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作家、編劇瓊瑤童年時代曾與家人一起旅居上海一年多，期間因經濟困難，家庭生活十分艱難。說著一口四川話的她和弟弟們，入讀小學後，在適應環境上也遇到很大困難。但就在這段時間裏，年少的瓊瑤遊走於十裏洋場，萌發了創作的火苗。瓊瑤自傳【我的故事】中詳細記錄了這段日子。
【我的故事】
瓊瑤 著，新經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10月。
「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走」
「從四川的鄉間到十裏洋場的上海，這兩個地方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看到滿街穿梭不停的車水馬龍，簡直看得眼花繚亂。」瓊瑤1989年7月首次出版自傳【我的故事：雪與火交織的人生】時，這樣描寫她童年時看到的上海。
瓊瑤生於1938年，正值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中國軍民剛剛在台兒莊戰役中重挫日軍，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提出中國人民要以大聯合抗擊侵略者。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瓊瑤一家長期處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瓊瑤父親陳致平是同盟會成員、民國元老陳墨西次子，畢業於北京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系，1937年因日軍侵占北京，轉入成都私立光華大學、國立同濟大學任教。陳致平一生堅持書生本分，從未放下教鞭。
抗戰勝利後，1946年初冬，陳致平帶著妻子和4個孩子，隨同濟大學一起從李莊臨時校園遷回上海。教員們被安置在外白渡橋附近的金山大樓，這裏是同濟大學租用的宿舍。瓊瑤和兩個弟弟入讀上海市第十六區中心國民學校。
上海的生活開支大，陳致平一個人的薪水需要養活全家6口。旅居上海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們一直面臨經濟困難，瓊瑤的母親袁行恕後來也到中學當老師掙錢貼補家用。9歲的瓊瑤因此經常放學後要跑步回家，代替母親照料幼小的妹妹。
金山大樓現地址為黃浦路43號，實際位於大名路臨街，是一棟清水紅磚外墻的6層建築，6樓有明顯的加建痕跡（瓊瑤記錄也為5層）。這棟大樓是禮查飯店（現為中國證券博物館，曾為蒲江飯店）的附樓。大樓建於1908年，本是旅館建築，每層有28間標準客房。1937年，一二層被改造為商鋪和附屬用房。
瓊瑤在自傳中提到，當時一家人分到4樓的一間房，「每一間都是一樣的，附帶一間小小的浴室，有洗澡盆而沒有馬桶」，上廁所要到每層盡頭的公用廁所。6口人住起來也非常擁擠，房裏只有一張床。父親在大書桌上批改考卷，晚上把棉被一鋪，瓊瑤和弟弟就睡在上面。母親在浴盆上搭塊板子，買來爐子，生火做飯。隔幾天，她就移開爐竈，「孩子們集體洗澡」。
「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貴得驚人。我們三個大的正在飛快地長大，衣食住行樣樣需要錢。」在滬期間，吃住開銷都很困難的情況下，「住在雅爾培路（註：今陜西南路）一棟非常講究的房子裏」的大舅一家，給瓊瑤一家提供了很重要的物質支持。
瓊瑤母親袁行恕也出身望族，其父親袁勵衡是著名銀行家，1908年參與發起創辦交通銀行，為首任行長。袁行恕的大姐袁曉園是中國第一位女外交官，四妹袁靜是著名作家。袁行恕與當律師的大哥團聚時，父母均已去世。大哥心疼小妹，就與妹夫陳致平談話，勸他放棄大學教員的職業，改行做更掙錢的事情，後者大怒拂袖而去。
大舅母常常帶著很多衣服來到瓊瑤家，裏面有許多小紗衣、小紗裙，是外祖母為瓊瑤的出生而定做的，她沒穿成，正好給小了八歲的小妹穿。「看到這些衣物，別提了，母親又哭了好幾天。」瓊瑤寫道，「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走。」
「流浪的日子該結束了吧」
「童年的我，從成都到湖南，經廣西、越貴州、回四川，再來上海，我真走了一條漫長的路。這段路不僅漫長，而且充滿了狂風巨浪。」「我們終於安定下來，苦雖苦，總是闔家團圓的。」瓊瑤與家人在上海，無論大人小孩，都在努力適應新的環境。
同濟大學當時的臨時校址位於四川北路現民辦新復興初級中學，陳致平當時的通勤距離有2.6公裏，可能要坐電車。孩子們上學則近得多，現南潯路281號上海音樂學院北虹高級中學就是上海市第十六區中心國民學校（後為虹口區第一中心小學）舊址所在，距離金山大樓約400米。
陳致平把三個孩子送進小學，接受教育，但適應學校的過程，卻讓孩子們吃了不少苦，給瓊瑤留下了極深的記憶。首先是語言問題，同學們都說上海話，她和弟弟們一口四川話，「我語言不通，老師說什麽我不懂，同學說什麽我也不懂」。土裏土氣的自己也讓瓊瑤在同學們面前感到自卑。數學底子差，加法都不會，成績完全跟不上，還好她從小跟母親學背唐詩，閱讀能力強，語文還不錯。
「在學校中真是苦極了，上海的孩子會欺生」，上學第一天，在操場上排隊時，瓊瑤就被同學們推出佇列，老師又過來罵她不排隊，瓊瑤哭著跑回家。哭了一晚，第二天還是要上學。她說，父母要鍛煉孩子們的獨立生活和適應能力。
雙胞胎弟弟麒麟總跟同學打架。二弟也是淘氣包，總是要求上廁所，一節課上十幾次廁所，終於把老師氣壞了，不讓他去，他最後居然在教室裏小便。最後大姐瓊瑤在課堂上被訓導主任叫出來，帶兩個弟弟回家。瓊瑤驚訝地發現弟弟們的嘴上都被紅筆畫了大大的紅圈，原來這是當時的校規，是講粗話或做錯事的懲罰，「洗好幾天都洗不掉」。
400米的回家路，就像他們曾逃難走過的漫漫長路，路人還不時來嘲笑，姐弟三人一路大哭。瓊瑤寫到：「我在那一瞬間體會到我是這個家庭的長姐，兩個弟弟終生都是弟弟，不論他們怎樣，我再也不要和他們分開。」
就在這樣各種困難交織的時候，瓊瑤的文藝創作生涯也悄然開始。近日滬上媒體紛紛報道「瓊瑤的處女作發表於上海」，指的就是1947年12月6日【大公報】星期日副刊發表的【可憐的小青】，署名瓊瑤本名「陳喆」。短文中寫了一位10歲的小女孩小青，因為家庭太貧窮，最終因過勞且無錢治療而死去。文末的一句話「唉！這樣好的一個孩子，她一點過錯也沒有，為什麽會死呢？」猶如當時瓊瑤對眼前生活的拷問。
【解放日報】提到時任【大公報】「現代兒童」欄目主編、兒童文學家陳伯吹選中了這篇投稿，認為文章「感情真摯，文筆清麗」。陳伯吹是中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和出版家，也是上海人，在上海舉辦的「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瓊瑤說這次投稿是因為父親讀了她的文章後「似乎頗受感動」，就幫他寄給了【大公報】。刊發後，瓊瑤興奮得茶飯不思，「整天舉著報紙，讀了起碼100遍」。40多年後，在她撰寫自傳時，她已經記不起這篇「處女作」到底寫了什麽，但還記得「那可憐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
發表作品後，「小作家」迷上了寫作，每天下課回家就寫作。這時，另一個重要契機出現。中國話劇的發源地上海，為瓊瑤的創作生涯點燃了火苗。
瓊瑤的四姨袁靜參加話劇社，演出曹禺的話劇【北京人】。這部話劇創作於1940年，被認為是曹禺最精彩的代表作之一。「當年小四姨是個胖妞，很有喜感，出演重要的配角」，瓊瑤因此拿到招待券去看戲，她把這次經歷看作是「最快樂的事」，一下子喜歡上了戲劇，一回家就寫個不停。
「不會分場，我全寫獨幕劇。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寫雙人劇。父母看了我的編劇，只是笑，因為我的取材，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對白。所談的問題，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雖然瓊瑤說自己童年寫的劇本「真可憐」，從來沒有發表過、演出過，最後都扔進了垃圾桶，但有了快樂創作的日子，也讓她融入上海更容易了。
後來，瓊瑤學會了上海話，經常抱著妹妹在外白渡橋看日落，和兩個弟弟去外灘公園玩耍，學會了享受「生活圈」。這些快樂不長久，物價飛漲，局勢不穩，「戰爭又逼近了」。母親帶著4個孩子回到了湖南，父親則在教完那個學期之後返回。瓊瑤短暫的在滬旅居結束，再來上海，是改革開放後的事了。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