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普即將再次入主白宮，美國時尚服裝業早早開始擔憂自己的命運。
原來，在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杜林普將普遍的關稅作為其經濟綱領的核心原則，提出對來自所有國家的商品征收10%-20%的關稅，更計劃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在其看來，此舉既能提高海外制造業對美國的出口成本，迫使其回到美國建廠，為國內創造就業，還能打擊中國的供應鏈優勢，削弱中國國力，可謂一舉多得。
但誠如美國服裝業的哀嘆，「加稅經濟學」只是一廂情願的臆想。
紡織工業是中國最早完成趕超的重要工業部門。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中國就建成了完整的棉紡織產業鏈，掌握了設計制造棉紡織器材的能力。改革開放後，依靠外延拓展和科技進步，從原料生產、紡紗織布直到成衣制造，中國紡織工業在所有環節都實作了自主發展，並積累了最頂尖的裁剪和縫紉技術，根本無可替代。盲目加征高額關稅，所帶來的成本增加必然轉嫁到美國消費者身上，最終讓美國時尚服裝業元氣大傷。
西方一些政客總認為，過去是西方國家向中國轉移了大量產能，疊加中國的勞動力紅利，才成就了今天中國在供應鏈上的優勢地位。所以在制造業回流的相關政策上，驢象兩黨都愛在錢上做文章——或是透過公共投資、稅收減免等政策，給本土企業激勵；或是以貿易保護、定向補貼等手段，擡高海外企業的生產成本，似乎只要抹平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美國自己就能如「空中樓閣」一般，冒出新的產業鏈「平替」。
但無論是作為傳統優勢的服裝、打火機，還是後來居上的新能源汽車、光伏，歷史與現實一再說明，中國的產業鏈優勢並不完全源於人力資源，更多是依靠行之有效的產業政策、持之以恒的自主創新、套用場景豐富的市場條件、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等因素累積產生的綜合競爭力。這就註定了不管是「關稅大棒」，還是「友岸外包」，其政策出發點就是錯的。從奧巴馬以來，連續三屆美國總統的「再工業化」努力都收效甚微，就是最好的證明。
更進一步看，西方政客選擇無視中國制造能力的先行程度，持續不斷制定南轅北轍的政策，其中既有傲慢的因素，也有一部份轉移矛盾的意圖。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問題，歸根結底是美國制度結構性矛盾所帶來的最終結果。
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追求的，從來都是資本如何能在更大範圍內增殖，進而攫取更豐厚的利潤。如此一來，產業結構必然脫實就虛，深度沈迷於「錢生錢」的金融遊戲。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的美國總統，不可能「自我革命」，真正向「華爾街」開刀，只能滿世界找「假想敵」甩鍋，用「加稅」政策，表示一下自己幹了制造業回流的活兒，在任期內拖緩一下失業率高企的矛盾，哪管日後「通脹」洪水滔天。
極化的黨爭問題，也使得制造業回流成為面子工程。盡管兩黨在制造業回流的目標上一致，但具體政策存在分歧。例如，民主黨主張利用多邊貿易體系和規則，而共和黨堅持實行單邊貿易保護和制裁；民主黨主張實施寬松的移民政策，而共和黨傾向於透過限制性入境移民政策保護本土工人利益。這樣的背景下，企業面臨較大的政策不確定性，對回流效果也產生不利影響。猶記得，在杜林普上一個任期時，富士康宣布計劃在威斯康辛州投資100億美元建廠，結果拜登上台後，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工廠迅速「爛尾」，淪為科技界的笑柄。
發展制造業需要完善的產業鏈、穩定的營商環境以及充足的勞動力等條件，擁抱開放合作、堅持長期主義的國家才有機會踏浪前行。
無視自身問題，臆想依靠拖住別人的腳步讓自己跑得更快更遠，只會迎來一個又一個跟頭。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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