁只得憤憤不平地返回南京，繼續向在南京的準國會遊說他的內閣制。 準國會（也就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自然不會理睬這個需要他們讓權的內閣制。 12月27日，準國會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與孫文會面，商議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的程式，三代表首先向孫文強調，這個「臨時大總統」是過渡性質的，將來還必須接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非袁不可」的現實，需要「讓位」給袁世凱。孫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緊，只要將來袁世凱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
另外，孫文還提出條件：總統就是總統，「臨時」二字可以不要，並提議中華民國從此改用公元紀年，他於公歷1912年1月1日就職——孫文對此又是有現實考慮的，此時還是農歷十一月初八，按照慣例，新的就職典禮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舉行，而改用西歷，孫文在幾天後就可以就職。 三代表表示這兩件事情太大了，必須趕回去請示，三人於是連夜把孫文的條件帶回南京。第二天，準國會開會認為，「臨時大總統」的「臨時」二字不能去除，因為此時南北尚未統一，統一的中華民國還未建立，正式的憲法也還未制定，正式的總統自然無從談起；至於改用西歷，出於讓孫文盡快就任的考慮，最終勉強透過。 12月29日，準國會開始選舉臨時大總統，候選人有三位：孫文、黃興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議員」們自然不會選湖北的黎元洪，黃興已經明確表示不會當，那自然就是選孫文了。一省一票，總共17票，孫文獲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給了黃興。選舉采用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我們有理由相信，孫文缺的那一票，應該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準國會再次透過決議，說明昨日已經選舉出臨時大總統，「已足見國民多數贊成共和，毋庸再開國民會議」。這個決議本身就說明了獨立各省同意讓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的秘密：他們急需一個人來繼續扛起革命的旗幟，阻止袁世凱的「國民會議」，這個人就是孫文。獨立各省實力派挾「民心」讓袁世凱接受共和，卻不許袁世凱挾「民心」來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凱獨自承擔「篡位」的罵名，一定要讓袁世凱也像他們一樣徹底地「背叛」大清朝廷，這樣他們才有真正的安全感。當然，如果按照召開「國民會議」的原計劃，投票權掌握在獨立各省都督手中，孫派同盟會必將迅速邊緣化，孫文也必須盡快就任臨時大總統，從而獲得與袁世凱「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孫派人物視為平等的談判對手，增強孫派人物在大清政權覆滅後權力再分配中的籌碼——孫文的臨時大總統和南京「臨時中央政府」，就是孫派同盟會與獨立各省實力派合力的結果。
1912年1月1日，孫文離開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臨時國旗。出於對孫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準國會（實際上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對準憲法【組織大綱】進行了修訂，增設了副總統一職；1月3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20多天後，準國會改名為南京臨時參議院，孫文果然選擇了參照總統制，不設總理，直接組閣。幾千年以來，一個以共和立憲為目標的「臨時中央政府」誕生了！
孫文組閣之時，宋教仁曾建議：內閣閣員全部用革命黨人，不用舊官僚。當然，宋教仁這又是在為內閣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全部用革命黨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變成了政黨內閣，革命黨就相當於自動改組成了政黨。而黨務（而不是暴動、暗殺）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長，只要成為政黨的領袖或者實際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當於內閣總理。但宋教仁這個建議註定是不會被采納的，出於現實考慮，孫文的內閣名單照顧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員，也有立憲派，還有革命黨人。
從【鄂州約法】起，宋教仁已經徹底地得罪了黎派、獨立各省實力派、舊官僚甚至孫派同盟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孫文原本提名宋教仁為內務總長，被準國會否決，僅僅擔任總統府法制院院長。許多人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 宋教仁是不會放棄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會把握時機付出不屈不撓的努力。
接下來，按照程式，南京臨時政府就該繼續「拉袁」了。地方實力派畢竟不敢徹底得罪袁世凱，畢竟還需要袁世凱去逼退皇室，必須要讓他放心：我們雖然在南京選出了一個臨時大總統，但這只是暫時的，「非袁不可」的現實仍然沒有改變。張謇對袁世凱發電：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擁戴你當總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甚至在孫文的誓詞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讓位」的意思：「至專制政府既倒……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這與其說是讓孫文就職的誓詞，不如是讓孫文表明一定會辭職的誓詞，也算是能讓袁世凱和他麾下的將領們在憤怒過後，又審時度勢，重新回到和談之路上。 雙方的代表唐紹儀和伍廷芳轉入了私下談判。共和已經在南方成為了既定事實，接下來要談就的不再是共和、君憲這些關於國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圍繞著袁世凱如何逼退皇室、孫文如何「讓位」的程式。這實際上是涉及到革命陣容、袁世凱以及皇室之間的一筆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開進行的，雙方就私底下你來我往，討價還價。
焦點也回到了孫文身上。孫文不是從大清原來的新軍將領搖身一變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黨人，或者說，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會輕易「讓位」嗎？
為避免「讓位」，孫文用盡手段籌款
孫文自然不願意「讓位」，至少不會輕易「讓位」。1月11日，孫文宣布自任北伐總指揮，任命黃興為陸軍總參謀長，準備對袁世凱和大清朝廷進行「六路北伐、合攻北京」。孫文的意思是，該談的都只管談，但並不影響他準備以武力來統一全國。 孫文這個大手筆確實令人瞠目結舌，但他首先要解決的仍然是那個自從鬧革命以來就有的老問題：籌款。 孫文回國時，傳言他帶回了巨額款項，還有先進的戰艦，並說他在外洋有良好的信用，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貸款。 沒想到孫文對記者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還是「精神」。
革命黨人可以說什麽都缺，唯獨不缺精神。孫文是不得不作如此表態，在從香港到上海的途中，他對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說：「幫助搞點錢吧！越多越好，一千萬、兩千萬都可以！」這個數碼驚得山田純三郎目瞪口呆。 在去南京就職的前一天晚上，孫文又對宮崎寅藏說：「你能給我借上500萬元嗎？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總統了，但身無分文……你如果不保證在一周之內給我借到500萬元，我當了總統也只好逃走。」
孫文說的是事實。組建一個新政府，那也就跟開一個新公司差不多，首先需要有錢把這個政府裏的人養活。但南京臨時政府沒有經濟實體，也沒有賦稅來源，各省都督只是需要先讓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至於孫文的實際花銷，他們是不會管的；稅收也不會上交到南京，不伸手向南京要就已經很不錯了。 孫文每天都在為錢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一次安徽省需要軍餉，孫文大筆一揮，批了20萬。胡漢民手持批條去財政部。然而，「庫中僅存十洋」。就是這十塊錢，據說還是陳其美的上海軍政府支援中剩下的。
南京的士兵都領不到軍餉，他們開始騷擾和搶奪百姓財產，簡直和過去的清軍沒有區別。南京臨時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大打折扣，孫文不得不兩次下令要註意軍紀，防止士兵搶劫市民財物。這是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唯一一次就同一個問題釋出兩個大總統令。孫文本來希望張謇來出任財政總長，讓他協助緩解財政危機，可張謇堅決不幹，只是勉強答應出任實業總長，而且長期住在上海，不來南京辦公。南京臨時參議院也在開會時常常連人都來不齊，有時候甚至只來幾個人。
沒辦法，孫文只好又去向列強政府借錢，但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沒有得到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國家的正式承認，自然也借不到錢了。列強公開的理由是：南京臨時政府不能代表革命之南方各省，其臨時參議院之「議員」，不是經合法程式產生。當然，列強有自己的打算：他們更看好袁世凱，真正支持的是袁世凱。 多年來，孫文一直希望從列強那裏獲得對革命的幫助，沒想到鬧革命時不給予幫助，現在南京臨時政府都成立了，還是不予以承認和幫助，這對孫文的打擊又是巨大的。一個新政權，如果沒有得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這意味著無論是在現實還是歷史中，南京臨時政府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尋求合法性，成為了孫文迫切的心理需要。 孫文向記者表示：只要列強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即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也就是說，孫文不惜以放棄北伐為條件，首先獲取列強政府的承認。或者說，孫文也知道袁世凱必將出任臨時大總統，所以希望在「讓位」之前，南京臨時政府能夠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但結果仍然令孫文失望了。
孫文只好又去找日本人。宮崎寅藏、山田純三郎等人沒錢，還是只能去找日本政府，但南京臨時政府拿不出任何東西作抵押。孫文和黃興盯上了原本屬於大清的經濟實體——漢冶萍煤鐵礦公司。 一直以來，日本國內的八幡制鐵所都需要從漢冶萍進口優質鐵礦石，還是在大清時，日本人就特別熱衷於給漢冶萍貸款，當然，日本人是想透過貸款，把漢冶萍變為中日「合辦」，最後達到控制漢冶萍的目的。此時漢冶萍已經從日本銀行貸款1000萬，孫文方面就提出由漢冶萍代南京臨時政府再借500萬，日方只要支付部份現金，其余的用於南京臨時政府向日本三井物產購買軍械。除了這項優惠條件之外，同時還規定：漢冶萍股本是3000萬，借款總額1500萬元作為日本的股份。這樣，日方的股份就占了一半，日本只要再付出不到500萬的錢，就達到了對漢冶萍「合辦」的目的，日本方面肯定會同意的。
日方果然同意了，不過他們再加了一條：南京臨時政府將來若對外國出讓礦山、鐵路、電力等權利而借款時，應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讓於日本三井物產。 日方沒有問題，接下來必須搞定漢冶萍公司。這個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就是已經逃到日本的盛宣懷。黃興在電報中警告盛宣懷：你必須同意，否則就派兵沒收你在國內的財產。 一聽說「革命的政府」要沒收自己的私人財產，盛宣懷也不得不同意，他最終與黃興達成協定：南京臨時政府負責保護和發還盛宣懷在國內已被充公的財產，盛宣懷同意由漢冶萍代南京臨時政府向日方借款。
2月2日，孫文、黃興在與日本的借款合約上簽字；2月13日，日本把200萬交付給南京臨時政府。孫、黃總算是解決了燃眉之急。 而盛宣懷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此事雖然是在私底下進行的，但在簽約當日即被上海報紙報道。章太炎立即跳出來「表示強烈譴責」，就連實業總長張謇也嚴厲反對。張謇對孫文說：「這件事情事先沒有透過我，大總統您私自決定，而事後您又不允許我進行補救，我這個實業總長實在是屍位素餐。」張謇堅持辭職。
在湖北的黎元洪副總統趁機找到了攻擊孫大總統的機會，他攻擊得相當尖銳，說當初的大清朝廷都不敢做這種交易，把漢冶萍大張旗鼓地交給日本人，現在南京臨時政府卻倒行逆施，悍然為之，此種野蠻專制行為，恐怕連滿清余孽都會笑話我們革命黨人，百姓們也會說我們連滿清政府都不如。黎元洪還攻擊南京臨時政府「威嚇」臨時參議院議員，唆使少數議員秘密開會，擅自透過借款合約。黎元洪甚至提出要把簽訂合約之人槍斃，他表面上指的是盛宣懷，實際上是暗指孫、黃二人。
各省終於釀成了「反對中日合辦、廢除合約」的風潮，南京臨時參議院也向孫文發出質詢。不過，社會輿論也普遍認為，這應該是孫文和黃興受了盛宣懷的蒙騙，因為這位盛大人在「保路運動」中早已經是臭名昭著，沒人相信他了。孫文和黃興就把與日方廢除合約這個燙手的山芋又扔給了盛大人，表示只要盛大人辦好這件事，將來可以代為向袁世凱疏通，使得盛宣懷能安然回國。沒辦法，盛大人只好來滅火，合約最終廢止。
孫文仍然沒有停止借款的步伐。2月3日，孫文向日方提出：希望再借1000萬，條件是把滿洲「租借」給日本。為了說動日本人，孫文還說明，此項借款是用於對袁世凱進行北伐——日本也一向視袁世凱為大敵——現在南京臨時政府還能與你們簽訂這樣的密約，但如果我們借不到錢，政權就要落入到袁世凱手中，到時候他還會不會與你們簽訂這樣的密約就很難說了，所以希望能夠在2月9日之前得到確切答復，否則一切都遲了。
此時，與袁世凱的和談大局已定（2月12日，隆裕正式下詔宣布退位），孫文對日本人說了實話：如果我們借不到錢，那麽只有在南京臨時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先與袁世凱締訂和議，以防天下大亂，將來再慢慢想辦法謀取軍費，策劃再舉，以武力掃除北京勢力，擬定革新天下之方案。也就是說，孫文仍然認為，「袁世凱不可信任」。只要能夠籌集到必要的經費，能夠維持南京臨時政府的運轉和支撐北伐，即使與袁世凱的談判已經達成，皇室已經退位，中華民國「共和」已成，他還是會想辦法以武力對付袁世凱。 在當初與胡漢民的商議中，孫文曾經反對北伐，現在出任了臨時大總統，卻又突然力主北伐，看來，相比於透過「拉袁」來獲得共和，孫文更看重的是如何讓革命黨人取得政權，如何讓「革命成功」。 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同意借款。不說南京臨時政府並沒有實力控制滿洲，所謂的「租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且日本人認為，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已經取得了南滿，北滿還在沙俄手裏，「租借」也無效。
現實面前，孫派鐵桿黃興、汪精衛等人都勸說孫文斷了北伐之念，回到對袁世凱「讓位」的「預定軌域」上來。透過對袁世凱「讓位」來獲得共和，雖然不那麽圓滿，但這也許是這麽多年來為革命努力奮鬥的一個最好的結果，相比陸皓東等歷次起義已經死去的人，生者又何須計較個人名分！ 據說汪精衛還逼問孫文，您不「讓位」，難道是留戀總統的職位嗎？並說了句特別難聽的話，「袁固多詐，孫亦無恥」。（章士釗：【孫黃遺劄密詮】） 孫文是在萬般無奈、直到最後一刻才放棄北伐的！
陶成章之死是孫派鞏固南方地位的大事件，他們仍然站在與袁世凱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袁世凱仍然只能把孫派當作和談對手。而接下來遭遇暗殺的人，就是袁世凱本人。 1月16日，退朝回來的袁世凱車隊在東華門外遭遇炸彈襲擊，當場炸死多人。袁世凱被扣在炸翻的車下，爬出來後逃出一命。這次直接實施暗殺的是同盟會京津支部的革命黨人，他們有沒有接受孫文或者南京的指示？這又是不得而知，總之，如果袁世凱被炸死，自然也是南京方面願意看到的。 暗殺過後，袁世凱被嚇破了膽，深居簡出再也不敢招搖過市。 還是趕緊實作共和吧！共和實作了，至少革命黨人就沒什麽暗殺他的理由了。
袁世凱終於要面對逼退皇室這道難題了。隆裕也沒什麽牌可以打了，她曾經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要求袁世凱救救他們孤兒寡母，每天親自給袁世凱制定選單，派100多位太監把100多道菜親自送到袁府上，中午、晚餐各送一次，其中還有一塊給袁家用於祭祀祖宗的肉。因此，袁世凱吃飯就變得很麻煩了，首先他得沖著那道聖旨和菜譜叩頭，然後把那塊肉獻到祖宗的牌位上。袁世凱只好趕緊上奏請太後免了賜給他的禦膳。 為了籠絡住袁世凱，隆裕太後又想出了一招。她賜給袁世凱一等侯爵的爵位，與當年的曾國藩同等待遇，據說前去宣讀懿旨的是已經辭職的載灃。很顯然，這是讓載灃為當初開缺袁世凱而道歉。袁世凱再三上奏推辭，最後隆裕幹脆下旨「不許不接」，袁世凱這才接受。 大清氣數已盡，再也沒有當年的曾國藩相救，只剩下袁世凱來善後了！
袁世凱一定會適應形勢逼退皇室，但也一定會保全皇室。對於他來說，出任臨時大總統有兩個合法性來源，除了南方孫文的「讓位」，還有皇室的退位，這兩者缺一不可才能造成共和。袁世凱畢竟是大清官員，南方實際上一直是他的敵人，他一定會更看重來自朝廷的這份合法性。如果說他與大清朝廷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系，那麽他與南方就是「政治交易」的關系。站在袁世凱的立場，他也不想從曾經的「敵人」南京方面承接政權，只想從大清朝廷承接政權，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黨的總統」了，保全皇室的安全與體面，這是他作為大清內閣總理的職責，是他最後的情感所系，也是他維護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他的體面。
在多次指示唐紹儀一定要爭取最大的「優待皇室條件」之後，1月20日，袁世凱提出了方案：由朝廷授權（註意）他在天津組織南北統一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成立的同時清帝宣布退位；清帝退位兩日後，南京臨時政府即行解散。 新的共和政府來自朝廷的授權，也就是說，袁世凱讓朝廷包攬了他的全部合法性，不關南京臨時政府什麽事了，甚至新政府所在地連北京都不是，而是袁世凱的老根據地天津。這相當於為皇室留下了一個北京城，實際是另一種形式上的「虛君立憲」！
袁世凱的伎倆自然逃不過孫文的眼睛，孫文令伍廷芳傳達他的意見：清帝退位後，大清的一切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其臣」，新政府的組建必須透過南京。 看來，雙方爭論的焦點是「大清是否先滅亡」。袁世凱的意思是，大清是已經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而南京臨時政府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如果大清先滅亡，那麽中國大地上豈不是一時間就沒有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了？國際關系如何處理？如何對待外人？當然，袁世凱其實是以這個理由，為他的合法性來自大清而作最後的爭取。
然而，1月22日，孫文不顧伍廷芳的堅決反對，突然以通電的方式公開向袁世凱提出了最後通牒。「讓位」必須分五步走：首先，清帝退位，由袁世凱電告國際社會並請各國駐京公使或者駐上海領事轉告南京臨時政府（這相當於借「讓位」之際讓國際社會變相承認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合法性）；然後，袁世凱明確表明贊同共和；第三步，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第四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最後，袁世凱在當選臨時大總統之後，必須宣誓遵守參議院制定的憲法。 不得不說，孫文的這個最後通牒確實是對袁世凱的反戈一擊， 這等於告訴了世人：孫文的臨時大總統之位和南京臨時政府都成為了正統，臨時大總統之位就是孫文「讓」給袁世凱的，而不是袁世凱以逼退皇室之功「該得的」。袁世凱成為臨時大總統的合法性不僅不是來自大清，而是全部來自南京。孫文主動「讓位」，就是為了共和，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而袁世凱在事實上是「用大清江山換來了總統寶座」，徹底淪為大清「篡臣」，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道德的責難更加深重——將來的袁世凱不僅會在革命派的史料中留下「竊取革命果實」的罵名，同樣會在清史中留下「篡臣」的罵名！
這自然讓袁世凱很憤怒，他立即提出抗議，譴責孫文為什麽要為議和突然提出附加條件。不過，袁世凱抗議是抗議，他發現自己還真沒有辦法拒絕。孫文早就在通電說明這是最後解決辦法，如果談不成再起戰端，開戰的罪名和責任都由袁世凱負責，如果堅持拒絕，輿論是會一致譴責袁世凱的。「篡臣」的罵名看來是背定了，袁世凱心裏多少還有點愧疚，但對於「竊取革命果實」的罵名，他實在是心有不甘。小偷能偷走一只雞、一頭牛，但還能搬走一座房子嗎？ 伍廷芳對這份通電也極為憤怒，他憤怒的不是內容，是孫文的方式。孫文此舉相當於把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所做的幕後交易全部曝光。對於伍廷芳這些自詡為社會名流的人來說，以前談談君憲、共和等國家前途之爭還符合身份，現在孫文越過伍廷芳直接發表通電，在公眾面前曝光這些幕後交易，令伍廷芳等人顏面盡失。伍廷芳憤而電辭議和總代表之職，而據說充當議和參贊的溫宗堯甚至聲稱如果有一支手槍的話，就要去打死孫文！
皇室自然也看到了這份通電，反正已經曝光了，袁世凱幹脆公開和皇室撕破臉面。1月26日，前線將領段祺瑞等人聯名通電，要求清帝退位，否則他們將從前線返京，與阻撓退位的王爺們剖陳利害！ 就在這一天，京津的革命黨人又成功地對皇室中反對退位的良弼實施了暗殺。良弼沒有袁世凱那麽走運，經搶救無效後死亡。王爺們對「留住大清江山」抱有僥幸心理，不過想繼續躲在大清朝的溫室裏，現在發現連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只好悄悄打點好家產，取出存款，隨時準備出逃。再也沒人來阻撓退位了。 袁世凱已經為皇室爭取到最大的優待條件——至今我們能夠見到的有關清帝退位條件的修改稿，以袁世凱手批版本給出的條件最為優厚，這大概是他最後的補償吧。 最後的條件包括仍然保留清帝的稱號；中華民國政府按照對待「外國君主之禮」來對待溥儀與隆裕；每年由民國政府直接撥付400萬兩白銀做生活費；隆裕母子以及他們侍衛、太監宮女等還可以繼續居住在紫禁城——大清的天下，被限制在了紫禁城裏頭了。 對於隆裕母子來說，住房問題解決了，還有生活費——日本天皇沒有退位，還不一定有這樣的待遇。這樣對待「前朝」的條件，不僅為幾千年以來未有，甚至在人類歷史上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就退位吧！
1912年2月12日，隆裕下詔，宣布率同溥儀退位。也許直到退位的這一刻，隆裕都想不明白，大清究竟是如何自己把自己給搞死的？載灃曾經怕丟了祖宗江山，最終以火箭般的速度丟了祖宗江山；官員們曾經怕遺失權力，最後發現連腦袋都不一定保得住。 在最後幾年的光陰裏，體制僵化莫過於晚清，改革步伐之大莫過於晚清，甚至思想之開放也莫過晚清，然而大清終究亡了！ 這是大清最深刻的教訓。
袁世凱獲得了「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的權力，詔書同時規定了「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未來的中華民國，不僅要共和，更要大清多年以來一直努力的憲政。 接下來，該輪到孫文履行他的諾言，送上辭職書，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了。
引自
：【晚清最後十八年：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全4冊）】
作者：黃治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