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稅在制度上的牽動作用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間接稅是企業在負擔。企業以及行業，其實是作為一個站在員工集體前邊納稅代表。無論間接稅多復雜，最終體現於薪金和物價，國家更好掌控稅收博弈的水平。所以，基層組織和執法人員，沒有那麽大的壓力。而如果收了直接稅，稅費的上漲都是攤在明面上的，其實民意牽動就特別大了。就像間接稅漲稅，民眾感覺不敏感，只會覺得物價漲了。國家調控物價，手段之一就是管控稅率。但如果是直接稅，就會和電費一樣，直接牽動民眾對公共政策的意見。漲的多，漲幅大，都會有政治影響。如果不漲，就像今年一樣，企業那邊生產又會出問題，其實政策靈活性降低了。所以，如果以直接稅為主的話，必然意味著，人民代表制度，議席制度，聽證制度，基層民主，必須落得更實。因為間接稅的民間稅收博弈代表，其實是企業，圍繞的是物價。而直接稅的民間稅收博弈方，就是民眾本身，而合理博弈下，肯定會形成民意代表，對基層政治要求更高，但企業就釋放了一定的精力和成本空間...
兩千年的農業稅時代，最後都會形成士族門閥，地方郡望，鄉賢縉紳等強勢時可隱匿戶口的強大階層...它們首先就是莊園主，就是稅收博弈的民間代表。稅收形式，和國體的關聯是很高的。直接稅，代表的就是政權與民眾的稅收博弈。所以你看西方，它那套政治制度，一會兒左一會兒右，一會兒高保障高稅收，一會兒高自由度低稅收，其實和他們的稅收制度也是匹配的。中國呢？讓不再受制於間接稅的企業家，和本身就是吃財政的人去代表？還是產生自下而上的代表？其實面對負稅人好就好在，集中制的國家可以直接對物價和民生指標下手，制定企業政策來調整稅率。企業就是稅收博弈的民間代表，把企業和民眾綁在一起了。而面對納稅人，國家反而成了與民間代表的博弈方...西方那套可以這麽搞，因為他們的流水總統和流水內閣就是出來唱白臉搞博弈的，它們不是集中制，而是議席制。
某教授說，無代表不納稅。其實反過來說，納稅（而非負稅）會催生出代表。負稅可以無代表，因為負稅的代表就是企業本身，國家需要聚焦於管控企業政策。而直接稅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確權，權責對應，實際上是私有產權再進一步的制度配套。現階段來看，中國稅制轉型暫時還不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